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中，曾经是种葡萄的农民，现在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的维克多•大卫•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在9-11之后他的畅销书和关于文化，战争，外交政策的观点影响力巨大，常常接到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咨询电话。

好不奇怪的是，他的大出风头招致了批评，既有猛烈的抨击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人说他是个匿名炸弹杀手（Unabomber）也有来自专业人士的批评。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里恩（John Lynn）的著作《战场》Battle属于后一种。

《战场》是不拘一格研究世界军事历史的著作，涉及非常广泛的内容，从古代中国人、印第安人在冲突中的美德和伦理到现在的反恐战争。里恩从崭新的文化角度探讨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化问题。他描述了中世纪西方战争的残暴，在chevauchée中充斥着不是战场上的骑士品质而是强奸，掠夺，屠杀，蔓延整个乡村的大劫掠。

对那些在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作中发现不变的真理的人来说，里恩认为克劳塞维茨肯定被理解成他的文化时代的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军事思想家研究这个普鲁士人的决定性战争的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用同样的热情研究他关于有限战争的观点。和普遍流行的智慧说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战略和残忍是来自双方的种族仇恨不同，里恩巧妙地指出地理决定了战略，冲突的战争文化造成了残忍。

里恩的著作表明文化也可以成为战争胜利的障碍。他举1948到1973年埃及人军队做例子。埃及人古板，失衡的指挥系统阻碍了新鲜观点，策略灵活性，以及和下层的真实消息的沟通从而在六日战争中遭到以色列人的重创。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 (1973)战争中，他们计划好的进攻由于把消息传达到每一个士兵使得可能有的任何惊奇和个人主动性的优势完全丧失，并造成最后的失败。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目前在中东的处境。如果你不能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往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么往下使用恐怖主义。

里恩教授在这个打破传统的学术研究中用有说服力的例子指出文化是世界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力量。然而，《战场》可能让渴望笼统结论和全面历史命题的读者失望。对里恩来说，复杂性和断裂性区分了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方式。

维克多•大卫•汉森从个人叙述开始他的《战场的涟漪》，描述1945年冲绳岛战役中他父亲的与他同名的堂弟的死亡。这个60年前在远方岛屿上的死亡一直冲击汉森家族。汉森指出战争的死亡和破坏以同样的方式在影响人类历史。他写到“战场是历史真正的野火，从中逃出来一些幸存者像灰烬一样飘散，然后落在离最初火焰很远的地方再次燃烧。”

汉森考察了三场战役---冲绳岛，夏伊洛（Shiloh）和德利乌姆（Delium）描述了在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战斗中，他们促成整个社会的变化。在1862年夏伊洛血腥战役中，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的联邦军队几乎没有制伏突然的叛乱袭击。可能丢脸的威廉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在联邦立场上起了关键作用，让他免于绝望和默默无闻。夏伊洛让他走上一条道路进入南方人心里。两年后他占领亚特兰大保住了林肯的总统大选，他与格兰特的合作赢得了战争。

另一方面，南方将军爱尔伯•姜斯顿（Albert Sidney Johnston）在夏伊洛第一天晚上的侥幸逃过死亡避免了对摇摇欲坠的联邦军队防线的进一步的袭击。姜斯顿的意外活下来会不会改变事件的走向与我们讨论的问题不相干，但是事实是许多南方人确实相信是这么回事。机会，不是敌人的技能摧毁了南方人的事业。这个神话被姜斯顿的死和葛底斯堡错过的机会进一步巩固。

但是夏伊洛的影响和公元前424年德利乌姆战役的影响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中不知名的策略上不重要的战役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在这个毁灭性战争的中间，雅典人决定转变并打败斯巴达位于北面的皮奥夏地区（Boeotian）盟友。参加雅典一方的数千重甲步兵中有个中年哲学家名字是苏格拉底。被皮奥夏人打败之后，雅典人朝三个方向逃窜。有些往山上或往要塞跑，苏格拉底却往树林中跑，只有选择往树林里跑的人逃脱了被杀戮的命运。正因为这个，西方政治哲学之父活下来将智慧传给柏拉图，色诺芬（Xenophon），亚里士多德以及我们。

维克多•大卫•汉森和约翰•里恩有个关键的不同。汉森的著作捍卫“战争的西方模式”。对汉森来说，希腊农业文化生产出基于公民军事主义和决定性战役的战争模式，西方基本上是这种模式在进行战争（和非西方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西方人的传统如契约管理，世俗的理性主义，强烈的个人创造产生一个无与伦比的毁灭性的军事动态理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Macedonians）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是罗马而不是迦太基（Carthage）征服了世界。西班牙征服者在拉丁美洲横行，中国贵族的玩具火药到了西方人手中成了来复枪和炸弹的基础---不是因为人口多，智商高，枪炮，细菌，钢铁，而是2500年的文化传统。西方战争方式的成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从我们这里复制了武器，制服，军事组织而不是相反。”

里恩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批评汉森的西方战争方式创造了大一统的西方长期不变的尚武传统。里恩认为罗马帝国时期的战士和战斗方式直到现代早期和他们的希腊祖先差别很大，戳穿了汉森连绵不断的西方传统的神话。而且，并不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战斗中都是胜利者。匈奴人，穆斯林，蒙古人，土耳其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并赢得过胜利。

但是汉森的才能在于用对当今有意义的方式回顾了历史。约翰•里恩看到全民皆兵和决定性战役结合的出现的巧合，汉森则看到西方文化编码的模式。里恩看出恐怖分子驾驶飞机撞上大楼标志着新型战争形式的到来，汉森没有。在1944年末期，日本人开始对太平洋上的美军舰队实施神风队员自杀袭击。他们试图恐吓美国人不要侵犯日本本土，那样会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军方决策者才下令进行原子弹袭击。汉森写到“2001年那个可怕的秋季之后的事件与此有类似的联系。”美国人再一次面对自杀性狂热分子，相信他们的无畏能够战胜走向衰落的美国人。汉森注意到“浪漫主义者可能记住神风队员，现实主义者回忆他们是怎么被对付的。冲绳岛战役告诉世人战争的主要恐惧不是自杀式炸弹的随意使用，而是它们让西方强权做出的反应，他们杀人本能的自我控制往往基于自己的道德抑制---而自杀性袭击好像彻底将这个刹车拆除了。”

观念是迷惑人的东西，很难通过时间进行追寻和测量。《战争的涟漪》表明了战争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的持久的和意料不到的影响。如果存在一个它从古代希腊重甲步兵到现在美国士兵的西方战争模式的话，这个轨迹至少部分地被历史的山脉和山谷隐藏起来了，隐藏在数不清的人的观点，祈祷，和艺术中。约翰•里恩指出这点是对的，因为发现这样的道路正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核心。但是正如汉森非常明白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上，历史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而战，如果必需的话。

译自：“Cultures of War” by Thomas A. Bruscino, Jr.

本文评论的两本书：

Battle: A History of Combat and Culture, by John A. Lynn

Ripples of Battle: How Wars of the Past Still Determine How We Fight, How We Live, and How We Think, by Victor Davis Hanson

http://claremont.org/writings/crb/winter2004/bruscino.html

作者简介：托马斯•布鲁西诺（Thomas A. Bruscino, Jr）是俄亥俄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