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公布十年以来的收入差距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等到民间的数据公布了，官方再公布一个较低的，这事做得被动了。在绝大多数人连基尼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对收入差距本来就不满的公众会倾向于认为，0.6以上的基尼系数是可信的，之后公布的数据反而会被质疑。实际上，即使采用统计局公布的0.47-0.49左右的基尼系数，这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处于高位的收入差距，而且高于收入分配研究专家李实教授的测算，也高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
收入差距缩小是可能的
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收入差距到底多高。收入恐怕是个人信息中最难被准确测量的数据，而且高收入者更容易被调查所遗漏，其实际收入也更容易被低报，从而导致收入差距被低估。问题不应仅仅从数据质量上去找。收入数据的质量在全世界都是问题，而除了问卷调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来准确地测量个人收入。在发达国家，收入大多通过电子转帐，而且有比较完善的个人收税系统，收入测量还相对比较容易。在中国，个人收入的瞒报的确可能更严重，更不要说腐败收入和灰色收入。
数据质量存在疑点，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有的数据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特别是，即使数据存在普遍的低估，其变化趋势仍然包含有价值的信息。统计局数据被指为“童话”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感受是收入差距在扩大，而数据却显示，自2008年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其实，人们感受到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差距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的确存在一些原因导致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比如行业间收入差距、城市内部有无户籍人口间的收入差距、资本所得者和劳动所得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数据上来看都在上升。由腐败和灰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缺乏数据，但从感受上来说也问题严重。
有一些因素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意味着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层面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就是“童话”。2008年以来，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第一，在2008年之间的经济繁荣期，资产价格上升，投资旺盛，这会拉开资本所得者（如股票投资者）和劳动所得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在之后的经济下行期间，两者的收入差距会缩小。第二，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农村发展，导致城乡间收入差距在近年来有缩小的趋势，而这在中国是大约一半的城市居民和另一半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微小变化就可能在总体收入差距上体现出来。第三，大约自2004年以来，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特别是东部省份之间出现了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而东部又占有中国人口一个较大的比例，这也会抵消一些其他提升总体收入差距的力量。
更要关注收入差距的构成
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这两个维度的收入差距的变化会对总体基尼系数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城乡差别的另一种体现，也就是说，较落后的地区通常有比较高比例的农村居民，算人均收入的时候，当然就“吃亏”了。所以，在当前的中国，最为重要的仍然是缩小城乡间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地区间差距。当然，这不是说其他导致收入差距的因素不重要。
近些年来，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拐点，这当然是好事。但若理性地深究，其实未必。必须要指出，城乡间和地区间差距与人口流动受阻、城市化和工业化两个进程脱节有关。如果以二、三产业GDP占总体GDP的比重来度量，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90%，而以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的城市化水平却只有50%多一点。如果说二、三产业主要是在城市里生产的，那相当于大约一半的人口大约生产了90%的GDP，城乡差距怎么会不大呢？
地区间差距也是一个道理，数据显示，经济活动越来越向沿海地区和区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这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是，中国的人口却仅仅出现了微弱的集聚趋势，如果以城市间人口规模差距的指标来看，中国城市的人口集聚远远低于世界上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活动集聚了，人却没有同步地动起来，地区间收入差距当然难以缩小。
如果要想让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关键是要让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富裕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措施就是更自由的移民，通过城市化让农民在城市里和较发达地区获得更高的收入，而未离开的农民则获得更多的人均资源（特别是土地），同样也能走上致富之路。
在“动人”的政策做得不充分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动钱”的方式来补贴欠发达地区，缓解城乡和地区间差距。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是个权宜之计，的确可解燃眉之急，但是，“动钱”的政策却存在很多后患。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简单的“动钱”政策大量是通过行政力量主导的，并且国有企业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结果，这导致那些得到资金的地区出现了资本过度深化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未同步吸纳农村居民进城就业，并且存在大量的资源低效率利用。
同样道理，通过将更多的钱投向农村，也的确可以在短期内缩小城乡差距。但是从长期来看，农民增收必须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根本。而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土地数量，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如果要持续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不断地减少农业人口，将剩下的农民变成农场主。有人将农民增收的希望寄托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采用，这些都必须以农业人口的减少为前提。
看明白上述道理，就知道，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人口更多地进入城市，并且向大城市集中，未来控制收入差距的挑战将主要来自城市内部。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对更低，收入相对较低。不仅如此，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外来人口要进入较高收入的行业还面临壁垒。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语言交流的重要性也在提高，而外来人口如果不说本地方言，还面临进入服务业的障碍。如果新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融入城市的困难，那么，将公共服务覆盖到这些外来的常住人口就特别重要，可以将城市人口的福利差距控制在小于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扭曲的经济结构与收入差距
另外一个值得警醒的收入差距的体现是，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要素所获得的收入占比（简称“劳动收入占比”）在下降。从近年的数据来看，劳动收入占比降到了40%左右，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对于这一现象，有学者从产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农业更多地使用劳动，而工业更多地使用资本，所以，工业化进程会伴随着经济的资本使用量增加，从而降低劳动收入占比。
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是自身经济结构性扭曲的反映。中国长期实施着低利率的政策，2003年之后通胀水平较高，使实际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资膨胀。在很多年里，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在50%左右，即使与其他同样投资率较高的亚洲经济体相比，中国当前的投资率也高于日本、韩国处在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投资率，甚至比它们历史上最高的投资率还要高。如果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的份额高，那么，相应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就被挤压了。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的确与实际利率相关，实际利率降低，则投资上升，劳动收入占比相应下降。
有种观点认为，只要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时劳动收入占比会再次上升。问题是，最近这些年的情况恰恰相反，经济严重依赖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不升反降。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制造业内部出现了重工业比重上升的现象，而重工业则是更多使用资本的部门，结果，工业发展并未充分发挥创造就业的功能。这一现象限制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
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上升不是无条件的。服务业无非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两种，前者的发展需要知识和技术的提升，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收入增长，说到底，还是要有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收入的提高，才会产生对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有研究发现，如果制造业的发展走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道路，那么，就不能充分提升劳动者收入，经济发展就很难转化成对于服务消费的需求，从而限制制造业对于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反过来，服务业发展受限又不利于创造就业，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从根本上来说，要提升劳动收入占比，还是要让劳动者变得“更聪明”才行。以此为标准，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差距有所扩大，很可能使得未来进城的农民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的生产成本却在提高，农民工做得了工作岗位在向其他国家流失，而另一些升级了的企业所创造的岗位却未必是农民工做得了的。
面对上述这些挑战，我看，就别再费口舌争论收入差距的水平了，不如把同样的精力用来推进改革。我在这篇短文里讲了三件事：一方面，劳动力流动要更自由才对；第二，要改变低利率所形成的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局面；第三，应敦促政府将更多的钱投入教育和健康事业。其中，对于那些已经和即将进城的农村居民，要更多地加大对他们在城市的教育和卫生投入，否则，这一庞大的群体将可能被产业的进步抛在后面，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些，才是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