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商品性农业在南宋快速成长, 是中国自宋代开始跨入农商社会门槛的实证性说明。南宋桑、棉等纺织原材料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并出现生产专门化和产品商品化进程。茶叶产量激增, 其年产值与生产效率快速上升。花卉业产销两旺, 技术深化、新品迭出。蔬菜水果种植产销持续增加, 也出现独立化市场化趋势。此外, 麻类、甘蔗、药材和染料等作物种植中亦存在类似的经济变革。南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 为农商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农业基础、内在动力和市场活力, 促使社会经济体系朝商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演进。
关键词：农商社会; 商品性农业; 小农经济属性; 经济结构;
所谓农商社会 (1) , 是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对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做出的一种近似概括, 这个历史阶段处于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过渡性时期, 如宋以降江南社会经济就处在这个阶段之中。“社会经济特征”是:在原有农村生产方式 (即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 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环境中, 商品经济 (即市场经济) 快速发展, 并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产生侵蚀、消解作用, 从而使得社会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结构转变为农商并重结构。所谓商品性农业, 是指农业内部专为市场交易而生产的分支产业, 涉及蚕桑、茶叶、苎麻、甘蔗、果树、蔬菜、花卉、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多种门类。在农商社会视野下, 社会经济结构已具有农商并重的特征, 手工业、商业在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仍然是基础性、支柱型产业, 商业、手工业以及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与演进乃建立于发达农业基础之上, 因此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农商社会运行机制的逻辑起点。而商品性农业的出现及其专门化程度的加深, 既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内在表现, 又是农商社会赖以形成的强大动力。所以, 讨论南宋商品性农业对于支持与加强“农商社会”这一理论假说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
史料显示, 在南宋商品性农业发展中, 农产品商品化与生产专门化不断扩展与加深, 诸多农业生产者将主要不再为自身消费而生产, 而是为市场需要而生产;专业化的桑农、茶农、果农、蔗农、菜农等亦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小农, 而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易者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这种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不仅使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的力量在农村经济中增进、蔓延, 而且为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转进拉开了序幕。
一、蚕桑、棉花等纺织原料的种植及其专门化进程的启动
(一) 蚕桑业的发展和种桑、养蚕业的分离
南宋时期的蚕桑业以两浙路的太湖平原为最盛。作为京畿重地的两浙路, 蚕桑业名列前茅, 桑叶和蚕丝产量远高于其余各路, 所谓“蚕一年八育” (1) 。比如湖州, “山乡以蚕桑为岁计, 富室有蚕至数百箔, 兼工机织”, 且桑树种类较多, “今乡土所种, 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 富家有种数十亩者” (2) 。在一些村落中, 有不少农户已“递年以桑蚕为业” (3) , 安吉县农户亦“惟藉蚕办生事” (4) 。看来湖州诸多农户植桑并非副业, 而是“以蚕桑为岁计”“惟藉蚕办生事”, 以种桑养蚕为主要收入和生活来源。这说明这些农户已不再从事主粮种植, 而专门种植桑叶, 这部分以蚕桑为业的农户已从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
除了湖州, 两浙路的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形。范成大诗称余杭“桑眼迷离应欠雨, 麦须骚杀已禁风” (5) 。秀州与“杭、湖等州属县, 多以桑蚕为业” (6) 。比较典型的是苏州太湖洞庭山农民, 他们“多种柑橘、桑麻, 糊口之物, 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 忽大寒, 湖水盖冰, 米船不到, 山中小民多饿死” (7) 。桑蚕户的生产专门化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更多地依赖于市场交易, 而不是自给自足。史料反映, 此类生产专门化的情形在两浙的越州、台州、严州、处州亦有存在 (8) , 不再俱引。
