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是最后一个演讲者。大家知道，有的时候，最后一个往往不受欢迎。
刚才，我听了各位同行的演说，特别是听了上午美国鲍里奇教授和严文藩教授关于有效教学方法及诸原则的报告，我想起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物理学家马凯对我说一句话：“其实，植物学都是一样的，但世界各地的园艺却大异其趣”！两位美国教授论及的教学方法与原则，在我们这里仿佛也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般的教师也都可以做到，且经过20余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的确大致都在这么做，都在这么教。但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跟世界一比就显现出惊人的差距，尤其是在实践中创新能力的差距，几乎就相等于我国与欲作为一个世界教育强国的差距。所以，从我们国家领导人一直到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小学校长，乃至幼儿园长，也都在着急，都在深思：为什么我们一样在努力地教，可是，在我们校园里培养教育出来的人却老是“高分低能”，结果导致国家创新能力长久以来如此积弱？这就是为什么教育部老部长陈至立同志，在最近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面讲，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任务”，“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她说，第一是科技竞争力和供给力不足；第二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第三是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第四是科技人才相对数量少，总体水平不高；等等。在刚才的听讲中，有专家谈到的有关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即是这种差距的一种体现。真的，我觉得，上午听专家的报告，就教学层面具体的评价，真的很精彩，感觉很好。但是，我听完了以后，就是有这么个感想：在世界各地，（教育）科学是一样的，在学校里大家的做法亦差不多一个样，但培养出来的结果（学生）却大不一样，岂止大不一样，或许，几乎可以说天壤之别！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说：“学生对学校来说就是产品”。本来是一句非常普通而又贴近时代的名言，结果他被有的媒体歪批了一顿，可见批的人思想之混乱与愚蠢！
今天我是来做命题作文的。会议的组织者让我讲一下“大学排行与评价的认识误区”。她主要是想让我讲讲有关大学排行榜的认识问题。说到大学的排序，或者叫大学排行榜，现在真的批评之声要大大盖过拥护的声音。但是，我告诉你们，作为我国1987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第一个大学排行榜的主要研制者之一，我已经感到很欣慰了。当年我们搞的第一个我国大学排名在科技日报刊出后，有关部门立即把我们叫去了训了一顿，因为他们根本不同意做这件事情，认为是瞎胡闹，从排序结果看，简直是乱了“纲常”，毁了传统。所以，现在总的说是很宽容的了。大学排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需要，好像选美一样，有关妇女组织死死阻挡了十年，挡到现在还是挡不住，因为这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一种社会潮流。社会的大学排行所以不可阻挡，也是这个道理。
根据美国的情况看，世界第一个大学排行榜于1983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隆重推出。若细究其因，该榜的问世大致有四个原因：第一，当时美国高校规模已十分庞大，为世界之最。美国在二战后率先实现了高教规模创新。据美国教育部公布的1997/1998年度统计报告，其时大学数量已达4096所，约占世界各国大学总数的近40%。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迅速从“大众化”迈向了高度普及化，且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于是，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及有关大学的选择性信息的需求，也随之攀升。第二，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相适应，美国大学教育的总支出也在不断增加，据1997/1998年度数据，已达2000亿美元（美国教育总经费支出6600亿美元，约占全世界教育经费支出总和的1/3）。如此巨额的经费投入，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纳税人，都应享有关于其投资效果的知情权。第三，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通过了相关法案，其中就包括特别的教育评估条款。于是，在法律的保障下，整个7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众多的教育评估杂志和教育评估理论专著；到8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在美国诞生亦就不足为奇了。第四，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乃至经济计量学的定量手段与方法，特别是排序理论与方法，为大学排名提供了传统教育评估中尚未涉及而又十分重要的手段与指标。在这方面，美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每两年出一次的科技白皮书《科学与工程指标》（原名为《科学指标》，自1987年起改为现名）的问世与影响，是功不可没的。这是因为在科学文化时代，大学综合排行基本上是与其实现的科学研究指标的排序重合的。换句话说，那些没有一流科研能力和一流科学产出的大学，在综合排行榜上是决无可能位列前席的。
