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尝试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分析美国在“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权力结构分为内外两个层次。其中，外层权力结构体现为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与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内层权力结构表现为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与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从以上四个方面出发，作者分析了美国在越南、德国与也门统一问题中从支持分裂到默认统一的政策转变以及美国对默认武力统一、默认吸收统一、默认一体化统一等不同政策的选择，并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及其转变不是单一的行为体取向的逻辑，而是复杂的结构性取向的结果。通过比较研究，可归纳出影响美国“支持分裂”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影响美国“从分裂到统一”政策转变的权力结构以及影响美国“统一模式”政策选择的权力结构。从中可见，内外权力结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外层权力结构相对而言更具作用力，它不仅影响着内层权力结构的变化，更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从支持分裂向默认统一转变。
关键词：美国外交政策；国家统一；权力结构
作者简介：夏路，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厦门邮编：3610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国际组织与国家统一问题研究》(10CZZ035)、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全球治理中的两岸统一问题研究———复合权力结构的视角》(2012A017)相关研究成果。
一 引言
二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民族分裂国家，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民族分裂国家而言有其特殊性。这些国家原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却因美苏对峙、意识形态冲突而出现分离，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两个主权国家。其中，越南、德国、也门先后通过武力、吸收、一体化模式实现了国家统一。
在越南，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1955年，越南共和国建国；1976年，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武力模式战胜越南共和国，建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德国，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成立；同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筹建；1990年，联邦德国吸收民主德国完成国家统一，沿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名。在也门，1962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成立；1967年，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建国(1970年更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990年通过一体化模式实现国家统一，新国名为也门共和国。
以上三个国家的统一问题均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在这些“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历经了从“支持分裂”到“默认统一”[1]的转变，且分别对越南、德国、也门实施了“默认武力统一”、“默认吸收统一”、“默认一体化统一”等不同类型的外交政策。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发生转变？为什么美国会实施不同类型的外交政策？本文从权力结构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在“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外交政策。
二 权力结构：解析美国“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的新视角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美国“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的研究涉及三类：第一，政策的目标。赵全胜认为美国在“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从广义上反映了以下几个主要目标：一是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美国能够在欧洲和亚洲保持对自己有利的军事存在；二是美国的经济利益强调在不受保护主义壁垒、政治及其他制度方面限制的情况下发展自由贸易和经济交流；三是美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强调促进政治多元化、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和保护人权。[2]第二，政策的内容。李毅臻在分析了德国、越南、也门、朝鲜、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塞浦路斯等案例之后指出，美国等国际力量的干预对国家统分至关重要，其外交政策内容包括：新殖民政策、通过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干预、强制性“全民公投”、国际托管以及战争方式强力干预。[3]第三，影响政策的因素。赵全胜从安全、政治、经济等横向因素入手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中期，美国对分裂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安全因素的影响；而冷战后期至今，政治合法性、经济现代化等因素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4]张五岳从全球、地区、国家等纵向因素入手，分析了德国、朝鲜、中国的统一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包括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结构的变迁、区域对抗与整合的改变、美苏等列强介入干预的影响。具体到美国，他认为美国与苏联的相对实力变动、美国在西欧与亚太势力的消长、美国与分离各方的关系变化等都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统一政策与统一进程。[5]
以上研究都关注到了美国作为外部因素对分裂国家统一进程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影响美国政策变化的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要素，也指出了应从全球、区域、国家各个层次综合考察。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缺乏美国视角研究。以往研究多以分裂国家为主体，把美国对统一问题的影响视为外部因素的某一组成部分，缺乏对美国这一重要国际因素的单独的、深入的探讨。第二，案例选择标准不明。二战后的分裂国家深受美苏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以此作为重要的归类标准，世界历史中的案例仅涉及越南、德国、也门与朝鲜四个国家，而不包括其他案例。第三，行为体研究取向不足。一般而言，行为体取向的研究方法多适用于“非变革型”国际问题，结构取向的研究方法更适用于“变革型”国际问题。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属于“变革型”问题，而以往的学术研究或多采取行为体取向的研究方法，或涉及结构性取向却没有细化，均未能对该问题展开系统性、整体性的分析。
基于以往研究的成果及其不足，本文尝试以权力结构这一结构性取向为视角，通过细化层次，深入对比分析美国在越南、德国、也门“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以期对该问题进行补充性研究。在此，笔者仅选取越南、德国、也门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之所以选取这三个案例，是基于以下原因：这些分裂国家分别采取了武力、吸收与一体化的模式完成了国家统一，且这些进程均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
分裂国家统一模式以“是否使用武力”为标准，可分为武力统一模式与和平统一模式两种。武力统一模式是指分裂方采取暴力手段特别是采取军事打击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和平统一模式即分裂方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在和平统一模式中，以主导力量数量为标准，又可细分为吸收统一模式与一体化统一模式。吸收统一模式即是由一方主导、通过吸收弱小的另一方来完成统一。一体化统一模式即指由双方主导、通过共同合作的方式完成统一。[6]
依此，美国的“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可划分为两大类别：支持分裂与默认统一。在默认统一政策中，依照统一是否采取暴力为标准，可划分为默认武力统一政策与默认和平统一政策。在后者中，依据统一主导方数量为一方还是双方的标准，又可划分为默认吸收统一政策与默认一体化统一政策。在越南统一问题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支持分裂转为默认武力统一。在德国统一问题中，美国的政策从支持分裂转向默认吸收统一。在也门统一问题中，美国的政策从支持分裂转成默认一体化统一。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发生从支持分裂到默认统一的转变？为什么美国会实施不同类型的默认统一外交政策？本文尝试以权力结构为视角，对比探讨美国在越南、德国、也门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