浙西以外, 江南东西二路的植桑育蚕专门化也相当普遍。这里“凡低山平原亦皆种植”桑树, “种桑者, 每人一日只栽十株, 务要锄掘深阔。” (9) 江西抚州, “其民乐于耕桑” (10) 。江东无为军, “桑芽虻翅小, 荻笋彘肩肥” (11) 。陆游《金溪道中》诗云:“驾犁双鞍健, 煮茧一村秀”, 《春晚书斋壁》亦云:“郁郁桑连村, 稚蚕细如蚁” (12) 。诗句描绘的正是浙东、江西一带植桑养蚕景象。
福建蚕桑业从北宋到南宋呈上升态势。路治福州“太平主相调元气, 春在桑畦麦垄边” (13) , 荆湖南北二路, 除大巴山区部分州县“民不蚕织”外, 多数地方均植桑养蚕。湖北如鄂州, “民间率艺桑, 而税以缣” (14) ;鄂西如顺阳, “桑柘共平陆” (15) 。与两浙路相似, 江南东西、福建以及荆湖南北等路的蚕桑生产中, 确有不少农户也出现了生产专门化和市场化过程。
川蜀四路的桑、麻种植以成都平原为盛。魏了翁说:“蜀地险隘, 多硗少衍, 侧耕危获, 田事孔难。惟成都、彭、汉, 平原沃壤, 桑麻满野。” (16) 所以蜀地所产锦绮之类的丝织品, 质地优良, 产量丰富。此外, 利州路与川东亦有少许蚕桑业, 主要集中在汉中盆地, 特别是盆地中心的兴元府一带, 自北宋以来即以“桑麻秔稻之富, 引望不及” (17) 而著称。
南宋蚕桑种植的专门化程度可从种桑与养蚕的分离窥见一斑。绍兴初年, 浙西江阴有一家“育蚕数十箔”的村民, 在市场桑叶短缺、桑价飞涨之际, 遂将自家所养之蚕全部烫死, 改为采卖桑叶取利 (1) 。可见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在逐步加深。
种桑与养蚕的分离又使不少地方出现了专门的桑叶市场。农学家陈旉也总结说:“约计自有叶看养, 宁叶多而蚕少, 即优裕而无窘迫之患乃善。乡人多不先计料, 至阙叶则典质贸鬻之无所不至, 苦于蚕受饥馁, 虽费资产, 不敢吝也。” (2) 这些诗句和农学总结说明, 宋代的桑叶市场对桑农和蚕农的生产决策影响巨大。正因如此, 郭正忠先生把这种靠植桑卖叶为生、在市场中沉浮起伏的专业户, 称为“桑圃户” (3) , 甚确。
某一商品生产的专业化会引起相关产品生产的专门化, 这是一种连锁反应。桑叶市场的出现为蚕桑户放弃植桑而专事育蚕缫丝提供了条件。范成大《缫丝行》诗称:“今年哪暇织绢著, 明日西门卖丝去。” (4) “西门”应是交易生丝的市场。其实这种生丝专业化现象北宋已经出现。北宋四川人文同《织妇怨》诗云:“质钱解衣服, 买丝添上轴。” (5) 市场上既有生丝可买, 说明可能有生产生丝的专业化活动存在。
生产专门化的直接效应就是效率提高、产量增多, 这从种桑业专门化后丝织品的增加幅度可以看出。《宋会要辑稿》和《朝野杂记》数据显示, 两浙路北宋时输纳的绫、罗、绸、绢等丝织品有778, 125匹, 南宋中叶增至1, 252, 700匹, 增长61%;江东路从445, 947匹增至68万匹, 增长52%;江西路从105, 563匹增至44万余匹, 增长323%, 幅度最大。福建路北宋时输纳28, 545匹, 南宋时数据未见记载。若东南诸路合计, 在福建路南宋时期数据未计入的情况下, 仍比北宋多96万余匹, 增幅达66% (6) 。
(二) 棉花种植范围的扩展及其商品化
学界多半认为棉花种植至元始盛。但史料显示, 至迟到北宋中后期, 棉花种植已经越过琼州海峡, 登陆广州南部。神宗元丰初年 (1078) , 广州知府陈绎因其子陈彦辅“役禁军织木棉” (7) 而被罢官, 可见广州一带已有木棉织造。当然, 木棉和棉花并非同一种植物。木棉是中国南方原有木本树种, 而宋元间从南亚和西域两个方向传入中国的是草本棉花。“木棉”即为草本棉花。至南宋中叶, 草本棉花种植日广, 使用日多, 方有“棉”字出现, 以别于往昔之丝绵, 也不同于中国原生的木本之“棉”。约在孝宗统治时期, 棉花种植又自岭南传至两浙等地。兴化军莆田人林光朝于乾淳之际出知婺州, 途经桐庐, 作《道桐庐有诗示成季》诗曰:“此是滩头处士家, 我从何日离天涯。木棉高长云成絮, 瞿麦平铺雪作花。” (8) 宋元之际人方夔《富山遗稿》卷3《续感兴二十五首》之14有云:“扬州旧服卉, 木棉白茸茸。缕缕自余年, 纺绩灯火中。”上述诗句分别反映了黄岩、桐庐和扬州等地在宋代已经种棉的史实。
实际上, 整个南宋时期, 棉花种植与加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这可以从胡三省的详尽记载看出:“木棉, 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 (籽) 种之。既生, 须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时不薅, 则为草所荒秽, 辄萎死。入夏渐茂, 至秋生黄花结实。及熟时, 其皮四裂, 其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 取如绵者, 以竹为小弓, 长尺四五寸许, 牵弦以弹绵, 令其匀细。卷为小筩, 就车纺之, 自然抽绪, 如缫丝状, 不劳纫缉, 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 尤为丽密。方勺曰:闽、广多种木棉, 树高七八尺, 叶如柞, 结实如大菱而色青, 秋深即开露, 白绵茸然。土人摘取, 去壳, 以铁杖捍尽黑子, 徐以小弓弹令纺起, 然后纺织为布, 名曰吉贝。今所获木棉, 特其细紧者耳。当以花多为胜, 横数之得百二十花, 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 上出细字杂卉, 尤工巧, 即古所谓白疉巾。” (9) 胡三省的记载不仅反映了棉花种植范围广布于江南、岭南、福建和海南, 且种植技术纯熟, 同时也说明了棉花纺织技术的提高。1975年, 浙江兰溪南宋墓中出土一条棉毯, 长2.51米、宽1.16米, 经纬条干一致, 两面拉毛均匀, 细密厚软 (1) 。由此可见, 至少在南宋后期中国棉纺织技术确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南宋末年诗人艾可叔《木棉诗》云:“收来老茧倍三春, 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 弓弯半月夜弹云。” (2) 从弯弓弹花和秋天纺纱来看, 该诗所咏确系江南棉织之景。