文献研究表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搞的大学排行榜在发布的头些年，同样受到过来自美国教育界内外的猛烈批评与攻击。近几年，在与该榜的研制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研究分析部主任莫尔斯先生的交往中，亦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莫尔斯先生的大学排行榜不仅为本国教育界和社会所接受，其评估结果亦逐步成为大学相互间竞争的参考指标，乃至成为无形的“指挥棒”（华中科技大学著名研究型大学研究专家沈红教授则称之为“评价的指挥力”），而且，其他一些杂志（如《信息周刊》）和大学研究机构亦从不同层次或角度搞起了大学排行榜，其中颇有影响的有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NRC）发布的《美国博士学位专业排行榜》和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中心每年发布的《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排行榜》（The Top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不仅如此，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美国发明的大学排行榜亦已经或正在输出到世界其它教育和科研发达的国家。毋须讳言，综观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由新闻媒体发布，代表非官方或半官方看法的“大学排行榜”，已经成为一种颇有影响且受社会欢迎的高等教育评估模式，一种推动和促进高校竞争和发展的杠杆。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对高等教育评估并选优排序，正在成为一种国际教育管理方式，一种国际趋势。
处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高教界和科技界，亦早已敏锐地觉察到了国际上大学排行榜的新鲜气息，并于1987年9月13日《科技日报》发表了我国第一个依据科学计量学指标和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的大学排行榜。从那时以来，在我国媒体上有关大学排行榜的议论、评述、批评、讨伐，乃至为了母校的名次告上法庭的事，可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正可谓时高时低，此起彼伏，非常热闹，说已经抵达了满城风雨或沸沸扬扬的地步，也许亦不为过。我觉得，在当前有关大学排行与评价的诸般议论中，有一些是很对、很正确、很中肯的，但亦有一些则属于认识不同或歧见，更有一些则是捉住了事物的局部或表面，姑且称之为“认识误区”吧。
本文谨就十个“认识误区”，略陈陋见，以求教学界同仁。
第一个误区，有人认为搞大学排名的人是商人，是在搞炒作；更有人认为是搞恶作剧。首先，从商者亦具有搞研究及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我想，这个道理是无需笔墨的。其次，据我所知，国内搞排名的诸同仁，大多是很认真的，是当作一件事来做的；况且，他们更是一直在努力，力争做得更好。当然，诚如毛主席当年说过，人总是要犯错误的。如果他们在排行榜的研究中有什么毛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因为即使是美国的大学排名研究，亦远没有成熟到抵达常规科学的地步。任何新生事物从没有到有，总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倘有异议或另有高见，可以找他们辩论，也可提出批评，但不能笼统地说，他们是在炒作或恶作剧。
第二个误区，有人认为大学排名没有用。这种认识恐怕与不了解大学排名的发生、发展与现状有关，否则至少是一种浅见。从国际上看，大学排名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需要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始终是一架最具助推力的发动机。在当代，由于高教规模的硕大、大学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巨大， 以及大学所消耗的资源庞大，再加上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求日涨，于是，1983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随后是英国（1986年）、中国（1987年）、德国（1989年）、加拿大（1991年）、日本（1993年）等亦相继推出了自己国家的排行榜。不少国家还搞出与周边国家、洲内诸国，乃至世界各国间的大学排名与比较。至于排名有什么用？我想，2001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德大学质量保证研讨会上，德国Dortmund大学校长汉斯教授的话，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汉斯校长说，要评价一所大学的质量，第一项指标就是看这所大学的排名，其次是发表的论文数和引文率，第三是出任学术协会等组织职务状况，第四是获奖数量，第五是校内外出任讲座教授的情况，等等。显然，这位德国大学校长向我们证明，他是把大学排名看作大学的质量指标之一的。事实上，在英国，大学排名还有另一种作用，那就是按名次给钱。据1996年12月20日《金融时报》，以“高等院校的研究课题属于世界一流”为题报道说：“由于排名能决定每个大学可领到的基金数额，因此人们早就盼望公布这个评估结果了”。