权力结构是指一种互动的实力体系。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结构”这一抽象概念的根本依托为权力。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由权力结构塑造的。[7]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把权力视为一种能力，包含对他者行为的控制能力和对结果的控制能力两个层面。[8]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Duvall)认为，“权力即是各种影响的产物，这些影响存在于社会关系内，并通过社会关系塑造行为者把握其境遇与命运的能力”。[9]由上观之，权力的实质是一种控制或影响他者行为体的结构。本文对权力结构的界定是：它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种多维力量的综合体系，层次上包含外层权力(国际政治)结构与内层权力(国内政治)结构，内容上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项内容。该权力结构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强调结构的中心地位。它关注通过结构性取向而非行为体取向的视角来分析宏观变革型的国际问题，强调结构对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使研究方法更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第二，赋予权力概念以多维内涵。权力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曾经被忽视的“低级政治”如经济、社会等因素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关注权力结构的多个层面。突破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把结构仅仅定位于全球层面的局限，而是在着眼全球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关注区域层面与国家层面的权力结构，以此拓展研究的分析视角。
具体到美国“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的探讨中，以是否涉及分裂国家为标准，美国的权力结构可分为外层权力结构与内层权力结构两大层次。外层权力结构是指美国与分裂国家之外的权力结构。以体系层次为标准，又可分为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与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内层权力结构是指美国与分裂国家之内的权力结构。以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为标准，又可分为美国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分裂方的权力结构(即“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与美国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裂方的权力结构(即“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
本文将以权力结构为视角，从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四个方面出发，对比分析美国在越南、德国、也门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从而解析影响美国从支持分裂到默认统一政策转变的关键以及影响美国对不同默认统一类型政策选择的要因。
三 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
在越南、德国、也门统一问题中，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均涉及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关系。
1947年至1953年是冷战中美苏第一回合的遏制时期。[10]美国在越南实施“支持分裂”政策受到了该时期美苏权力均衡、两极争霸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超级军事大国与超级经济大国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苏联在战争中大受创伤，但它以一支巨大的常规武装力量和一种在西方世界看来颇具威胁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力量极。1947年冷战爆发，美苏剑拔弩张。在苏联东欧阵营中，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1948年“马歇尔计划”实施，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组建。1950年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形成了冷战中的第一次热战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建立了越南共和国，与北方胡志明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形成对峙，造成越南分裂。
两极权力失衡、苏强美弱态势是美国在越南统一问题上外交政策从支持分裂转向默认武力统一的重要原因。为了推行扩张政策，美国不断增加对外投资、对外援助和海外军事开支，造成大量资金外流，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更是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直接和间接费用高达5100多亿美元。[11]196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40年来最大的一次美元危机，美国的国际地位大大衰落。与此同时，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了快速的增长。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1970年分别上升到65%和80%以上。1962年至1972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增加了7倍以上(由265件增加到2167件)，而美国只增加了1倍(从1038件增加到2165件)。[12]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经赶超美国，在坦克、火炮、装甲车和总兵力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对美的优势。在美弱苏强的背景下，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伙伴”、“实力”、“谈判”三原则，开始寻求与苏联缓和政策。美苏的缓和使得“两个超级大国把其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既不愿双方失手发生一场战争，也不愿因其他国家的混乱影响它们共处体系的稳定”。[13]1973年至1974年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相互进行高层互访，就中南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均表示不希望因东南亚问题引发双方在全球的矛盾。在197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南下进攻之际，美苏都不愿因过度介入越南问题而打破两极缓和局面，以免引发全球冲突。苏联暗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举动没有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相反，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导的武力统一进程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在美国政策从支持越南分裂到默认越南武力统一的进程中，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经历了从美苏权力均衡到权力失衡(下降)的转变。
美苏第一回合遏制时期也是美国在德国实施支持分裂政策的重要背景。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达成关于彻底铲除德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决议，并重新绘制了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了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疆界。为了实现在全球的霸权，美苏决定以战争即将结束时双方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来划分势力范围。[14]美苏雅尔塔体系地缘政治对峙的中心在欧洲，对峙的焦点即在德国。1947年冷战爆发后，美国先后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针对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在德国问题上筹划美、英、法三个德占区的合并与货币改革，由此引发了苏联的不满。1948年6月4日，苏联断绝了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一切水陆交通和运输。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战后东西方关系的第一次冷战高潮。1949年5月，美国积极推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占区基础上成立，将其纳入资本主义阵营，不久后吸收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作为应对，1949年10月，苏联促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占区的基础上成立，将其归入社会主义阵营，吸纳其进入华沙条约组织。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
