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检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苏维埃俄罗斯以及叶利钦任总统时期(1991年至今)独立俄罗斯的学者和活动家关于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讨论。作者先回顾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自由主义发生的历程，接着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时期出现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三种模式：国家自由主义、法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这三种自由主义模式互有分歧，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也提供了使自由主义制度化为后共产主义政体基础的必要战略。
在后共产主义转轨的紧要关头，俄罗斯正面临着一个难题：在缺乏社会、经济和制度基础的条件下如何促进政治自由主义，这一难题植根于其多灾多难的政治史中。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寻求发展自由政体的俄罗斯活动家和分析家面临着如下难题：在俄罗斯背景中，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何以解释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原则的软弱性？在最近若干年里，当代俄罗斯活动家和分析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这些问题与俄罗斯1905-1917年期间的革命有关，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学者和活动家指出了俄罗斯自由主义软弱性及其最终无法赢得民众或者大多数正在出现的政治、经济领导人的想象力和支持的若干原因。尼古拉·伯达伊夫(Nicolas Berdaev)在《俄罗斯的观念》(1948)一书中坚决认为，植根于俄罗斯性格中的品性，不管是“先天的”抑或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化的结果，的确有碍于自由政体中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自由主义指导原则。乔治·费雪(George Fischer)在《俄罗斯自由主义》(1958)一书中认为，俄罗斯社会构成要素和结构中缺乏能够承载自由主义观念的社会阶层；不仅小业主和小商人阶级，连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都是非自由主义的。保尔·米留可夫(Paul Miliukov)在《俄罗斯及其危机》(1906)一书中认为，俄罗斯国家主导一切的历史妨碍了“正常”发展的进程：在政治过程中大众参与的政治问题在城市工人阶级物质福利的社会问题出现之前就提出来了。1861年改革之后政治问题也先于社会问题出现，这也弱化了优先考虑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而有利于强调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解释了沙皇对知识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压制如何遏制了始于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进程。最后，还有人抱怨自由主义组织，如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Kadets)，都没有设计可以发展社会支持基础以及使自己加强国家权力的战略。
在当代俄罗斯，有关俄罗斯自由主义本质和命运的讨论，在提出问题的术语、给出的解答、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假设和断言，(与本世纪初)有着显著的相似性。许多当代俄罗斯的分析家引用本世纪初同行的思想来解释后苏维埃时期自由主义的软弱性。尽管政权转轨及其由此引起的社会大变动产生了涉及有关建设新政体模式的相似的理论参量，但转轨发生于其中的经验背景，无论在本国特色还是在国际支持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不同充分地反映在俄罗斯知识界关于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讨论之中。自由主义在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俄国有什么意义，辩论这一问题的历史持续性与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独特性绞缠在一起，导致了关于二十世纪末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进程的讨论，这一讨论尽管有时候非常悲观，但却富有内涵和活力。本文将详细考查当前俄罗斯自由主义拥护者和分析家们的讨论，以说明这一讨论的背景以及从1988年到1991年和从1992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提出的问题的参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系统探讨声称自由主义倾向的俄罗斯政党。本文的重点在于检析俄罗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涵以及它产生的背景，基本出发点是必须把俄罗斯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讨论当作任何有关自由主义政党发展问题分析的前提。
一、1985－1991年的自由主义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维埃俄罗斯出现的关于自由主义讨论的参量，必须在侵蚀共产党国家基础的大规模的变化中去理解。就如公开性(glasnost)在史无前例的自由表达时期宣告了、新思维(pereskroika)一阵一阵地引入了国家统制经济的权力下放和“理性化”的改革，含义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在为1987年开始出现的新兴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团体所倡办的大部分讨论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政党”的组织是民主联盟，它的成员在苏联党禁尚未合法放开的1988年5月初就宣称该组织是反对党。在成立之初，民主联盟的目标是拥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创造法治国家、鼓励塑造以独立的个人能动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其战略是以激进的方式反对共产主义政权。尽管民主联盟由于它的战略不可行以及内部分裂而边缘化了，但它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旗帜却为1990年组党合法化后出现的几十个政党所采用，这些政党把自己看作是新产生的属于“民主阵营”的政党。在独立的集团和政党中，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早在1987年就0清楚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对法治国家、结社自由权利、出版自由权利、人权、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需要不同程度的“社会卫士”)等普世自由主义理想的承诺。与民主阵营有关的政党的党纲起草于1990年3月多党体制合法化之后，都拥护含义广泛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在此期间，这些政党参与了自由社会运动以及选举集团民主俄罗斯，以集合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反潮流而动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爱国”阵营。1991年末构成民主俄罗斯的党有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共和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自由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派。