高超的棉织技术势必导致棉制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对此, 南宋人华岳说:“建安西关邻女, 善搔木棉, 日可成一二缕。……因问女, 岁可成几端?女云:每岁可得二十疋。” (3) 八口之家只需植棉1, 000株即可维持全家一年生活开支。此所谓“木棉收千株, 八口不忧贫。” (4) 如以1亩植棉200株上下, 1亩平均产粮2石计, 则棉纺 (含植棉) 效益高出粮食生产5倍左右。经济作物的生产效率高于粮食种植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成熟的植棉纺棉技术肯定会推动棉织品的商品化进程。史料反映, 南宋初年棉布和棉制衣裳作为新兴纺织品还比较珍贵, 常被用作馈赠礼品 (5) , “吉贝裘”“木棉衾”即是士大夫们的御寒棉袍, 量少而价高。待到南宋中后期, 随着棉花和棉布产量的增加, 棉布制品价格明显下降, 木棉衾之类已由奢侈品变为普通商品了。《宝庆四明志》卷6《叙赋下·市舶六》载, 来自闽广、海南之船, 运载的“粗色”货物有“木 (锦) [棉]布、吉[贝]布、吉贝花”等。可见对于当时的闽广、海南而言, 棉布已被视为“粗色”消费品, 价值低廉, 不再是“细色”稀罕物了。
二、茶叶产量的激增及其年产值的估测
自唐代中叶以降, 饮茶渐成风尚, 但茶叶成为国人生活必需品始于宋代, 这得益于茶叶产量的激增和制茶技术的提高。
(一) 南宋茶叶的产地与产量
南宋行政辖区内的东南十路 (即浙东、浙西、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淮西、广东与广西) 以及川峡四路, 无一不是茶产之地。仅东南十路出产茶叶的地区就有66州、242县 (6) , 较之唐代和北宋, 南宋植茶面积明显扩大。而西南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也是重要的产茶地区。贾大全依据文献检出川蜀地区共有20个产茶州郡 (7) , 林文勋又补充成都府、洋州、兴元府、涪州、遂州五个府州 (8) 。实际上梓州路的遂州、长宁军和夔州路的南平军等地亦有茶叶生产 (详后) , 故南宋西南产茶州郡将近30个。总体看来, 茶叶产地以江浙闽湖为最多, 四川稍逊, 广南、淮南又次之。这种情况可通过各地茶叶产量来说明, 史载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各地的茶叶“岁课”, 其具体数据如下:
表1 南宋时期东南各地茶叶岁课表
(单位:市斤)
(资料来源: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8年, 第303页。按, 宋制1斤等于16市两, 即1两约为0.06市斤, 据此折算而得如上数据。)
以上东南各地课茶合计即近1, 600万斤。而据《系年要录》, 则绍兴十五年 (1145) 已经达到2, 100余万斤 (9) 。需要强调的是, 上述数字只是东南茶区的“岁课”或“买茶额”, 其中包括“市茶”“租茶”“折税茶”等名目, 也就是官府收茶数量, 并不能代表茶叶的总产量。而宋廷在西南诸州所收官茶, 据《宋史》载, 乾道年间, “成都府、利州路十一州, 产茶二千一百二万。茶马司所收, 大较如此。” (10) 上述东南、川蜀两地所收官茶即达4, 200余万斤。官茶之外, 另有“食茶”“私茶”, 其数量极其巨大, 甚至不逊于官茶, 以至有“自用常数倍于”官茶的说法。因此, 茶叶产量实际上应由买茶额、食茶额和私茶额共同组成。有人曾对北宋东南茶叶的总产量作过估计, 其数额高达7, 000万斤 (1) 。而四川地区的茶产量, 早在北宋晚期据吕陶所言已达3, 000万斤 (2) 。南宋时期应当与此差别不大, 两项合计已达1亿斤之巨。郭正忠亦有此看法, 他估计唐代茶叶产量可能是几千万唐斤, 宋代则在1亿宋斤, 约当今6万吨以上 (3) 。其中大部分是投入市场的商品茶, 数额的确惊人!
(二) 茶叶年产值与生产效率
这1亿斤茶叶价值几何呢?先看看北宋情况。《宋史·食货下五》载, 仅“散茶 (每斤) 自十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北宋仁宗嘉祐 (1056—1063) 通商前, 宋廷每年发放给茶户的本钱约为40万贯, 而茶息大约在60万贯左右, 两项合计100万贯, 再加上商人运销成本和利润 (以50%计) , 达150万贯, 这是投放到市场的茶叶总价值 (4) 。程民生计算北宋中叶的散茶价格, 江西、淮南大致是每斤五六十文 (5) , 则北宋中叶茶叶每年总产值将达三四百万贯铜钱。
现在来看看南宋茶叶的年产值。绍兴二十五年 (1155) “都茶场等三处, 一岁共得卖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贯” (6) 。而这只是官府在茶叶专卖中所得之专卖税入, 茶商利润和食茶之类尚不在内。可见, 南宋物价远高于北宋, 茶叶价格也翻了几倍。如荆门军茶商从官茶场以批发价买进每斤需付180文足 (7) 。桂阳军茶引, “每道一百斤, 价钱二十三贯四百一十九文省” (8) 。川茶, 如达州东乡县的团茶, 在绍兴末年 (1160年前后) “每团二十五斤茶, 价每斤一百二十文, 计三贯文” (9) 。扯平而计, 南宋茶价每斤价值约150文, 这样1亿斤茶的年产值至少在1500万贯上下。