两极权力失衡、美强苏弱态势是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外交政策从支持分裂转向默认吸收统一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经济不振、深陷阿富汗战争的苏联实力大衰。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国民经济战略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20世纪50年代，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0%，70年代下半期降至4．3%，80年代上半期再降至3．5%。[15]1987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被日本超过，丧失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实现经济振兴，开始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改革的失误反而使苏联经济每况愈下。1990年解体前夕，苏联已经深陷经济危机之中，民族矛盾全面爆发。实力衰落的苏联被迫在全球实施收缩的战略，放弃了以往强硬的对德政策。针对变化的美苏关系与民主德国局势，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在对德统一问题上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1989年年底，在美苏首脑会晤中，老布什还曾表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不到半年，美国就转而表示“德国统一不仅是‘现实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为此，美国先后提出并达成了处理德国统一问题的“四项原则”、“2+4”方案、“九点计划”与“五点协议”。在得到统一后的德国将继续留在北约的保证之后，美国开始积极支持联邦德国吸收民主德国。在美国政策从支持德国分裂到默认德国吸收统一的进程中，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呈现出从美苏权力均衡到权力失衡(上升)的转变。
1960年至1969年是冷战时期美苏第二回合的遏制时期。该时期美苏全球权力均衡、两极实力对峙是美国在也门实施支持分裂政策的国际背景。1960年，美国U－2高空间谍飞机在苏联境内侦查时被导弹击落，苏联因之取消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苏计划，具有缓和性质的“戴维营精神”随之落幕。1961年年初，苏美相继恢复了核试验。1961年7月，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代理人”战争。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之间的核战争一触即发。1965年，美国直接派兵参加越南战争，形成了冷战中的第二次热战局面，由此引发了美苏为期十年的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至1969年，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美国拥有1054枚，苏联有1050枚；在中程导弹数量方面，苏联已经超过美国；在潜艇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数量方面则是美国领先。[16]在双方势均力敌的背景下，地处中东地缘要地的也门成为美苏在全球对峙格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1962年，苏联承认了新生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并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美国随即也开始介入也门局势，通过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的方式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纳入资本主义阵营。1967年，也门南部人民取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宣布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也门随之分裂。1970年，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左翼势力上台，改国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宣布实施社会主义政策，苏联随即为其提供了全方位援助。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转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事实，促使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保守派哈姆迪政府完全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17]也门分裂局势进一步固化。
两极权力失衡、美强苏弱态势是美国在也门统一问题上外交政策从支持分裂转向默认一体化统一的国际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陷入阿富汗战场元气大伤的苏联，开始寻求与美国缓和，这为也门的统一进程提供了契机。戈尔巴乔夫提出与西方缓和的新思维政策，主张苏联从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撤退。国际形势的变动大大减轻了美苏对也门事务干涉的力度，有利于也门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和实施统一计划。失去苏联支持与援助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为了应对国内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主动要求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合并，并得到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积极响应。1990年，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利赫访问美国以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复交的背景下，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也门的和平统一进程。与此同时，苏联也不再阻碍也门的统一，并默认了南北双方一体化的经济政治合作进程。在美国政策从支持也门分裂到默认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中，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体现为从美苏权力均衡到权力失衡(上升)的转变。
通过对越南、德国与也门统一问题的比较，可见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影响着美国的“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在支持分裂政策时期，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均呈现为美苏全球权力均衡。在默认统一政策时期，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均体现为美苏全球权力失衡。其中，默认武力统一时为美国权力下降，默认和平(吸收与一体化)统一时为美国权力上升。
四 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
在越南、德国与也门统一问题中，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分别体现为美国的东南亚权力结构、美国的欧洲权力结构与美国的中东权力结构。
美国在对越问题中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处于权力均衡。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是连接亚洲和大洋洲的重要通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全力扩张期。美国在东南亚拼凑军事组织，建立从了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中国台湾、菲律宾到东南亚的战略“弧形防线”。[18]相应地，苏联提出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实施南下扩展的“哑铃地区”战略。[19]东南亚地处“哑铃地区”，正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要冲，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出入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在美国与苏联在东南亚地区对峙的背景下，1955年，美国大力扶植吴庭艳越南共和国政府，造成越南分裂。50年代末，意识到“共产主义威胁着从印度和越南共和国边境到老挝丛林的整个地区的安全”，[20]美国开始介入越南战争。1961年，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开展“代理人”战争。1965年，美国直接出兵越南，固化了越南的分裂。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权力的衰落，是其转而在越南问题上实施默认武力统一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深陷越南、实力衰落的美国开始在东南亚实行战略收缩。1969年7月，“尼克松主义”表示，“美国将不再卷入像越南那样的战争……把东南亚事务迅速留待东南亚国家自行管理、自己负责”。[21]由此，美国制定了“必须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的方案。1973年，美国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随后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并开始大幅度收缩在泰国和菲律宾的驻军。至1976年9月，亚太地区美军人数下降到18．8万人，仅占其海外驻军总数的34．5%。1977年，具有军事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宣告解散。[22]美国在东南亚撤退的同时，苏联在东南亚的力量逐渐扩大。1969年，苏联提议筹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计划把东南亚、南亚、中东和日本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其中，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关键棋子。1966年至1972年间，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近十个军事援助协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物资援助。[23]乘着美国在东南亚收兵之机，借着苏联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197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南下发动了武力进攻，将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越南全境。对此，美国采取了默认态度。在美国政策从支持越南分裂到默认越南武力统一的进程中，美国的东南亚权力结构呈现出从权力均衡到权力失衡(下降)的转变。