从1988年到1991年期间，政治活动家倾向于瓦解在一揽子改革中含义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则很快鉴别了被认为普遍有效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和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的较为狭窄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机之间的重要区别。这一区别是该时期自由主义讨论的特征。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第一批政治科学词典中有一本词典的自由主义词条这样概括了这一区别：
广义地说，(自由主义)是社会生活据以组织化的知识和道德原则，它的基础是认可个人在法律运作的约束下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狭义地说，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说，从整体上倾向于保护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同时主张把国家管制作用限制在最小的必要范围之内。
1991-1992年冬天，一个名叫子午线(Meridian)的非正式的集团组织了“自由论坛”第一次公众会议，讨论有关俄罗斯自由主义进程，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区别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立宪民主党的副主席参与了此次会议，他强调如果自由主义要赢得俄罗斯人的青睐并成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础，它就必须首先让人们了解其广泛的文化和心理的含义。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励采纳自由主义的价值，把它当作从意识形态发展、经济体制和政治政党体制领域中排除“国家主导”(gosudarstvennost)的一种途径。这意味着以狭隘的、强调自身利益的态度去对待自由主义的政党，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未被广泛认可的环境中，其所作所为只会导致其疏远俄罗斯的民众。自由主义价值的传播是俄罗斯民主以及自由党出现的前提，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都在自由的政治秩序内活动，自由党能够在这些政党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广泛地把普世的自由主义原则当作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所有政党得以公正评价的个人权利保护方面的基础，就会出现宣称要宣传普世政治自由主义价值但其行动目的实际上只在于其个别利益或者精英集团的利益的政党。为了强化与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相关联的狭隘阶级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即那些出于自己的利益加盟某个党或者运动的人)颠覆了如下普世的自由主义理想：公民自由、认可独立界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容忍他人的意见，自1990年小型自由主义党产生以来，这类指责非常之多。
苏联解体俄罗斯获得独立主权的第一年(1990年6月到1991年12月)末，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是原共产主义的成员，他们运用自己在俄罗斯国家结构的官僚体制迷宫中的经验和影响力，在朝向市场经济的一波波运动中攫取好处。同时，公共舆论调查也表明，公众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尚无根基；当时人们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保护之间的权衡尚无清晰的了解。在俄罗斯取得独立国家身份的前夕，民众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尚无广泛的认可，在朝向市场经济的运动中一小部分精英的狭隘利益占据着主导地位。政治思想家从这一发展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社会主义的反对以及共产主义的统治，彻底摧毁了自由主义作为后共产主义秩序的合法基础的可能性。社会主义活动家伯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已经批评了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包括自由偶像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认为他在八十年代以及1987年出版的《思考着的芦苇》一书中在独立的社会组织方面缺乏经验和准备。到1992年，卡加利兹斯基在《盘石的瓦解》(1992)一书中谩骂性地攻击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是原共产主义精英的堡垒，背叛了自公开性开始的民主革命。卡加利兹斯基主张，只有群众性的独立的社会组织以及直接民主才能清除政治和经济精英对转轨进程的束缚，才能塑造民主体制的基石。一个正在兴起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集团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集团中最著名的是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Andranik Migranian)，他于1989年发表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走向欧洲之家的漫漫长路》，强调大众民主从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轨的混乱条件下的危险性。在此，米格兰尼亚认为，在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以及一系列表达清楚的利益集团在俄罗斯社会产生之前，私有产权、法治、有效立法机构的确立以及正常运转的市民社会等自由主义的基石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安置。他坚决主张，没有发达的中产阶级来支撑自由政体，就必然需要强大的国家在政治自由主义原则能够得到有效应用之前引入经济自由主义的结构。米格兰尼亚认为，俄罗斯必须经过“开明专制”才能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八十年代末，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认为这一观点太极端了。然而到九十年代中叶，当自由主义的许多希望为俄罗斯转轨的现实所挫碎时，对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成了讨论的主流，米格兰尼亚的态度也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为国家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态度的核心，本文将在第二部分检析国家自由主义者这一集团。