南宋茶叶产值之所以如此之高, 这应该与其和粮食种植业的分离密切相关。宋代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被称之为“茶园户”。其税收、差役等均依茶园折算, 衣食之源也来自茶园所出。正如北宋吕陶所说:“今川蜀茶园, 本是百姓两税田地, 不出五谷, 只是种茶, 税赋一例折科, 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 以充衣食。” (10) 此种情形南宋时亦未改变, 官方文件有“四川产茶, 内以给公上, 外以羁诸戎, 国之所资, 民持为命” (11)的说法。茶园户不仅以茶交税, 更以茶的出卖来换取自家衣食所需, 其属商品生产性质当无疑义。
三、花卉生产的专门化与市场化
南宋时期的花卉生产和鲜花消费蔚为大观, 特别是行都临安府, 两浙苏州、绍兴、温州, 岭南广州, 以及川西成都府、彭州等地尤为突出 (12) 。南宋种花专业户和花卉生产基地的大量涌现, 以及鲜花市场的逐渐形成, 亦能说明南宋商品性农业的快速成长。
(一) “花户”、种花基地与花卉生产专门化
南宋“专以接花为生”的农户被称为“花户”, 专业花户遍及各地。徽宗崇宁年间 (1102—1106) , 洛阳牡丹传入四川, 于是“在蜀, 天彭为第一”。当地牡丹花品近百种, 其中名贵者40种有余, 而且“花户岁益培接, 新特间出”, 竞攀高价。如名品“双头红”出于花户宋氏, “并蒂骈萼, 色尤鲜明”, 其“初出时, 一本花取直至三十千”。再如较昂贵的“祥云初出, 亦直七八千, 今尚二千。”淳熙四年 (1177) , “成都帅以善价私售于花户, 得数百苞, 驰骑取之;至成都露尤未晞”, 所以“花户则多植花以牟利” (13) 。以淳熙年间四川米价每石一贯数百文计, 则“双头红”一枝值二十石米, 祥云初出时值五石米, 显系高档奢侈品, 非普通百姓力之所能及。
除四川天彭县外, 临安钱塘门外至武村门间的马塍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花卉生产基地。董嗣杲《东西马塍》诗盛赞种花农的栽培技术, “接死作生滋夜雨, 变红为白借春风” (1) 。这个花卉生产基地规模不小, “马塍东西花百里, 锦雪绣雾参差起” (2) 。栽花技师名满天下:“马塍艺花如艺粟, 橐驼之技名天下。” (3) 有专植单一品种的种花户:“山下六七里, 山前八九家, 家家清到骨, 只卖水仙花。” (4)
此外宋代地方志反映苏州亦有花卉生产基地。南宋中叶, 苏州“城东西卖花者所植弥望, 人家亦各自种圃者。……人力勤, 土又膏沃, 花亦为之屡变。淳熙丙午岁 (1186) , (范) 成大植于范村者, 正得三十六种, 尝为谱之” (5) 。
(二) 花卉消费市场及“花户”收益
花卉基地的批量生产应当拥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行。南宋时期, 除某些名贵花卉是少数达官贵人才能支付得起的高端“奢侈品” (如上述牡丹名品) 外, 不仅城镇中一般士大夫的鲜花消费日见普及, 而且普通花卉的大众消费十分旺盛。《西湖老人繁胜录》称, 端午节临安府鲜花消费量极大, “ (五月) 初一日, 城内外家家供养, 都插菖莆、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 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虽小家无花瓶者, 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 盖乡土风俗如此” (6) 。节日之外的寻常日子亦有鲜花消费, 如王十朋诗云“三百青钱一株菊” (7) 。稍晚叶适在乡间买瑞香, “野人三十本, 强买青铜百” (8) , 每株瑞香合3.3文铜钱。这是浙东乡间, 售价便宜。
史料中, 普通民众的花卉消费并不罕见。如临安府妇女在茉莉花“初出之时, 其价甚穹, 妇人簇带, 多至七插, 所直数十券, 不过供一饷之娱耳。” (9) 可见都城之中鲜花消费遍及各个阶层。孝宗时, 广州素馨花盛开季节, “ (或) 旋辍花头, 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 卖于市, 一枝二文, 人竟买戴” (10) 。
鲜花消费需求的扩大, 必然导致鲜花交易形态的多样化。除“花户”自卖以外, 临安和成都、绍兴、温州等地均有“花市”和“花店”, 而以临安花市最为繁盛。《武林旧事》称, 临安的“花市”位于官巷, “花团”位于官巷口钱塘门内 (11) 。《咸淳临安志》也说, “花市”在寿安坊内 (即官巷) , 城南 (今冠巷口) 与钱塘门里亦有之 (12) 。《梦粱录》中亦有“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 歌叫于市, 买者纷然”之记载 (13) 。这是花卉批发与零售的专门市场, 汇集于此的花卉数量巨大, 所以诗人杨万里某日在临安“清晓肩舆过花市”, 有“君不见内前四时有花赏, 和宁门外花如海” (14) 之赞叹。
在花市旺盛的消费需求刺激下, 花户有较高的收入。浙西常州人蔡戡《重九日陪诸公游花田》诗称:“瑞叶嘉禾亦旅生, 琼田十顷足丰盈。”原注云:“土人卖花所得, 不减力耕。” (15) 赵蕃《卖花行》诗:“昔人种田不种花, 有花只数西湖家。祗今西湖属官去, 卖花乃亦遍户户。种田年年水旱伤, 种花岁岁天时禳。” (16) 这是因为花卉生长期较短, 且可蒔于园圃中, 名贵品种更是搭棚防护。赵汝谠诗称:“种花土腴无水旱, 园税十倍田租平。” (17) 这里称植花者缴纳的园税超过二税10倍, 或有夸张, 但也说明花户收益远远高于粮田。前引陆游《牡丹谱》所云三井李氏、刘村毋氏等花户“有余力治亭馆”, 可见富甲一方, 声名显赫。能够成为巨富的花户终究不多, 但多数花户的收益肯定也是不错的, 否则怎会有“花户连畛相望”“多植花以牟利”等记载频频见诸史籍呢!