美国在对德问题中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美苏在欧洲地区处于权力均衡。二战结束前，美苏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确定了双方在战后的势力范围，西欧归属美国旗下，东欧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消退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阻止苏联在欧洲西进。为此美国在西欧推行了“马歇尔计划”，并与西欧盟国筹建了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冷战爆发后，苏联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控制东欧国家，先后干预了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政府改组，并通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加强各国党际之间的联系。经济互助委员会与华沙条约军事组织都成了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抗西方的重要工具。欧洲是美苏对峙的前沿阵地，对抗焦点即在德国。为此，美苏于1949年分别支持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建国，造成德国分裂。
美国在欧洲权力结构的相对上升，是其转而在德国问题上实施默认吸收统一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西欧经济复苏带来其对政治和防务的独立要求。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联邦德国实施“新东方政策”谋求东西方关系缓和。英国于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80年代初，欧洲集体防务组织“西欧联盟”正式启动。尽管欧洲国家自身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鉴于冷战的国际环境，美国依旧在西欧作为强有力领导者的角色存在。相比较而言，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则迅速消退。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引发了东欧国家的不满。罗马尼亚公开反对苏联增加东欧各国军费和统一指挥华约部队的要求。1985年，戈尔巴乔夫主张放松对东欧“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1989年，波兰率先进行政治改革，成为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也紧随其后，相继出现政权更迭和制度剧变，苏联东欧同盟土崩瓦解。东欧动荡以及欧洲局势的变动促使美国将德国统一问题纳入紧急议事议程。美国在该问题上曾一度摇摆不定。当1990年5月苏联放弃统一后德国“中立”和“不加入北约”的立场后，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变得积极起来。1990年10月1日，美、苏、英、法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署协议，宣布停止四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为10月3日联邦德国正式吸收民主德国实现国家统一做出了最后的关键性准备。在美国政策从支持德国分裂到默认德国吸收统一的进程中，美国的欧洲权力结构经历了从权力均衡到权力失衡(上升)的转变。
美国在对也门问题中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美苏在中东地区处于权力均衡。冷战爆发后，美国强调“要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工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同时，[24]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两个支柱”在中东展开全方位的政治军事渗透。[25]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宣称，“鉴于中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必须用所有的力量来获得中东”。[26]1967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获胜，并将以色列确立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战略伙伴。苏联对中东的地缘战略也非常重视。“中东这一非常靠近苏联的地区，对苏联的安全有直接的影响。”[27]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在中东的战略方针为：联合美国排挤英法、插手中东。70年代初，苏联在全球推行了“南下两洋”(即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70年代后期，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三国签订了《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遭到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苏联抓住这一时机，加强了在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也门的分裂即是在美苏对峙中东的背景下产生的。1962年，美国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建交，加强合作，以此稳固其在中东的战略地位。1967年，美国与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关系，借此抵御苏联在也门南部的势力扩张。1970年，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左翼政府上台后，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作为应对，美国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纳为军事盟友。
美国在中东地区权力结构的上升，是其对也门问题转而实施默认一体化统一外交政策的重要背景。1979年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总统发出威胁，声称针对任何外部势力试图控制波斯湾的企图，美国都将采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手段予以还击。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把中东提到与欧洲相等的战略地位。美国在中东设立了统帅“快速反应部队”的“中央司令部”，提出“苏联威胁高于阿以冲突”的口号，把巴基斯坦、埃及、以色列等亲美国家纳入地区安全结构，借以分化中东的亲苏国家力量。相对而言，苏联却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优势。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举动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普遍反对，不仅削减了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也严重地消耗了本国的实力。1986年，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表示要从阿富汗部分撤军。衰落的苏联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并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撤退。之后，苏联不再对也门统一持否定态度。1990年，为了稳定国内动荡的局势，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表达了统一的愿望。[28]此时的美国为了巩固在红海的地区战略，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并默认了也门一体化和平统一进程。在美国政策从支持也门分裂到默认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中，美国的中东权力结构表现出从权力均衡到权力失衡(上升)的转变。
通过对越南、德国、也门统一问题的比较分析，可见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影响其“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在支持分裂政策时期，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均呈现为权力均衡。在默认统一政策时期，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均体现为权力失衡。其中，默认武力统一时为美国权力下降，默认和平(吸收与一体化)统一时为美国权力上升。
五 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
在越南、德国、也门统一问题中，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分别体现为美国的越南共和国权力结构、美国的联邦德国权力结构、美国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权力结构。