这一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远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它直接关系到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的基础以及有关国家在促进经济改革、创造或代表经济利益集团方面角色这一政策议题。这使得在研究此间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讨论时鉴别如下两者变得重要了：开始时人们把为“文明世界”所采纳的普世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当作是后共产主义政体的基础，而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们是在较为狭隘的利益驱使下活动的。这一区别在评价对自由主义的支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维度)方面以及解释宣称是“自由”导向的后共产主义秩序多种模式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就象普世的政治原则和较为狭隘的经济利益基础之间的鸿沟开始折磨自由主义，对作为独立国家身份基础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缺乏明确的态度也使自由主义元气大伤。在1991年末苏联解体之前，自由主义评论家与自由主义的政党就忽视或者看轻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问题，对较为狭义的与国家建设相关的爱国主义也是如此。“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戈尔巴乔夫的年代里两极分化，前者倾向于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与极右派的传统保守价值相关联的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民主反对派与自由主义的媒体一起倡导引进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和民主程序，作为取代与民族认同形式或俄罗斯特殊利益保护相关的议题的功能要件。在民主主义者讨论民族主义的范围内，他们主张民族主义应该界定为着重俄罗斯民族的内部发展，放弃历史上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地区扩张或者文化霸权的倾向。主要民主政治团体民主俄罗斯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民众阵线虽然有时候有点勉强，但依然支持苏联范围内的非俄罗斯独立运动，把民族自决看作是普遍认可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组成部分。然而在俄罗斯，与民族主义最相关的是保护俄罗斯的地区利益以及俄罗斯人在俄罗斯之外的生计，同时也关系到从前苏联符号的迷宫中剥离出新的俄罗斯认同，并不首先与民族自决相关。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认为，在俄罗斯强化自由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民主程序是发展建设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必要前提。然而在俄罗斯，就象十九世纪的德国那样，民族主义倾向于以培育植根于保守主义传统的种族认同为基础，自由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一紧张关系有别于其他国家，在波罗的海独立运动中两者是汇聚在一起的，在法兰西传统中，自由主义理想也是国家建设民族主义的基础。
自由主义从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概念中分离出来，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出了一个难题，人们指责他们拥护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意识形态，摧毁俄罗斯社会的结构。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在危机状态下，尤其是当社会缺乏以明确的利益划分结构为基础的合作的组织时，作为民粹主义整合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会起而取代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实际上，在新近独立的俄罗斯改革令人失望地实施一年之后，俄罗斯民众对民族主义的诉求变得更为敏感，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开始转而右倾，捡起了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旗帜。而且随着俄罗斯从分崩离析的苏联独立出来，自由主义原则不利于俄罗斯民族利益和富有内聚力的俄罗斯认同的观点只能使自由主义更加衰落。
三、自由主义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国家建设：1991─现在
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转折点，它被迫从抽象的政治理论王国走向困扰1992年新独立俄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俄国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对自由主义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进入俄罗斯(与苏联相对)的历史和编史学环境，与现代化和后共产主义转轨理论相联系，与具体的俄罗斯“精神”相平衡。自由主义者开始把自己与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被迫更直接地对付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问题，先前以“普世”为特征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现在在为俄罗斯所特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问题意义上得到了检视。1992年民众对叶利钦政府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映消极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自由主义能够通过创设以市场为中心的利益结构来塑造自由政体基础的观念太经济决定论了，是不可行的。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者及其政党在1993年和1995年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随后从1993年到1996年期间自由主义的部长们被从政府中驱逐出来，就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私有化计划的设计者，叶利钦内阁中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副总理安那托利·B·丘拜斯(Anatoli B. Chubais)，于1995年12月俄罗斯议会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多数席位后被迫离任。)
