权力，居于上位而支配人、财、物之势也，犹如水从高处落下的势能，可以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然配置不当，则成患也。水少则旱，水多则涝。当今中国的权力之患，如洪水泛滥，危害四野。治权之法，堵之为下策；导之方为上策。

中国的权力之起，犹如青藏高原的“三江源”——本来可以沿长江、黄河、澜沧江分流而行。长江如经济（企业）之权益，黄河似政治（执政党、政府等）之权能，澜沧江为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之权威。三种权利各行其道，各尽其能，互相促进，相互制约，共同孕育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并连通外域。

然人性有偏，人事有违地理与天道之处。经几千年之历史演变，当今国企、科教文卫事业单位尽归党政部门掌管——犹如三江源人为归一统于黄河。不仅长江失去了25%的水源，澜沧江失去了15%的水源，且失去了居高临下的势能，行进缓于世界其他江河。权力配置之失当，致使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落伍。经济停滞，不得已引入外资。外资犹如天上饱含水汽之云，天上（国外资本市场）冷（利润低）则凝结成雨（投资）落到地下（中国），天气热则连本带利蒸发（资本转移）到天上。学术落后，犹如天旱。先是向西求雨（到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求雨不得却意外地遇到了暴风骤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以为已经是涝灾（封资修的东西太多了），就让红太阳暴晒，结果天大旱，满地荒芜。指导理论亦如退化之生态，雨林变丛林（基础理论变成应用理论），难抵西风之侵蚀。

黄河一统三江之水源，看起来水势浩荡，然流经黄土高原，夹裹了泥沙，变成了洪水。“泥沙”就是那些靠组织、靠“贵人”、靠“拼爹”、靠“大哥”，失去了自主性，别无他能、只会跑关系的官吏、官工、官商和混民。洪水浊浪滔天，流到地势平缓的下游，便成为水患。计划经济加上不断搞运动，犹如修起了千里堤坝并不断加固，方能避免成灾，但损失了灌溉舟楫之利。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如堤坝上不断开渠引水，灌区粮食增产，但堤溃、水漏之事不断增多——贪污腐败大量产生。

治权之根本方法，就是从源头上将国家权力和资源一分为三，让全民所有资产名正言顺（不再作为国有资产），其经营管理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按经济规律运行——犹如让通天河的水回归长江；把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权力和经费也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按学术发展规律运行——犹如让澜沧江源头的水流入澜沧江、湄公河。这样才能保证强企兴科。企业强则经济强。国家给科教以权力和经费，让创新能自主完成，人才能自然成高长大，科教兴而后方能兴国。经济和科技实力增强，则政治、军事、外交才能有实力做后盾。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气魄是这样的博大：能想到把昆仑山“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使“环球同此凉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这种博大的政治气魄，将党政权力的“三江源” 一分为三，一源还给经济，一源还给科教，让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况且，这不是“遗欧”，也不是“赠美”，而是给本国的企业界和教育、科技、文化界；同时，也是本应如此的回归自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中国古代尚有“君统”与“道统”之分。“道统”相对独立，制约“君统”，传承文化，虽有改朝换代，而文明得以延续，并扩散到域外——犹如澜沧江水流入东南亚，滋润他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之相对独立，形成稳定的三角支撑，一方有变，整体尚稳定。如果三者合而为一，成一旗杆，如有变故，则整体不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