在对越南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美国在越南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处于优势地位。法国在越南战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之后，美国着手在越南直接扶持亲美政权。1950年至1953年，滞留美国的反共人士吴庭艳被美国看做是“可以与之同舟共济的那种亚洲人”。[29]在《日内瓦协议》规定的越南全民选举前夕，美国扶植吴庭艳于1955年10月提前在南方举行选举，成立了越南共和国，越南由此分裂。1957年至1958年，美国承担了越南共和国全部的军队费用和近80%的政府财政。美国帮助越南共和国修建军事基地、战略公路网络。针对日益高涨的反美运动，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派出超过1000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奔赴越南，帮助越南共和国政府训练海陆空军，发动“代理人”战争。[30]1962年，美国在西贡设立军事指挥部，军队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名美军顾问。[31]1963年11月，对吴庭艳政府颇为不满的美国政府扶植阮文绍上台。1965年，美国直接出兵越南，发动“局部战争”。至1969年4月，美军参战人数高达54．55万。
美国在越南共和国的权力结构转为劣势，是美国对越南转而实施默认武力统一政策的重要原因。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损失高达3520亿美元，比朝鲜战争多出一倍，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支出总和3410亿美元还多110亿美元。[32]巨额的军事负担引发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与反战浪潮。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意识到越南战争是“卡住国家喉咙的一块骨头”，美国明确提出了越南战争“越南化”的策略。[33]1969年8月底，美国从越南共和国撤走了2．5万名美军。1970年12月中旬，4．5万美军撤离。1970年，尼克松宣布1971年春季以前再从越南共和国撤军15万人。至1972年5月，美军只有6．9万部队滞留越南，比本届政府继承得到批准的人数减少87%。[34]1973年，美国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5年3月29日，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最后一批军队2500人撤退完毕。失去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政府对南方的控制力迅速衰退，不久即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力吞并。而美国对该进程没有实施外部干预。在美国政策从支持越南分裂到默认越南武力统一的进程中，美国在越南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从权力优势到权力劣势的转变。
美国在对德国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其在联邦德国的权力结构处于优势地位。1945年2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确认了肢解和分区占领德国的原则。1945年6月，美、苏、英、法四国签署《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冷战爆发后，1949年5月，美国扶植联邦德国建国。1949年10月，民主德国成立，德国分裂。经济上，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联邦德国提供战后重建援助。至1951年年底，该计划先后向联邦德国输出援助资金共计13．906亿美元。其中，援助金额为11．737亿美元，贷款金额2．169亿美元。[35]军事上，美国逐步解除了对联邦德国的军事限制，但前提是接受美国主导。1952年，美、英、法与联邦德国签署《德国条约》，规定西方国家有保卫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义务。1954年，北约理事会签署声明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规定联邦德国可以建立一支50万人的军队，但必须接受北约盟军司令部的指挥，并放弃核生化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美国领导的北约。美国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导致了联邦德国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在美国政策的影响下，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坚持联邦德国是代表德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邦德国推行“哈尔斯坦主义”，拒不承认民主德国，主张通过全体德国自由选举实现统一。德国的分裂进一步固化。
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在联邦德国一直保持权力优势。冷战结束前夕，在权力优势的前提下，美国默认了德国的吸收统一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巨额的美元援助、成功的经济政策，联邦德国经济增长迅速，长期保持着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地位，一度与美国、日本形成三足鼎立态势。然而，冷战的背景让德国意识到“与西方紧密的政治结盟”是抵御苏联在欧洲扩张的前提，[36]在外交战略问题上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1958年柏林危机后，美苏关系的缓和改变了美国原有的对德政策。美国转而承认两个德国并存，与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所追求的由联邦德国来统一德国的政策发生冲突。但联邦德国为了寻求自身的国家安全，不得不屈就于美国的压力。1969年，在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下，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放弃“哈尔斯坦主义”，转而提出“新东方政策”，改善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972年，两德关系实现正常化。1973年，在美国的默许下，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两德分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该形势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1989年民主德国政局的变化让美国始料未及。在联邦德国表示要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之际，美国曾担心统一会大幅度减少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影响，并不急于改变德国的现状。但在得到德国统一后将继续留在北约的保证之后，美国开始明确表示站在支持德国统一的前列。在美国政策从支持德国分裂到默认德国吸收统一的进程中，美国在联邦德国的权力结构一直保持权力优势。
美国在也门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其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处于优势地位。1962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成立时，美国是最先一批承认它的国家之一。1963年，美国把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双边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将其纳入到资本主义阵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举动，引发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对美国的公开批评与反对。作为报复，美国断绝了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外交关系。1971年，也门南北双方边境战争中苏联支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举动，让美国逐渐认识到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重要战略意义。[37]1972年，美国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复交。随后，在美国的支持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加入联合国。[38]也门的分裂为国际社会所承认。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海军两次途经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访问波斯湾，将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卖给阿拉伯也门共和国。[39]1976年至1981年间，美国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经济援助高达5亿美元。[40]1979年，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面临内部叛乱和边境战争的双重困境时，美国总统卡特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紧急条款”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美国还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建立了印度洋永久军事基地，美也之间再次形成军事同盟关系。[41]