四、蔬菜、水果业的独立化进程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消费水平的相应提高, 社会对蔬菜水果的消费需求直线上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两浙、福建等路, 特别是靠近城市、港口和水陆转运码头的近郊地区, 蔬菜、水果种植业的商品化进程明显加速, 蔚为大观。
(一) 城市近郊的蔬菜专业户和蔬菜生产基地
城郊农夫以蔬菜种植为生的现象由来已久, 但入宋以后此类案例明显增多。延及南宋, 临安、建康之类大城市近郊, 一般都有蔬菜专业户和规模较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著名的如临安府东郊, “东门 (外) 绝无民居, 弥望皆菜园”, 以故时有“东菜西水, 南柴北米”之类的谚语在杭城流传 (1) 。临安府百余万人的蔬菜供应, 主要来自这里。建康近郊的丁家洲应有萝卜生产基地。杨万里诗云:“岛居莫笑三百里, 菜把活他千万人。”注云:“丁家洲阔三百里, 只种萝卜, 卖至金陵。” (2) 可见规模不小。
种菜专业户可以说遍布南宋各路。浙西如镇江丹徒县孙氏弟兄“竭力灌园, 园之果蔬畅茂, 他植者莫及, 负贩争趋之” (3) 。浙东如天台山区的“卖菜深村妇”, 亦知“种蔬胜种稻” (4) 。湖北如黄州黄岗县阳逻镇 (今属武汉市) 僧寺之侧, “有市民宁文, 以灌园为生” (5) , 此亦为绍熙年间事。蔬菜专业户最多的还是太湖流域。陆游《村兴》诗有“折花持博酒, 种菜卖供家” (6) 之句, 专事一业的菜农从事的确为商品性生产。
如同花卉一样, 种菜收益远高于种粮, 足以维持菜农们生产生活。舒岳祥诗云:“卖菜深村妇, 休嗟所获微。芜菁胜乳滑, 莱菔似羔肥。橐里腰钱去, 街头买肉归。种蔬胜种稻, 得米不忧饥。” (7) 绍兴年间 (1131—1162) , 浙东台州仙居县宝积寺附近, 有“园人陈甲常种蔬菜来鬻。直堂行者庆窃其一畦, 陈妻王氏知之而不克与竞, 但仰空呪云:‘我所失菜, 直一贯二百钱。’” (8) 。即1亩地可得十数贯钱, 其收益高于种粮数倍之多。乾道六年 (1170) 夏, 陆游赴任夔州通判, 途经真州, 看到东门外里许之“东园”, “废为畦蔬者, 尚过半”, “漕司租与民, 岁入钱数千”。 (9) 以50亩计, 则每年数千贯之入, 每亩地租达数十贯之多, 反映城郊肥沃菜田收益相当高。
(二) 水果种植规模的扩大及其商品化进程
不少专业蔬菜种植户同时也种水果, 如前述饶江孙氏兄弟的园圃就是“果蔬畅茂”。南宋时期专业水果种植户、运销户大量涌现, 其经济效益同样超过粮食种植。“凡橘一亩, 比田一亩利数倍。” (10) 其他水果如荔枝、乳柑、水蜜桃之类亦不稍逊色。苏州太湖洞庭山早在北宋已是著名桔柑产地。“地占三乡, 户率三千, 环四十里, ……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 (11) 范仲淹《洞庭山》诗云:“万顷湖光里, 千家桔熟时。” (12) 这数千家农户以果园为“常产”, 显然不再以种植粮食为生, 所以“糊口之物, 尽仰商贩”。
浙东温州、衢州一带则是柑桔主产地。淳熙年间, 韩彦直著有《桔录》3卷, 专记温州所产名品。其云“且温四邑俱种柑, 而出泥山者又杰然推第一。” (13) 又云“园丁种之, 以鬻于市” (14) , 可见确系商品生产性质。稍后杨万里《诚斋集》卷26《衢州近城果园》称“未到衢州五里时, 果林一望蔽江湄, 黄柑绿桔深红柿, 树树无风缒脱枝。”可见衢州柑桔生产十分兴盛。
其他如荆湖、江西、四川等地, 皆有桔柑产地。南宋道士白玉蟾说:“潇湘有桔乡, 洞庭有桔泽, 云梦有桔里, 彭泽有桔市。” (1) 乾道九年 (1173) 闰正月间, 范成大赴任途中经过南昌与丰城间的市汊、上江一带, 说“两日来, 带江悉是桔林, 翠樾照水, 行终日不绝。林中竹篱瓦屋, 不类村墟, 疑皆得种桔之利” (2) 。这当然是水果种植户之经济效益更高的反映。
福建、四川的水果种植业也很发达, 其中尤以荔枝为盛。北宋福、漳、泉等州和兴化军即是著名的荔枝产地。其产品不仅投入当地市场, 甚至远销黄河流域以至西北高原, 其“水浮陆转, 以入京师, 外至北戎、西夏。……故商人贩益广, 而乡人种益多, 一岁之出, 不知几千万、亿” (3) 。福建沿海下四州, 即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一带, 果园弥望, 果农多多, 上至官僚士大夫, 下至地主、农民, 均有经营。如福州, 《淳熙三山志》卷41《物产》称, “直过北岭, 官舍民庐及僧道所居, 至连山接谷, 始大蕃盛。”南宋时期, 四川仍是荔枝的著名产地。淳熙年间, 四川恭州、涪州、眉州、嘉州一带“皆产荔枝, 唐以涪州任贡, 杨太真所嗜, 去州数里, 有妃子园” (4) 。
福建荔枝及其腌渍产品行销范围极广, 在行都临安, 每年五月至八月的三四个月时间内, 福州荔枝“遍卖街市” (5) , 这是新鲜荔枝。若以海船运输, 从福建到浙江不过三四天。王十朋说:“闽中荔枝, 三日到永嘉。”(6) 范成大亦云:“四明海舟自福建来, 顺风三数日至, 得荔枝色香都未减, 大胜戎、培间所产。” (7) 既由海运而来, 迅捷便利, 又持续热销数月之久, 销量肯定很大。至于行销域外, 则早自北宋初年已有记载。蔡襄《荔枝谱》载:福州荔枝制品, “水浮陆转, 以入京师。外至北漠、西夏, 其东南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 莫不爱好, 重利以酬之” (8) 。
岭南地区的热带水果种类繁多, “世传南果以子名者, 百二十” (9) 。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录其识可食者五十七种” (10) 。一年四季持续上市的水果, 至今仍是人们喜爱之品。
五、其他经济作物的专业化与商品化
南宋时期, 除了上述蚕桑、棉花、茶叶、花卉与蔬菜、水果种植中存在专门化、商品化进程以外, 其他经济作物种植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变革。
(一) 麻类。
淳熙年间, 两浙多“昼出耕耘夜绩麻”之家 (11) , 当地百姓“长衫布缕如霜雪, 云是家机自织成” (12) 。湖北鄂州“九月涂仓, 缉绩布缕” (13) ;江西筠州亦多“男课犁锄女绩麻”之户。 (14) 由此可知, 在东南数路的蚕桑区内, 麻仍是重要的纤维类作物, 其中应有部分麻织品进入市场销售。
(二) 甘蔗。
南宋时期, 四川、福建的甘蔗种植和糖霜生产引人注目, 已出现“蔗农”和“糖霜户”。王灼著《糖霜谱》, 称糖霜 (即今天的冰糖) “福建、四川、番禺、广汉、遂宁有之, 独遂宁为冠。” (15) 四川甘蔗产地主要分布在涪江、沱江流域的遂、梓、汉、资等州, 但遂宁居首, “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 糖霜户十之三” (16) 。福建甘蔗种植也较为集中, 仙游县“田耗于蔗糖, 岁运入淮、浙者, 不知其几千、万亿。蔗之妨田固矣” (17) 。建宁“七邑之民……多费良田以种瓜植蔗” (1) 。蔗糖业之商品生产性质当无疑义。
(三) 药材。
北宋的东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府杭州均有规模盛大的药市, 西南成都亦以药市闻名 (2) 。宋代药材生产最值得注意的是, 附子、干姜、川芎、大黄等常用中药已经人工栽种了, 相关记载以川蜀和两浙为多。如夔州路梁山军北有高都山, “山中地黄壤而腴, 其民以种姜为业, 衣食取给焉” (3) 。又绵州, “惟彰明出附子”, 彰明的赤水、廉水、会昌、昌明等四乡, 其“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 然税稻之田五, 菽粟之田三, 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 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 (4) 彰明附子大部分运销陕辅和闽浙。川蜀干姜和吴县桂皮等也是临安药市的重要药材 (5) 。
(四) 染料。