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都不能够起奠基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作用，这在叶利钦统治独立俄罗斯数个月后就非常明显了。自由主义运动民主俄罗斯分裂了，产生了几十个新的政党、集团和利益团体。直到1993年秋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在莫斯科街头发生武装冲突，小型的自由主义政党已经加入了数百个小政党的行列，它们没有什么社会支持的基础，对政治体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在叶利钦解散1990年选举产生的原俄罗斯议会之后，1993年12月第一次后共产主义议会选举开创了一个政党发展的新时期，因为民主俄罗斯退入幕后，各个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进行竞争，不得不加强自己的组织，党纲以及社会基础。也只在这一时期，诸如俄罗斯民主选择党、苹果党(Yabloko)、民主俄罗斯联邦党以及多数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开始围绕具体的经济改革纲领产生了，并且它们也开始诉求于特定的社会团体以及选民。比如，1994年2月成立的多数党，自称为“中产阶级政党”，尽管它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中产阶级和法治国家。为叶戈尔·盖达尔所手创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党其目标是“献身于自由主义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领域里充分实现个人权利以及把国家当作这些权利的保护者”。
就在这一背景下在俄罗斯学术和活动圈里开始出现有关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系统讨论。也只有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的问题出现之后，讨论才会得以认真开始，因为那时如何把普遍原则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的难题才会实质性地提出来。当自由主义理想与制度原动力、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关系以及政治文化发生冲突时，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的两难悖论只有在国家建设的背景中去理解。个人自治的概念与某些俄罗斯观察者称为俄罗斯社会组织集体形式“神话”的东西相冲突。只有把自由理解为与公民责任相关，而不是象俄罗斯那样把它等同于特许权时，自由才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在构造后共产主义国家结构过程中，俄罗斯一再发现自己处在历史选择的门槛上。有关自由主义基础的争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能够或者应该是“俄罗斯的选择”，依然与二十世纪早期俄国的争论一样富有争议。在这一时期，争论的结果很快就会决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形态。
四、后共产主义转轨背景中的自由主义
俄罗斯学术杂志专栏以及自由主义出版物有关正经历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阵痛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讨论，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假设之一。首先，某些分析假定存在着可以应用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社会背景的普世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这些原则可以用于“衡量”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其次，另一些人主张存在着一种俄罗斯特色的自由主义，那就是浅浅地植根于十二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与公共生活中的一系列自由主义原则和制度。第三，许多俄罗斯学者把自由主义看作是“西方”所特有的，与独特的俄罗斯精神是不相容的。他们同意在历史上自由主义曾多次影响俄罗斯的生活，自由主义在与民众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价值没有多大关系的城市精英集团手中过去是如此，现在继续如此。有些讨论的焦点在于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讨论参量特征的前两个假定，本文的余下部分将探讨这些讨论。尽管俄罗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之星在其历史上首次显得逐渐暗淡了，尤其在1995年议会选举之后更是如此，但是俄罗斯人正在努力创造以人民主权和法治原则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支持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学者和活动家的讨论有助于厘清自由主义将了解这一进程或者辜负它的程度。
自1992年始，俄罗斯自由主义文献中压倒一切的主题是俄罗斯破坏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将严重地阻碍俄罗斯自由主义进程。大多数俄罗斯自由主义的俄国研究者和观察家是在俄罗斯依然处于漫长危机的折磨中这一认识下开始他们的分析的；当代自由主义模式必须在这一背景中去理解。在累进的现代化背景中政治和社会进程在几个世纪里逐渐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发展，俄罗斯缺乏这一“正常”情势，这就障碍了自由主义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运转，也障碍了能够获得极其广泛的中产阶级支持的建设性的自由主义政党的产生。文献研究表明，俄罗斯观察家一般都认为危机出现在政治、社会或者道德层面上。
政治危机源于后共产主义政府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权力转移的特征必然是精英变换，而不是从极权体制向后共产主义民主的剧烈转轨。尽管自苏联共产党解体以来政党数目激增，但是依然不存在在转轨背景中为政治统治开发社会基础的代表性的政党体制。
苏联政权解体导致了社会政治的两极分化，在这一背景中，政党在确定和协调利益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只是激化了矛盾。这一情绪甚至在1993年12月选举后盛行，在那次选举中选举法开始塑造一个更为负责的政党体制，一系列新的利益集团也开始缓慢地在俄罗斯社会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的媒体抱怨道，即使在这些选举之后，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支持或者反对叶利钦的立场来界分的，而不是以任何界定清楚的利益结构为基础的。这一两极分化所导致的议会制度的失败只是刺激了有利于威权领袖的民粹主义运动，或者增加了以革命结果结束后共产主义转轨进程的机会。