冷战后期，美国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权力结构从优势转为常势，这是美国对也政策转为默认一体化统一的重要背景。1979年，在也门南北双方第二次边境战争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不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这在很大程度标志着美国也门战略的失败。[42]此后，美国逐渐拉大了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距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要求与美国建立直接的军事联系，并要求获得更多的美式武器和美军顾问，此举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希望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援助不要越过沙特阿拉伯这一中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门地区发现高质量石油后，美国才重新重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价值。1986年，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后，美国国际发展机构继续在清洁用水、公共卫生、教育机构以及公路建设等多个领域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提供公共服务。1990年统一前夕，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利赫访问美国后，美国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提供了价值4200万美元的援助项目，明确表示支持其统一进程。在美国政策从支持也门分裂到默认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中，美国在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从权力优势到权力非劣势(常势)的转变。通过对比越南、德国与也门的统一问题，可见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影响美国“分裂国家统一问题”的外交政策。在支持分裂政策时期，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均呈现为权力优势。在默认统一时期，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呈现多样化状态。默认武力统一时为美国权力劣势；默认和平统一时为美国权力非劣势，其中，默认吸收统一时为美国权力优势，默认一体化统一时为美国权力常势。
六 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
在越南、德国、也门的统一问题中，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分别体现为美国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权力结构、美国的民主德国结构、美国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权力结构。
美国在越南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处于劣势。二战期间，美国远东作战司令部曾空降军队和物资支持越南胡志明的抗日斗争。战后，美国军队进驻河内和西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慰问。[43]然而，冷战爆发后，胡志明政府的共产主义倾向以及美国默认法国入侵越南的举动，改变了双方的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大力支持法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奠边府战役法国失败后，美国政府表示“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必要时将与法国一道采取联合行动”。[44]1954年，美国阻止日内瓦会议未果，随后向越南增派三个师的兵力。[45]1955年，美国批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抛开法国当局直接援助越南南方亲美势力，扶植建立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峙的越南共和国。[46]1956年，美国宣称必须向越南人民输出革命，应比共产党人所能提供的任何革命更为优越、和平、民主且更能为本国人所控制。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开始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美国军队在岘港登陆，对越南发动了长达八年的“局部战争”。期间，美国对整个中南半岛进行大规模轰炸，投下的炸弹总吨数相当于整个二战时期总数的2．5倍。[47]越南民主共和国军民奋力反抗，歼灭越南共和国共计100多万正规军和150万民团武装。美国共有5．6万余人丧生，30余万人受伤。[48]
美国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权力结构的持续劣势是其对越政策转向默认武力统一的重要原因。1968年3月，深陷越战、实力大衰的美国宣布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考虑从越南撤军。1968年5月，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会谈。1973年，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相关各方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之后，美国军队逐步撤出越南。1975年3月29日，美军在越南共和国撤退完毕，将近十年的对越军事侵略宣告结束。美国的撤退意味着越南人民反美、反越南共和国政府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与越南共和国革命力量的士气。通过抗美战争，越南民主共和国内部更为团结，同时也得到了南方革命力量的认同，这均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南下武力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背景下，1976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南下战争统一越南时，美国默认了此武力进程。在美国政策从支持越南分裂到默认越南武力统一的过程中，美国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权力结构一直呈现为权力劣势。
美国在德国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其在民主德国的权力结构处于劣势。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美国不予承认民主德国政府的合法存在。1950年9月18日，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声明，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德国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美国坚持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全德国政府，希望以此途径瓦解民主德国的存在。至1958年，美国始终拒绝与民主德国发生任何外交接触。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后，为了避免与苏联的直接冲突，美国的民主德国政策发生转变。美国表示西方国家可将民主德国视为苏联的“代理人”，以此处理柏林问题。[49]1959年年初，美国表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重新统一是我们一致同意的方式，但这绝不是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50]1961年，在苏联与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之际，美国表示“苏联采取的措施，只是针对民主德国和东柏林居民的，而不针对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和通道权利”，[51]柏林墙并不是关系到东西方战争与和平的事情。此举表明美国希望通过在德国问题上的让步，获得苏联对西柏林权利的承认与保证。
美国在民主德国的权力结构转为权力常势，是其对德政策转为默认吸收统一的重要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两大阵营关系逐渐缓和。1974年，美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过谈判，决定从9月4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美国与民主德国建交后，两国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发展，而是从属于美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80年代末，民主德国政局的变化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因对统一的德国的去向存有疑虑，迟迟没有在两德统一问题上松口。苏联在民主德国的撤退直接导致了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的动荡与对统一的诉求。1990年1月底，当感到苏联因自身面临崩溃的危机而无力再对民主德国政治与财政危机伸出援手时，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已经意识到德意志民主德国即将终结”，[52]于是加快了与联邦德国合作统一的进程。90年代初，民主德国自由选举的新政权组阁以及苏联默认统一的德国归属北约后，美国正式放弃了两德并存的政策，积极支持联邦德国吸收民主德国，并表示1990年将会出现统一的极好机会。在美国政策从支持德国分裂到默认德国吸收统一进程中，美国在民主德国的权力结构表现为从权力劣势到权力非劣势(常势)的转变。
美国在也门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其在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处于劣势。1967年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即予以承认，并把双边关系从领事馆级别升格为大使馆级别。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激进派要求一边倒向苏联，但以沙比总统为代表的温和亲美派占据了上风。然而，1969年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因激进的“六二二纠正行动”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双方关系急转直下。1969年10月，美国与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两国断交后，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温和派一度“期待开启与美国的对话”。[53]不料，伊斯梅尔激进派上台后加强了与苏联的联系，南也门人民共和国逐渐关闭了与美国的对话渠道。1970年，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新上台的左翼政府完全倒向苏联，与美国一度形成对抗态势。
