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并没有在德意志境内“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大、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反而在法国这样中世纪制度松动的国家爆发。有人将其总结为托克维尔定理：“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改革过程中革命的风险最大”，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如果不转型、不改革，革命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托克维尔显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拒不改革的革命风险很大（如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改革不当的革命风险也很大（如托克维尔时代的法国），改革是必须的，不同的改革道路才是决定成败与否、风险高低的关键因素。
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
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
起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欧洲甚至世界历史有着既深且广的影响。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与评价，历来呈现出极化的态势，有“大革命是后来一系列更进步革命的先驱”之说，有“大革命使平等压倒自由”之说，有歌颂“大革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痛斥“大革命放纵卑劣、暴虐及人性中的所有恶”……
对大革命歧异的评价，显然起于对大革命成因的不同理解。1805年生于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亲身感受，父母曾在大革命时被抓了起来，差点儿上了断头台。他本人有过从政经历，当过众议员，还当过几个月的外交部长。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建立后，他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及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
由于恣意汪洋的写作风格及其思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托克维尔在书中的洞见，此起彼伏，但看起来不连贯，因此只有在统览全书后，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他的洞见。在书中，托克维尔不时将法国与英国对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一个线索：以英国为对照组，以法国为实验组，一些参数相同，一些变量不一样，最后是法国而不是英国爆发了大革命，那么理解了英法两国的不变与变，我们就可以理解大革命的成因。
英法相同的初始条件：中世纪制度
由于革命是政治事件，许多人关心革命前后政治制度的嬗变，这种囿于政治制度的思维会局限我们对大革命成因的理解。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制度（核心为产权制度）是最为基本的制度，是第一位的；政治制度反而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中世纪制度”或“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按等级（身份）界定权利的产权制度，土地归诸多的领主（贵族）保有，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人身依附领主，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土地上，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亦不能自由迁徙（甚至领主对农民的新婚妻子拥有初夜权），要定期不定期向领主缴纳租税。这种以实物、劳务或货币形式缴纳的租税，有两重性，一是地租，农民耕种土地的租金；二是赋税，因领主也向农民提供人身保护、法律裁决和救济等，在这个意义上，领主就成了本地政府。
正如托克维尔说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第一编第四章）。
领主或贵族除了拥有上述经济特权和本地政治权力外，亦与国王一起分享全国性政治权力。而所谓国王，一开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而已。即使国王是最大的领主，但其他领主联合起来足以跟国王抗衡，鉴于这样的实力格局，尊重彼此包括经济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共同统治，就是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另外，国王如要从事战争，就必须募集资金解决战争财政问题，就必须向贵族和平民征税，在贵族阶层实力强大之时，没有贵族的同意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更有与贵族分享统治权的必要了。
一言以蔽之，封建制度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在此基础上，亦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安排。领主（贵族）拥有两种封建权力：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那么，英国和法国分别是如何走出中世纪的呢？英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贵族放弃了经济特权，保留了政治权力；法国道路则反过来，贵族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却继续保有（甚至扩大）了经济特权，这就导致了英、法两国贵族乃至两国的命运大不一样。
英国道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当然是落后的，它是经济自由的对立面。市场经济以价格作为竞争准则。根据科斯定律，对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这意味着财产权的私有和生产要素及商品的自由流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不能自由脱离对领主的依附自由择业；土地亦不能自由转让。缺乏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封建制度，就成为了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最主要、最基本的障碍。对欧洲国家来说，谁能尽早地将封建制度变更为私有产权制度，谁就能在实力上压倒别的国家。
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了两起世界性事件：欧洲直通印度的新航线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对被海洋环绕的岛国英国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广大外部市场的迅速扩大，刺激了英国羊毛及羊毛制品的出口，这就带来了英国畜牧业和毛纺业的大发展。领欧洲风气之先的圈地运动就应运而生。
所谓圈地，就是把土地界定为私有产权的行为。在封建制度下，在贵族的直领地和农民的份地外，有所谓的公地，贵族纷纷把这部分地圈占起来，使用与收益有如自己的直领地。由于养羊的利润很高，远远高于从农民手里收取的租赋，贵族纷纷与农民解除了世代之约，取消了农民的永佃权；农民如不同意解约，那就被直接驱赶出去。收回的公地和份地，贵族用来养羊或租给企业家养羊，大发其财，这样一大部分贵族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先前农民欲取消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得，现在贵族主动给取消了，这些拥有自由择业权的失地农民，可谓当时英国的“农民工”，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工人。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就这样慢慢解体了，被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所取代。英国贵族非常痛快地、主动地逐步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乃是因为他们发现放弃这些特权比继续保有更赚钱。这反映了反过来读的科斯定律：价格准则不仅仅能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最优的配置；而且为了实现这种最优配置，会倒逼资源权利的清晰界定；而当资源权利得到清晰界定，就会极大地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能够部分解释17世纪工业革命为什么肇始于英国。