第三个误区，有人认为，有了定量指标之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只顾数量不顾质量之歪风。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这个认识误区是初级的，幼稚的，但是，在眼下的各色媒体上却大行其道，颇为流行。首先，本来数量和质量关系是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早有精辟透彻的论述。诸如既没有没有质量的数量，也没有没有数量的质量，已是一个常识范围的认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科学计量学提供的数量指标，并非要取代同行专家，恰恰相反，是为使同行专家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便形成更充分的意见，在更高的信息集成水平上对科学（成果）质量做出评估。其次，把我国高教和科学界科研质量之差强人意归罪于科研评价定量指标，实在是不公平的。请问：量化指标与考核引入我国才不过10余年，在此期间，我国科研是滑坡还是爬坡，不是很显然的吗？就目前来说，我国科学论文数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和庞大的科研队伍相比，我们的科研效率是很低的！仅以2002年为例，这年美国费城《科学引文索引》（SCI）共收录全球科学论文974831篇，美国为313613，英国87916，日本81315，德国74552，法国52142，中国第六，为40758篇。要知道，我国人事部今年发布的统计报告称，我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已高达4100万人！而法国总人口才不过5000余万！第三，在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科学论文的问题上，实在可以提一个口号，叫做“数量第一”！因为《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全世界科学杂志近4000种，均堪世界诸学科领域的优秀期刊，皆因刊登论文质量上乘而饮誉世界。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是一件光荣的事，而且显然是一件多多益善的事。我国学术界与舆论界怎么会泛起这样的荒唐逻辑：在我国科学家被SCI收录期刊登载的文章多了反倒是件坏事呢？有人说，你搞了量化指标，他就把一篇文章拆成几篇发表，于是就没有质量了。这又是哪家的逻辑呢？如果有人能将本来一篇文章拆成若干篇，又能在《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只能说此人有水平将一个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子问题来研究。最终发表出去，只能说他的研究水平又提高了，显然是有质量的标志，怎么反倒要遭遇棒喝呢？！
第四个误区，认为现在的大学排名误导公众。我仔细看了这份报道，被采访的校领导也没有指称被误导了什么。文献研究表明，“误导”之说其实由来已久，正如蔡言厚教授指出：“无论是单指标的大学排序，还是多指标的大学排序，每当第一次出台都会在高教界引起轰动，甚至遭到指责，其中最严厉的指责是‘误导’”。所谓“误导”之说，归根结底，根子在对“名次”二字的神经敏感。不少学校自以为应当名列前茅或位列顶级，排行榜一出，却与预想的位置有差距，就老大不快。研究表明，在排行榜上，只有位居榜首的大学没有意见，其余都在发表意见。因此，我觉得，与其批评大学排行榜如何误导公众，不如花些力气，去研究排行榜评价指标本身的科学问题，或提升自身的教学、科研水平，以凭实力名副其实地赢得榜首的称号。
第五个误区，有人因为对自己学校的名次不满，转而搞挖祖坟式的批判。这是一件很遗憾，也有点可悲的事。我认为，发表大学排行榜本身是一个科研过程及公示其结果，而学术问题是完全可以探讨和辩论的。但似乎大可不必扯到排行榜研究者的“阶级出身”上，因为这样做无助于对排行榜本身科学性的探讨与理解。
第六个误区，有人坚称学术不能量化。还有的说什么“学术论文的灵魂是它的思想学术水准，肉体可以量化，灵魂如何量化”？我想，首先要提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科学只有她成功地应用数学的时候，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一部科学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演化历史；任何科学都在演化过程中，产生自己的专门进行定量描述的分支学科。科学学或称科学计量学，作为“一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二次科学”，同样遵循一般科学发展规律而受到世界科学界的接纳。因此，认为对科学或学术不能作量化研究的观点是不符科学发展的规律的。还是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话对：“人类智慧对某一事物认识愈正确，最重要的就是愈接近于其原本的纯粹的量”。难道谁能证明，人类智慧无法认识隐藏在科学或学术本身背后的纯粹的数量关系吗？