美国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权力结构转为权力常势，是其对也政策转为默认吸收统一的重要原因。1974年年初，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新领导人萨利姆·鲁巴伊·阿里(SalimRubaiAli)上台后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释放了两名美国公民。[54]两国关系随之出现转机。1976年至1977年，美国加大了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作为回应，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宣布亚丁港对美国海军开放。[55]1977年，鲁巴伊赴联合国参加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RobertsVance)举行了私人会谈，商定两国即将迈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56]1978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哈姆迪在访问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前夕被暗杀，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该暗杀行动系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所为。美国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骤然冷淡。1979年至1984年，美国资助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军队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开展了炸毁大桥等破坏行动，并支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反政府武装。美国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从中东地区战略撤退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改善后，美国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再次实现缓和。1990年4月30日，在也门统一的三个月前，美国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此时正为也门南北双方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时刻。在美国政策从支持也门分裂到默认也门一体化统一的进程中，美国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从权力劣势转向权力非劣势(常势)的态势。
综合比较越南、德国、也门的统一问题，可见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影响美国“分裂国家统一问题”的外交政策。在支持分裂政策时期，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均呈现为权力劣势。在默认统一政策时期，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状态，其中，默认武力统一时为美国权力劣势，默认和平(吸收与一体化)统一时为美国权力常势。
七 结论
美国的“分裂国家统一问题”外交政策及其转变不是单一的行为体取向的逻辑，而是复杂的结构性取向的结果。由于行为体取向的研究方法难以对变革类型的问题展开整体的、系统的分析，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权力结构”这一结构性取向的视角，对比分析美国在越南、德国、也门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的变化。通过比较(参见表1)，我们可以发现：
当美国在“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中实施支持分裂政策时，其权力结构均为：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权力均衡、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权力均衡、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权力优势、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权力劣势。
当美国在“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中采取默认武力统一政策时，其权力结构为：全球权力结构权力下降、地区权力结构权力下降、资方权力结构权力劣势、社方权力结构权力劣势。默认吸收统一政策时的权力结构为：全球权力结构权力上升、地区权力结构权力上升、资方权力结构权力优势、社方权力结构权力常势；默认一体化统一政策时的权力结构为：全球权力结构权力上升、地区权力结构权力上升、资方权力结构权力常势、社方权力结构权力常势。
可见，美国从支持分裂转为默认统一政策时的权力结构体现在外层领域，即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与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均从权力均衡转为权力失衡。美国默认统一政策类型选择时的权力结构为：(1)影响美国对默认武力或默认和平(吸收与一体化)统一政策选择的权力结构为：外层权力结构(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与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权力下降或权力上升，内层权力结构(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与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权力劣势或权力非劣势。其中，每一项因素的前者影响美国对默认武力统一政策的选择，后者影响美国对默认和平统一政策的选择。(2)影响美国对默认吸收或默认一体化统一政策选择的权力结构为：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权力优势或权力常势。其中，前者影响美国对默认吸收统一政策的选择，后者影响美国对默认一体化统一政策的选择。
综上所述，权力结构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美国在“分裂国家统一问题”中的外交政策。权力结构包含美国与分裂国家之外的“外层权力结构”、美国与分裂国家之内的“内层权力结构”。内外权力结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外层权力结构相对而言更具作用力，它不仅影响着内层权力结构的变化，更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从支持分裂向默认统一转变。
在外层权力结构中，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与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呈现出趋同特征。其中，全球层面的权力结构影响着地区层面权力结构的发展与变化。当美国的全球权力结构与美国的地区权力结构二者都呈现为均衡时，美国偏向支持分裂政策；当二者都体现为失衡时，美国转而偏向默认统一政策。
在内层权力结构中，当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与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二者互异时(前者为权力优势，后者为权力劣势)，美国偏向支持分裂政策。当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与美国的社方权力结构二者趋同时，美国转而偏向默认统一政策。其中，二者均趋同为权力劣势时，偏向默认武力统一政策；二者均趋同为权力非劣势时，偏向默认和平统一政策。值得关注的是，在和平统一政策模式的选择中，美国的资方权力结构的影响力更大。该权力结构呈现为优势时，美国偏向默认吸收统一政策；该权力结构呈现为常势时，美国偏向默认一体化统一政策。
注释：
[1] 默认统一，即是“不反对统一”之意，既可能是“支持统一”，也可能是“不支持统一”、但不反对统一进程。
[2] 赵全胜编著: 《分裂与统一: 中国、韩国、德国、越南经验之比较研究》，台北: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03 － 213 页。
[3] 李毅臻主编: 《统一之路与分裂之痛: 二战后分裂国家统一的启示与统一国家分裂的教训》，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 － 20 页。
[4] 赵全胜编著: 《分裂与统一: 中国、韩国、德国、越南经验之比较研究》，第203 － 213 页。
[5] 张五岳: 《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台北: 业强出版社1992 年版，第289 － 317 页。
[6] 夏路: 《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 对越南、德国、也门的比较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31 － 32 页。
[7] Robert O. Keohane，“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in Robert O. Keohane，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 165．
[8] 罗伯特蘒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 《权力与相互依赖》( 第3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 页。
[9]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 1，2005，p. 39．
[10] 从1947 年冷战爆发到1991 年苏联解体，美苏关系经历了三个“从遏制到缓和”的回合。第一回合: 1947年至1953 年为遏制时期， 1953 年至1960 年为缓和时期。第二回合: 1960 年至1969 年为遏制时期，1969 年至1979 年为缓和时期。第三回合: 1979 年至1986 年为遏制时期，1986 年至1991 年为缓和时期。