第二个与此相关方面的危机是苏联体制瓦解后俄罗斯社会性质的“不定型”，也就是它缺乏社会得以组织起来的清晰的利益结构。旧的社会纽带不可避免地打破了，但新的社会纽带却依然没有产生，这样依然缺乏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前提。俄罗斯文献中存在的最普遍的观点是社会生活缺乏整合是由苏联党国的瓦解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降低所导致的。自由主义评论家认为，市民社会的构建是在个人主权、信用、妥协和契约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的要件。然而转轨危机的第三个要素障碍了社会自组织沿着这些路线发展。
转轨危机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价值体系的崩溃，在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据以评价社会以及自己在社会中角色的价值体系事实上就已经二分为私人和公共生活两个领域了。价值危机特别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因为价值危机起源于缺乏评价社会变革尺度的道理。一个评论家转而求助于卡尔·曼海姆，指出：“在深刻危机时期，实体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弱化发生了，实体理性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形成判断、以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为基础采取行动的能力。”没有能力进行理性判断阻碍了社会共识的建设，并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政治自由主义的两个前提因此而为后共产主义价值危机所摧毁：从个人角度进行的理性利益评价以及社会关系基础和政治游戏规则的广泛共识。这一危机的扩散阻碍了转轨时期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的建设。长期的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后共产主义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奠基。
五、后共产主义俄罗斯自由主义的三种模式
在回顾与这些危机条件相关的俄罗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讨论和批评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定义不严格的俄罗斯自由主义模式：国家自由主义、法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这些都是理想类型的模型，在此提出来是想把它们当作分析和批判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讨论要素的松散的组织方式。没有一个单一的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模型，表明关于俄国政治自由主义的构成原则方面不存在共识，更不用说有关自由主义政党或者社会运动的议事日程和战略方面存在共识了。
涉及政治自由主义在后共产主义俄国出现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反映了二十世纪早期俄罗斯立宪民主党面临的两难。右派强调强国家，国家领导人为依然缺乏自治基础的社会的利益服务，左派关心社会正义，以及在社会和政治过程中的民主参与，自由主义在左和右之间应该倾向于哪一派？赞成右派的就是“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支持后者的就是倾向于俄罗斯人所称的“社会自由主义”。理论上为自由主义政党辩护的分析家和活动家在政治领域里应该站在中间的位置，而不应该在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强调在价值和政策之上的法律和程序；这一倾向就是在此讨论的“法治”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当1993年之前叶利钦行政系统与1990年选举产生的反叛的议会的战斗中，法治自由主义被迫支持前者。
国家自由主义者和法治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把自己定位为政治上的中右派，认为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强大角色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国家自由主义毫无保留地采取这一立场；在1993年之前的议会具有破坏能力的情况下法治自由主义只是勉强地认可强行政的必要性。恰恰相反，社会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主义必须生长于对补充政治自由理想的社会正义的承诺。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缺乏支持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有强国家的传统，这就是俄罗斯问题的根源，这一传统不应该得到错误地认为自己能够调和干预主义国家与个人和社会自治理想的自由主义者的鼓励。
国家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危机条件下，或者更为具体地说，在“加速现代化”时期，当社会依然没有能力根据明确的利益结构来组织自己时，国家必须承担塑造稳定政治体制和有组织的社会秩序的主导角色。国家主义者在为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设计方案时吸收了十九世纪俄罗斯哲学家布里斯·切克林(Bris Chicherin)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缺乏社会据以组织自身的明确的社会利益集的情况下，接受长期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领导人在塑造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起主导作用。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把这一论断推向了极端，认为培育社会支持有责任地运用政党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化，在建设以此为基础的长期政治和经济体制过程中，转轨时期的国家威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个俄罗斯政治理论家(politolog)阿厉克塞·基瓦( Aleksei Kiva)拥护俄罗斯长期的国家主导(gossudarstvennost)背景中的自由主义目标，似乎也可以归为这一类型：