南宋纺织业的发达必然产生对染料的大量需求。《夷坚补志》卷20《桂林秀才》说, 江西、浙东、福建一带存在着红花、兰草、茜草等染料作物的商品化生产。江西乐平县生产茜草:“乐平向十郎为商, 往来湖广诸郡。尝贩茜柸数十箧之桂林。”茜草之根为红色, 可作红色染料。乐平商人向十郎所贩之茜柸, 应产自其家乡乐平一带, 而行销于湖广诸郡。另一种红色染料由红花制成, 产于浙东、福建一带。《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称, 知台州唐仲友在婺州开彩帛铺, 大量买进婺州的红花、台州的紫草, 让染户用于丝织品的染色。可知浙东除了红花, 也产紫草这种染料。
福建、特别是福州一带, 则出产蓝色染料。《淳熙三山志》卷36《土产》称:“兰, 三种:中有梗者曰木兰, 可为淀者曰松兰, 可染碧者为蓼兰。”同书卷41《物产》称:“兰淀, 诸邑有之。闽县桐江上下尤多, 故地名青兰、或青布者, 为盛出于此。”此外, 《淳熙新安志》卷2载, 徽州所产的“茈”专用于衢州的染店:“卮、蓝与茈, 所以染也, 今西安之染者用歙之茈。” (6) 此处之西安是指浙东衢州, 与江东路的徽州相邻。
此外, 西瓜、油菜在南宋亦有大面积种植推广。兹不赘述。
六、结论
南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 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由封闭的自给自足转向逐步开放的农商社会而言, 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意义。
其一, 南宋商品性农业中, 蚕桑、棉花、茶叶、花卉、水果和蔬菜等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大增, 使农业成为当时最发达的产业, 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提供了雄厚基础。宋代农业发生了包括贸易和专业化在内的一系列变革 (the Revolution in Farming) , “到13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农业, 印度只是想象中的对手。商业活动与城市化等非凡上层建筑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 (7) 。正是南宋经济作物种植产品的大批生产与大量交易,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向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方向转进, 这是农商社会赖以形成的坚实基础。
其二, 南宋经济作物种植中出现了桑农、棉农、茶农、菜农和果农等专业化劳动力, 他们分工细密、技艺精湛, 有诸多的技术创新。这种大批存在的高技术劳动者有力地改进了南宋经济的增长品质。“依据任何非中国标准, 宋代的‘经济革命’ (the E-conomic Revolution) 是非常早期的” (8) 南宋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数量的增加, 而且是质量的提高。这为农商社会提供了内在的增长动力。
其三, 南宋经济作物种植中产业分离不断加强、分工不断深化, 其另一面则是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随着生产效率提高和产量增加, 需要交易的商品数量和次数也随之增加, 交易效率亦随之改进, 更多的商品和要素被卷入市场交易之中, 市场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市场机制为农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活力源泉。
总之, 南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 为农商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农业基础、内在增长动力和市场机制活力, 促使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朝商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演进。
注释
1 “农商社会”是葛金芳教授首先提出的概念 (参见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又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主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 引起历史学者较多的关注, 学界就此课题亦曾开过数次学术会议。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 分别于2014年 (昆明) 、2015年 (长春) 、2016年 (北京) 和2017年 (厦门) 召开。此后, 本文作者又曾就农商社会的主要特征和运行机制提出过一些看法, 参见柳平生、葛金芳:《“农商社会”的经济分析和历史论证》, 《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 又载《新华文摘》 (网刊) 2016年第3期。
2 (1) 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 《四库全书》本, 第1176册, 第383页。
3 (2) 《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 《宋元方志丛刊》本, 第4864页。
4 (3) 洪迈:《夷坚丙志》卷15《朱氏蚕异》条,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1年, 第496页。
5 (4) 陈旉:《农书》卷下《种桑之法篇第一》, 《四库全书》本, 第730册, 第188页。
6 (5)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3《余杭道中》, 《四库全书》本, 第1159册, 第613页。
7 (6) 程俱:《北山集》卷37《乞免秀州和买绢奏状》, 四库全书》本, 第1130册, 第366页。
8 (7) 庄绰:《鸡肋编》卷中,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1年, 第64页。
9 (8) 《嘉泰会稽志》卷17《布帛》。《宋元方志丛刊》本, 第7048页。《会稽掇英总集》卷20载沈立《越州图序》, 《四库全书》本, 第1345册, 第168页。《嘉定赤城志》卷37载熊守克《劝农十首》, 《宋元方志丛刊》本, 第7581页。
10 (9) 程珌:《洺水集》卷19《壬申富阳劝农》, 《四库全书》本, 第1171册, 第455页。
11 (10) 《舆地纪胜》卷29《抚州》,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1年, 第1272页。
12 (11) 王之道:《相山集》卷7《春日无为道中》, 沈怀丕、凌波点校本, 北京图书馆, 2006年, 第84页。
13 (12) 分见《剑南诗稿》卷12、卷32, 《陆游集》,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1年, 第339、840页。
14 (13)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劳农两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243页。
15 (14) 王得臣:《麈史》卷上, 俞宗宪点校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18页。
16 (15) 张嵲:《紫薇集》卷3《自顺阳至均、房道》, 《湖北先正遗书》本。
17 (16)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00《汉州劝农文》, 《四库全书》本, 第1173册, 第306页。