正如托克维尔对英国的评价：“如果忘掉那些旧名称，抛开那些旧形式，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第一编第四章）
英国道路：贵族保有政治权力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在主动放弃封建经济特权时，却能长久保持政治权力，这两点缺一不可地塑造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不可天真地以为，因为英国的君主懂得妥协或人性仁慈，所以与“贵族共治天下”。事实上，想要扩张甚至独享权力，几乎是君主的天性。不过，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历代国王中央集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13世纪初，约翰王君临英国，这是一位好战的君主。为了解决战争财政问题，约翰王不断对平民与贵族加税和加征新税，例如，把贵族的继承税上涨了100倍。高税赋导致物价飞涨。1215年，愤怒的贵族们以“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为由武装起来，讨伐国王。胜利的贵族和约翰王举行谈判，最后签署了《大宪章》。
《大宪章》让国王没法任意处置贵族的土地、城堡等财产，限制了国王对贵族的征税权，恢复了旧的贵族继承税税额，要求国王“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者外，不任命任何人为法官、巡察吏、执行吏或管家吏”，伦敦城和其他城市“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这是首次以明确成文法律的形式限制了王权、保卫了贵族和社会。再后来，有了常设的议会，又逐步形成了贵族院和平民院。君主做出重大决策，不征询议会的意见，后果很严重。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也爆发了革命。由于议会不同意随意征税，查理一世多次解散议会。为了筹募战争经费，在1640年重开议会，议会有大量面向国外市场而生产并因此而富起来的贵族与平民，要求国王尊重财产权和限制王权，结果国王和议会打了起来。这场斗争让一个国王上了断头台，但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议会派克伦威尔亦成为独裁者。在近50年的混乱后，以光荣革命解决了王权扩张问题，通过《权利法案》的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废除法律，亦不得征税。英国因而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简单说，在英国，国王与贵族斗争的结果，是国王企图扩张王权、建立中央集团的绝对君主制没有得逞；贵族有力地捍卫了政治权力，并以《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等文件和议会等机构有效地保卫和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就给社会自治留下广阔的空间，这是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强大保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有各种界限模糊的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共同体，避免社会一盘散沙、公民沦为原子化的个体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之前。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不是偶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权对英国宪政亦有相当贡献。连《大宪章》都不得不规定关于强占土地、收回遗产及最后控诉等案件，由国王巡回法庭审理。这反映了普通法取代封建法的趋势。在司法竞争的情势下，国王的法庭比领主的法庭审判更公正，更尊重基于传统习俗上的权利。这说明，国王和贵族互相制衡的结果，是促使好的制度沉淀下来，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英国道路可以总结为：贵族主动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拥抱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却牢牢地保住了政治权力，阻止了王权对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和社会自治的侵蚀，宪政就是这两点的必然结果。用等式表达的话，英国道路就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保留政治权力＝宪政之路。
法国道路：贵族丧失政治权力？
现在我们说法国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其实这个传统也不过四百年而已。在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绝对君主制的事业上，英国国王在法国国王面前简直弱爆了，在查理一世及其后的几位英国国王与国会争夺政治权力时，法国正是“一代英主”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1643至1715年在位。在英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同时，法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
许多人不理解过去欧洲的国王为什么动辄就发起战争，其实秘密就在于战争是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武器。在战时体制下，君主可以低成本地抓权，贵族不出钱出力、平民不纳税支持战争，那就是“不爱国”啊；胜了还有额外的花红，提高国王在国内的威望。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和绝对君主制同时兴起，绝不是偶然的。路易十四就是一位利用战争抓权的高手，在位期间，他发动了四次大规模战争，几乎在位一半的时间都在与别国交战。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和国王在国内的权力均急剧上升。
御前会议就是大革命前国王君临法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御前会议起源很早，但是它的大部分职能却是晚近才有的。它集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还拥有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订和分派捐税。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它确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的总规章。它自己决定一切重大事务，监督下属政权。一切事务最终都由它处理，整个国家就从这里开始转动。”“它既是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一切特别管辖权归根结蒂皆出于此。”（第二编第二章）
法国贵族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完全败下阵。他们丧失在中央政权的话事权和参政权。拥有最高权力的御前会议，其成员可不是大领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所有成员均可撤换。不仅如此，贵族在自己领地的治理权也丧失了，属下的农民受法国君主政府的直接统治包括直接征税。“领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细务之外；他甚至不再进行监督，不加以协助；过去他过问这些事以维持自己的力量；随着他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他已不屑于这样做。”（第二编第三章）
法国道路：贵族保有经济特权