第七个误区，有人说，自然科学可以量化，社会科学则不行。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是不少的。尽管自然科学作为硬科学，而社会科学作为软科学，在对他们进行定量研究时，的确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但说社会科学不能量化的结论是失之偏颇的。从原则上讲，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领域都能应用数学。无视当代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诸领域到处都或强或弱地发生着的科学数学化趋势，显然是不合适的。历史表明，数学已经和正在不断地被应用于社会科学；数学向社会科学渗透的范围亦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应用数学最早、亦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学科之一。且不说魁奈等早期经济学家，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就应用了数学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自1969年颁发诺?尔经济学奖以来，其中绝大多数获奖成果均属经济计量学范畴。这足以表明，人类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当然，社会科学里面的确存在着学科的复杂性，在量化的道路上差异不小，但现在不好量化或不能量化的，不等于将来永远不能量化。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由数学和相应社会科学分支学科交叉融合而产生的交叉科学，诸如，生产力数学、社会计量学、历史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技术计量学、数量经济学、教育统计学、语言计量学、数学心理学，等等。上述这些，难道还够不上作为社会科学可以量化的有力证据吗？！
第八个误区，有许多人说，我国学术界盛行浮躁风，现象之一就是追求论文数量，不重质量。如果有人对我国学术水平上不去或提升太慢而出言急迫或放言大了一些，说这是浮躁了，那是对的。但现在他们攻击的矛头却错误地指向了定量评价系统。说到底，我国科研质量问题恐怕主要并非出自量化指标体系。所谓“浮躁”，《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是“轻浮急躁”之意。说“我国学术界盛行浮躁风”，那就是说因想多发文章，我国已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身上沾染着“轻浮急躁”之气，因而导致科研质量不高。若按此逻辑反推，试问：十多年前，那时科研管理还未引入量化评价，当时我国的科研质量难道比现在高甚至高出许多？
第九误区，有人断言，大学排名在国外行，在国内不行。这个逻辑出典何处，大约人们不用去管，但大家都知道，大凡科学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大学排名研究，隶属社会科学，怎么能说在国外是科学，是灵验的，到了中国就不是科学，就不灵验了呢？！事实上，大学排名在中国同样是受欢迎的。且不说近十年来国内多次举办的有关科研评价与大学评价的量化问题研讨会（含5次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大学的参加者甚众；且不说近些年不少大学都在邀请大学排行榜研究者到学校作有关大学排名的专题报告；就说今年年初，中国统计出版社把一本实际上是大学排行榜研究的大众读物—《挑大学，选专业：高考志愿填报指南》，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就出了20，000，听说销路还不错，就是大学排名在中国受欢迎的最好的明证。
第十个误区，在我国现在的大学评估中，在种种有关大学排行的讨论或非议中，的确有一种求全的倾向。如果指标弄得太烦琐、太复杂了，必定会走向反面。比如，有人搞的一个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仅“高等医药院校教学工作评估量表”的二级指标就有100多项，其三级指标还得乘以5~10倍，就是500~1000项。可以想见，该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确乎足够复杂的。其实，对大学来说，无论其怎么多元发展，大学校园里的主要矛盾运动依然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把前者称为“知识贡献”，后者称为“人才支持”。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断，我们应当将大学重新分类：一类为研究性大学，其主要在知识贡献，对这类大学评价主要借助科学计量学的方法与指标；另一类为大众大学，其主要在人才支持，对这类大学评价，就不能依靠科学计量学指标，而要依仗教育教学指标和产业指标了。
总而言之，大学排行与评价之出现，本质上是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管有没有人反对，大学排行与评价一定会永远存在下去。好像长江黄河，只要有落差，水总是要东流的。
大学排行与评价不怕批评，不怕误会。
（作者耽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