18 (17) 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 《四库全书》本, 第1096册, 第754页。
19 (1) 洪迈:《夷坚甲志》卷5《江阴民》载:“绍兴六年, 寓居江阴时, 淮上桑叶价翔涌。有村民居江之洲中, 去泰州如皋县绝近。育蚕数十箔, 与妻子谋曰:‘吾比岁事蚕, 费至多, 计所得不足取偿, 且坐耗日力, 不若尽去之, 载见叶货之如皋, 役不过三日, 而享厚利, 且无害!’妻子以为然。”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42页。
20 (2) 陈旉:《农书》卷下《收蚕种之法篇二》, 《四库全书》本, 第730册, 第189-190页。
21 (3)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7年, 第23页。
22 (4)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3《缫丝行》, 《四库全书》本, 第1159册, 第614页。
23 (5) 文同:《丹渊集》卷3《织妇怨》, 《四库全书》本, 第1096册, 第572页。
24 (6) 北宋数据见《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至16;南宋数据见《朝野杂记》甲集卷14《财赋》, 第290页。
25 (7) 《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 卷346, 神宗元丰七年六月己巳条,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3207页。
26 (8)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28《学记》引艾轩诗。
27 (9) 《资治通鉴》卷159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十二月条,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第4934页。
28 (1) 汪齐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 《文物》1975年第6期。
29 (2) 陆心源:《宋诗纪事补》卷35所引,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年, 第1774页。
30 (3) 华岳:《翠微南征录》卷2《邻女搔棉吟》, 《四库全书》本, 第1176册, 第632页。
31 (4) 赵翼《陔余丛考》卷22引南宋谢枋得《谢纯文惠木棉诗》。
32 (5) 周密:《武林旧事》卷9《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178页;陆游:《剑南诗稿》卷65, 《陆游集》, 第1553页;张鎡:《南湖集》卷5《晓寝喜成》。《四库全书》本, 第1164册, 第589页。
33 (6) 《宋史》卷183《食货志下五》, 第4477-4478页。另, 《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记作“六十州”, 第303页。兹从前说。
34 (7) 贾大全:《宋代四川经济述论》, 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 第86页。
35 (8) 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22页。
36 (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 绍兴十五年十一月癸辛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002年, 第3册, 第155页。
37 (10) 《宋史》卷198《兵十二》, 第4955页。
38 (1) 刘春燕:《对北宋东南茶叶产量的重新推测》,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9 (2) 吕陶:《净德集》卷3《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缺边备之费状》。《丛书集成初编》本。
40 (3)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经济考略》, 第258页。
41 (4) 参见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 (第5卷)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235-236页。
42 (5) 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211页。
43 (6) 《系年要录》卷169, 绍兴二十九年九月丙午条, 第3册, 第368页。
44 (7) 洪适:《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便民五事状》, 《四部丛刊》本。
45 (8) 陈傅良:《止斋文集》卷19《桂阳军乞画状》, 《四库全书》本, 第1150册, 第658页。
46 (9) 《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13。
47 (10) 吕陶:《净德集》卷1《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48 (11) 《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11。
49 (12) 方健从宋代方志和宋人诗作中摘取大量例证, 见方健《南宋农业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 , 第600、601页等处, 不再赘引。
50 (13) 陆游:《渭南文集》卷42《天彭牡丹谱》, 《陆游集》, 第2398-2402页。
51 (1) 董嗣杲:《西湖百咏》卷上《东西马塍》, 《四库全书》本, 第1160册, 第241页。
52 (2) 叶适:《叶适集》卷7《赵振文在城北厢两月, 无日不游马堘, 作歌美之, 请知振文者同赋》, 北京:中华书局, 1961年, 第84页。
53 (3)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马塍艺花》,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304页。
54 (4) 宋伯仁:《西塍集》 (此书不分卷) , 《四库全书》本, 第1183册, 第185页。
55 (5) 范成大:《吴郡志》卷30《土物下》,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 第446页。
56 (6) 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10页。
57 (7)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卷28《十月二十日买菊一株……》,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534页。
58 (8) 叶适:《水心文集》卷6《新移瑞香……》, 《叶适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61年, 第61页。
59 (9) 周密:《武林旧事》卷3《都人避暑》,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48页。
60 (10)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素馨花》, 北京:中华书局, 1999年, 第328页。