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的封建制度也在逐步解体，农民可以购买并保有土地。不过，法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法国贵族没有像英国贵族那样有外贸和工业上的激励废除经济特权。法国贵族的封建经济特权继续保有，而且在农民对土地的强大需求下，经济特权的租金反而在增加。18世纪的法国农民，“酷爱土地，用全部积蓄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经济特权的租金），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所辖的领主，“这些人和他一样与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样无权无势”。
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法国农民的遭遇：“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蹋，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
吊诡的是，法国贵族在保有甚至扩大经济特权的同时，不再对辖下的农民承担救济的义务，这本是领主的一项封建义务。此外，在中央集权制下，法国贵族还享有免税权。
这样，法国君主政府横征暴敛的所有赋税负担落在了穷困的农民身上了，“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在教区内，每年随便任命一位农民为收税员，由他负责将捐税负担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在这样的捐税制度中，每个纳税人都确实有直接的和长远的切身利益去窥伺邻人，向收税员告发邻舍财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但收税员也是要命的差使：“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总是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第二编十二章“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法国农民苦啊。在完全的封建制度时代，他们只需要向领主缴纳租赋；在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农民不仅要继续向已失去权势的领主缴纳租金，还得向法国君主政府缴纳赋税。同时要侍奉两个主子，既继续承受封建之害，还要新受专制之毒。而在英国，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赋税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早已实现。
法国君主政府对私有产权是非常蔑视的：“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第三篇第六章）
法国道路可以总结为：在有为的国王加强中央集权和绝对君主制的努力下，贵族败下阵来，失去了所有本地和全国的政治权力，但与此同时却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了经济特权，法国穷人（农民）承受了双重压迫，既要继续履行古老的封建给付义务，又要为拥有绝对权力、蔑视私有产权的政府埋单，自由在哪里？平等在哪里？如果有等式的话，法国道路就是：贵族失去政治权力+保留经济特权＝？
受尊敬的贵族与招人恨的贵族
英国贵族没有经济特权，有政治权力；法国贵族则反过来，没有政治权力，有经济特权。这一重大差别让两国的历史走势和命运大不一样，但首先是让两国的贵族形象和命运大不一样。
在英国，贵族有良好的形象，贵族从对外贸易和工业革命中赚了钱，靠的既不是封建经济特权，也不是从政治权力中寻租钱，而是托私产和市场的福。有钱的贵族是为了荣誉而非贪污和寻租去从政，又有世代传承下来的从政经验，这是理想的从政者。
盖市场经济的价格准则，是以非人格化的金钱交易和分配经济物品，如果不认金钱或不全认金钱，那势必要认别的东西，如认身份、认地位、认权势，金钱是一种去身份化、去权势化和平等化的力量，用十英镑，农民与工人能买来的东西，跟贵族与国王是一样多。当贵族主动迎合市场经济、主动放弃封建经济特权，贵族作为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界限就模糊了，且贵族已经不是食税阶层（taxconsumers），其精于政治技艺的专长反而更受尊重。
在英国贵族的自我革命完成之时，法国贵族可鄙视地继续保有封建经济特权，成为食税阶层；当他们失去政治权力后，反而汲汲于强化自己的贵族身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就更招人恨了。在英国，gentleman意思已经泛化，绅士成为对男性的尊称。在法国，gentilhomme始终局限于其原始含义的狭窄范围，就是指身份上的贵族。法国贵族成为大革命的对象，不亦宜乎？！
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
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的差别，塑造了两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一个是私产和市场原则受到充分尊重的宪政自由制度，另一个保留了贵族封建经济特权的绝对君主制度。这就造成了两国社会风貌的大不一样：英国人热爱自由；法国人相信甚至迷恋权力。
在英国这样一个充分享受了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社会，形成了个人自负其责和社会自治的社会风尚，个人本能地对国家权力敬而远之。托克维尔写到，在法国“在大多数人看来，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确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骑警队；而有产者只信任骑警队。对双方来说，骑警队骑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而且就是秩序本身”。但法国逃亡贵族到英国后，惊异英国没有这种骑警队。他们有人觉得，这英国太土太落后了，一个法国贵族写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
法国君主政府已经强大到把一切都管起来的地步，人民的德性被败坏了，分配性努力压倒了生产性努力。“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第二编第六章）
托克维尔观察到：“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这些既治国又研究治国之道的人是贵族，例如写《政府论》的洛克和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柏克均为贵族。其他人呢？有经济自由，难道还有比赚钱致富更重要的？
但在法国，统治国家的是一群人，讨论政府和法律的是另一群人，后者是一群文人（民粹公知），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整天谈论政治的普遍原则，而不考虑可行性和后果，托克维尔挖苦道：“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是的，法国缺乏经济自由，这些人缺乏上升的通道，就把改变自己卑微现状的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希望在社会洗牌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较好位置。
结语：革命来了
摧毁封建经济特权的历史使命，英国和平完成了，法国却要通过一场大革命来实现。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第一编第二章）
英法两国从同样的中世纪制度出发，但走的路线迥异，由此形成了两国不同的制度和激励。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注意：不是封建制度导致宪政，而是封建制度解体的恰当方式导致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哪怕是奴役的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英国人不把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而寄托在自己的自由和个人奋斗上；法国人则热切地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切，当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革命、推翻政府，希望下一个政府就是自己理想的那一个。大革命之火于是熊熊燃烧。
要自由还是要民主？个人自负其责还是寄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一切？英法两国贵族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