[11] 何春超主编: 《国际关系史( 1945 － 1980)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295 页。
[12] 何春超主编: 《国际关系史( 1945 － 1980) 》，第298 页。
[13] John Gaddis，“Great Illusions，the Long Peace，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 CharlesKegley，ed. ，The Long Postwar Peace，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91，p. 34．
[14] 这条分界线即是: 在西方，从吕贝克到的里亚斯特；在南方，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中国东北地区；在东方，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的北纬38 度线，直到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
[15] 徐博东等: 《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台北: 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 年版，第69 － 70 页。
[16] 何春超主编: 《国际关系史( 1945 － 1980) 》，第256 页。
[17] U. 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June 1，1970，①
[18] 人民出版社编: 《中美关系》，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第237 页。
[19] “哑铃地区”是对两大洋夹着一条海峡的广大地区形象的简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哑铃的两头，中间横贯着马六甲海峡。p. B1．
[20] 沃尔特拉费尔著，游燮庭译: 《美苏冷战史话》，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227 页。
[21] 陈乔之主编: 《国际因素与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0 页。
[22] 陈乔之主编: 《国际因素与当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第111 页。
[23] 王士录主编: 《当代越南》，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14 － 216 页。
[24] Michael A. Palmer，Guardians of the Gulf: A History of American’s Expanding Role in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Macmillan，1992，p. 26．
[25] Michael A. Palmer，Guardians of the Gulf: A History of American’s Expanding Role in the Persian Gulf 1893 － 1992，pp. 48 － 49．
[26] 王书中主编: 《美苏争霸战略问题》，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404 页。
[27] 国际关系研究所: 《中东问题文件汇编》，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版，第122 页。
[28] Manfred W. Wenner，The Yemen Arab Republ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an Ancient Land，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1，p. 166．
[29] Ellen J. Hammer，The Struggle for Indo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 286．
[30] Bernard B. Fall，“Anti － Americanism: Will South Vietnam Be Next?”The Nation，May 31，1958，p．490．
[31] The New York Times，July 8，1962，p. 15．
[32] 王书中主编: 《美苏争霸战略问题》，第442 页。
[33] Hoang Van Chi，“Why No Peace in Vietnam，”in Sibnarayan Ray，ed. ，Vietnam: Seen from East and West，Australia: Thomas Nelson Ltd. ，1966，p. 43．
[34] 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国际班编译: 《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外交政策报告》，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49 － 153 页。
[35]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年版，第492 页。
[36] Richard H. Immerman，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 121 － 122．
[37] U. 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June 1，1970，p. B1．
[38] U. 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 USSR，July 19，1972，pp. B10 － 11; U. 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 USSR，July 25，1972，pp. B15 － 16．
[39] DMS，Foreign Military Markets—Middle East /Africa，Greenwich: DMS，Inc. ，1982，p. 4．
[40] Page Stephen，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Yemens: Influence on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s，New York: Praeger，1985，p. 170．
[41] U. 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 USSR，June 5，1979，p. A2．
[42] Fred Halliday，Threat from the East? Soviet Policy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n to the Horn of Africa，New York: Penguin Books，1982，p. 49．
[43] Ellen J. Hammer，The Struggle for Indochina，p. 97．
[44]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30，1954，p. 1．
[45] Anthony Eden，Memoirs: Full Circle，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60，pp. 143 － 144．
[46] Dayton D. Mckean，South Vietnam: Nation under Stres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4，p．192．
[47] 威廉蔠斯特编著，姚远、汪恒译: 《国际关系: 21 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5 页。
[48] 杜敦信、赵和曼主编: 《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北京: 时事出版社1988 年版，第206 页。
[49] William Burr，“Avoiding the Slippery Slope: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erlin Crisis，November 1958 － January 1959，”Diplomatic History，Vol. 18，No. 2，1994，p. 185．
[50] Jack M. Schick，The Berlin Crisis，1958 － 1962，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p. 37．
[51] Mark J. White，Kennedy: The New Frontier Revisited，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p．Manfred Gortemaker，Unifying Germany 1989 － 1990，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4，p. 245．
[52] Manfred Gortemaker，Unifying Germany 1989 － 1990，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4，p. 245．
[53] U. 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July 10，1978，p. C2;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6，1978．
[54] U. 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Daily Report: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September 18，1974，p. C1．
[55] Yu Tsaplin，“Teamed Up，” New Times，No. 48，1976，p. 23; V. Aleksandrov，“Dynamic Progress，”New Times，No. 42，1976，p. 15．
[56] Page Stephen，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Yemens: Influence on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s，p.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