61 (11) 周密:《武林旧事》卷6《诸市》,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116-117页。
62 (12)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9《市》, 《宋元方志丛刊》本, 第3548-3549页。
63 (13) 吴自牧:《梦梁录》卷2《暮春》,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13页。
64 (14) 杨万里:《诚斋集》卷23《朝天集·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 《四库全书》本, 第1160册, 第248页。
65 (15) 蔡戡:《定斋集》卷18《重九日陪诸公游花田》, 《常州先哲遗书》本。
66 (16) 赵蕃:《淳熙稿》卷6《见负梅趋都城者甚伙作卖花行》, 《四库全书》本, 第1155册, 第94页。
67 (17) 《咸淳临安志》卷30《塍田顷》引赵汝谠《和叶水心马塍歌》, 《四库全书》本, 第490册, 第344页。
68 (1) 吴自牧:《梦梁录》卷18《菜之品》,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151页。
69 (2) 杨万里:《诚斋集》卷33《从丁家洲避风从小港出荻港大江》, 《四库全书》本, 第1160册, 第355页。
70 (3) 刘宰:《漫塘集》卷31《孙沂墓志铭》, 《嘉业堂丛书》本。
71 (4) 舒岳祥:《阆风集》卷3《十妇词》, 《四库全书》本, 第1187册, 第358页。
72 (5) 洪迈:《夷坚支志》庚卷第3《黄州宁氏儿》,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1152页。
73 (6) 陆游:《剑南诗稿》卷48《村兴》, 《陆游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1189页。
74 (7) 舒岳祥:《阆风集》卷3《十妇词》。《四库全书》本, 第1187册, 第358页。
75 (8) 洪迈:《夷坚支志》景卷第4《宝积行者》,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909-910页。
76 (9) 陆游:《入蜀记》卷2, 《陆游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51页。
77 (10)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橘极难种》条。上海书店影印本, 1990年。
78 (11) 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13《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四库全书》本, 第1192册, 第92页。
79 (12)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 (上) 卷5《洞庭山》。李勇先、王蓉贵点校,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04页。
80 (13) 韩彦直:《桔录》, 《宋代经济谱录》, 黄纯艳、等校点,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78页。
81 (14) 韩彦直:《桔录》, 《宋代经济谱录》, 第84页。
82 (1) 白玉蟾:《桔隐记》, 《全宋文》卷6751,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年, 第296册, 第237页。又见陈垣《道家金石略》,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 第390页。
83 (2) 范成大:《骖鸾录》, 《范成大笔记六种》, 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 第49页。
84 (3) 蔡襄:《蔡襄集》卷35《荔枝谱第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第647页。
85 (4) 范成大:《吴船录》, 《范成大笔记六种》。
86 (5) 佚名:《西湖老人繁胜录》,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11页。
87 (6)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卷21《静晖楼前有荔子一株, 木老矣, 犹未生, 予去其枯枝, 今岁遂生一二百颗, 至六月方熟》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381-382页。
88 (7)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21《新荔枝四绝》, 《四库全书》本, 第1159册, 第758页。
89 (8) 蔡襄:《荔枝谱》, 《宋代经济谱录》, 第10页。
90 (9)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范成大笔记六种》, 第116页。
91 (10)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范成大笔记六种》, 第116-120页。
92 (11)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27《右晚春田园杂兴十二绝》, 《四库全书》本, 第1159册, 第798页。
93 (12)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27《右秋日田园杂兴十二绝》, 第800页。
94 (13) 罗愿:《鄂州小集》卷1《鄂州劝农文》, 《粤雅堂丛书二编》本。
95 (14) 姚勉:《雪坡文集》卷12《送周县尉满秩归》, 《豫章丛书》本。
96 (15) 王灼:《糖霜谱》第3, 《宋代经济谱录》, 第2页。
97 (16) 王灼:《糖霜谱》第3, 第3页。
98 (17) 方大琮:《铁庵集》卷21《项乡守·博文》, 《四库全书》本, 第1178册, 第248页。
99 (1)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8《建宁府劝农文》, 《四库全书》本, 第1165册, 第283页。
100 (2) 关于药市、蚕市等专业性市场请参阅葛金芳:《南宋全史》 (第6册) , 《南宋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第7章第1节。
101 (3) 《舆地纪胜》卷179《夔州路·梁山军》,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1年, 第4626页。
102 (4)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26, 载杨天惠《附子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43年。
103 (5) 吴自牧:《梦梁录》卷18《物产·药之品》,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年, 第157页。
104 (6) 《淳熙新安志》卷2《物产·药物》, 《宋元方志丛刊本》, 第52页。
105 (7)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London:Eyre Methuen Limited, 1973, pp.113-129.
106 (8) E.L.Jones, growth recurring: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