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日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西方媒体上时常看到诸如“战争会否爆发”之类渲染“剑拔弩张”氛围的文章。阿基米德说过：“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看来钓鱼岛很有可能成为那个撬动亚太局势突变的支点。本世纪地缘政治中最大的一起黑天鹅事件（编按：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现状），极有可能就是日本挣脱和平宪法的束缚，重新崛起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
中国的强势崛起和美国“大江东去”的衰弱，使这样一起黑天鹅事件成为可能。许久以来，美国凭借其卓越的军事优势主导了亚太安全局势。通过单级霸权，美国刻意遏制亚太地区出现过度的军事竞争，以维护其自由的经济秩序。这种亚太秩序的基础，就是美国无以伦比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缺乏“挑战华盛顿构建的亚太安全框架之对手”的这样一个事实。
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崛起，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维系亚太地缘政治平衡的这些基础。美国“经济沉疴难返的现实和财政悬崖的泥沼”，已经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美国已经无法独立承担急速攀升的遏制中国的成本”。环顾宇内，在“华盛顿模式”的阵营里，最能填补美国衰弱和中国崛起所造成的这段亚太实力真空的，莫过于日本了。自顾不暇的华盛顿必须让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
兰德智库在给五角大楼的报告《美国与亚洲》中建议：“在21世纪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三个首要战略目标：防止新的地区霸权出现（尤其是中国），保持地区稳定，防止地缘大国崛起和争议造成混乱失衡的局面。为了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应该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的军力可以在超出本土防卫的范围内和盟国更多的合作（亦即享有集体自卫权）。”打个形象的比喻，战后富有军国主义勇武的日本，被美国用和平宪法的绳索给捆绑住了，如今美国想放开这绳索，纵虎归山，放龙人海，让这个曾经让中国在军事上吃尽苦头的国家重新军事化，并且在亚太安全框架里承担更多的责任。
问题是纵虎容易收虎难，如果军事民族主义再度在日本开花结果，美国有把握控制住局面吗？华盛顿难道忘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如果不是因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的投降很可能要美国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对于卧薪尝胆的日本右翼而言，没有比钓鱼岛危机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更好的机遇了，右翼纲领不失时机地主宰了刚刚结束的日本大选。
曾几何时，麦克阿瑟主持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让惨遭日本军事机器蹂躏的亚洲诸国有了永久和平的安全感，但正如《凡尔赛条约》没有束缚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制止日本全面重启军事机器的和平宪法的绳索，也终将有形同虚设之日，到那一天，日本或许不会甘当美国的小弟。
日本能短期内拥有核武
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资本优势，日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亚太地区最强的军事力量之一，如果“以史为镜”所言非虚，日本民族的超强爆发性，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便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可怕的是，为了和中国在同等水平下进行对抗，拥有核武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本军事化后的下一个目标。这样的论断绝不是空穴来风，据美国国会研究局和科学家联合会的研究报告《日本的核未来》，日本在发展核能过程中，有些行为值得主张核不扩散人士的极高警惕：日本拥有非核国家所罕见的大规模核燃料再处理设施；用过的核燃料中的钚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但日本通过其核燃料再处理设施，提取了大量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分离钚，其数量几乎占全球总量的10%。在先进的核技术和大量分离钚储备的支持下，日本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核武国家。
一旦日本作为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大军事国家崛起了，即便是美国也可能收服不了其军事民族主义力量。那个时候，回想起惨烈的太平洋战争，美国会庆幸自己当时面对的是没有核武的日本。日本的军事化将是美国和中国都难以控制的变量，必将引发一系列地缘政治的黑天鹅事件。
如果这些黑天鹅事件没有发生，则日本会怎样？日本会在老龄化的深渊里，渐渐地退化成昔日亚洲第一强国的迷你版本。2012年，日本人口减少了0.21%——26万3727人，比上一年减少的人口要多50%，这是日本连续三年人口萎缩。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统计这一年出生的人口为历史最少，而死亡人口为历史最多。如果这个趋势不被阻止，到本世纪末日本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此时不军事化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一旦被逼上绝路便会强势反弹的国家。所以目前中国为了钓鱼岛问题，把日本逼上军事化道路的行为是很短视的。邓小平“把钓鱼岛问题留给下一代去解决”的高瞻远瞩，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对待日本问题，中国不应步步紧逼。目前能够阻止日本军事化的就只有美国，就这点来讲，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之于中国，有不言而喻的战略红利。
中国应该放下成见，更为开放地看待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说句夸张的话，即便出现”中美军事结盟“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其结果也将远远比“日本成为拥有核武的军事强国”要好。细想起来，中美携手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繁荣稳定的格局，又何尝不是亚洲之福呢？
作者是中国商务部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