许多俄罗斯自由主义者……低估了国家在我们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忽略了俄罗斯社会组织类型和个性(lichnosti)概念和西方不同这一事实……在俄罗斯普遍的具体条件下，国家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对许多公民来说就象失去一位父母亲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尽管基瓦象米格兰尼亚那样，也强调在通过后共产主义转轨的不稳定的水域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国家为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发展导航，但他也主张培育社会团结(对此他没有任何界定)，以备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这使他与国家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下文将对此进一步检析。
国家自由主义者假定在后共产主义转轨所产生的危机条件下，俄罗斯社会无力自治，要求国家的引导之手来保护社会秩序，并引入市场经济结构。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这些集团的代表才相信，社会利益集团首先有利于自由经济的运作，其次才有利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强化，在塑造这些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国家必须起主导作用。叶利钦的前国务秘书杰纳迪·布尔布利斯(Gennadi Burbulis)，在呼吁俄罗斯工会支持政府渡过艰难的经济改革时期时解释了这一假设：“我们面临着非正常的局势──领袖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采取的政策，尚未为民众所理解。”法治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都批评这一取向。前者怕国家将永远不会自我约束到这一范围内，一旦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到位后就放弃它的权力；后者指责国家主义者以普世利益为名谋自身的利益。
法治自由主义者强调法治的程序以及调节新兴社会利益集团和国家权力关系的有效民主组织的巩固。这些倾向于保守自由主义的稳健派认为转轨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以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动员为基础来塑造民主政党和稳定的议会党。到为法律所保护的市场经济和独立社会组织产生一系列的独立、稳定的社会利益集团时，民主政党必须加强它们自己组织的严密性，与广泛的选民集团建立联系，通过在议会委员会和行政职位上作出负责的决策来获得国家权力机关的经验。筛选大量的新近得到表达的利益集团，鉴别促进共同利益的普世利益集团和必须根据法律标准逐个加以评估的特殊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政党和议会中选任的代表必须起主导作用。自由主义并不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出现，而是表现为通过既定程序协调利益冲突的程序。
对法治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的角色是保护宪法性的法律，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权利的保护。不是国家机器的行政臂膀的法治，在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实施以及通过立法者的行为调节独立构造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方面，必须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在存在市民社会的情况下，法治才会在俄罗斯成功，在此市民社会就是以“为了成功地运用司法手段调节自身矛盾的日益增长的公民个人责任感”为基础的社会的自组织。
对这一集团来说，自由主义关注以独立表达的利益集团为基础来使俄罗斯社会自组织。这些利益集团应该为稳定的政党在有效的以法律为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的议会中得到代表。与国家主义模式不同，国家在塑造利益集团过程中并不承担积极的角色，而只在通过法治协调这些利益集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在从1991年到1993年俄罗斯政治危机的特殊条件下，当叶利钦试图牺牲为自己的政敌卢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掌权的议会来强化行政权力时，这些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支持总统、反对俄罗斯议会，因为后者与苏联体制的利益密切相关。俄罗斯议会的代表在1990年3月苏联时期选任，不能适当地代表俄罗斯选民利益的飞速变化；机会主义的政客只是利用议会作为其发展自己的政治生涯的政治基础。根据法治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在这一“非正常”状态下，自由主义反对叶利钦，不利于民主势力在代表性的议会中占主导地位，而只会加强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右派和共产主义者中的斯大林派。与社会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民主反对派不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反对叶利钦及其经济改革精英集团只会推进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蛊惑人心的宣传、情绪性的民粹主义以及动乱。只在特殊的政治危机情况下给予这一支持，无意使威权行政制度化、合法化。法治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行政部门必须时刻向俄罗斯选民负责，为社会中的种种利益服务，而不是创造社会中的种种利益。
法治自由主义者把西方(而国家自由主义者基瓦则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民主党)看作是发展的典范。他们认识到俄罗斯缺乏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传统，因此希望运用法律、制度以及议会组织来塑造俄罗斯社会的价值、实践和程序。象国家自由主义那样，社会自由主义者更接近这一观点，自由主义必须修改自身以适应俄罗斯的特殊条件，此外别无出路。但是国家自由主义者却认为自由主义必须适应俄罗斯强大的国家主导的传统，社会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自由主义必须适应俄罗斯集体形式的社会组织。社会自由主义者把瑟加斯·赫森(Sergius Hessen)、B. A.基斯谢可夫斯基(Kistiakovskii)、列昂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于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和诺贝托·波比奥(Norberto Bobbio)当作调节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价值和社会团结的社会民主价值的方法。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以“个人道德自主”为基础的“民主的中产阶级”。这一阐述的阶级方面与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物质福利有关，与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无关。社会自由主义者倡导市民社会不以经济决定的利益集团或者还原主义的契约关系为基础，而是以“一系列起中产阶级作用的、满足自由民主社会需求的功能集团(不象英国的贵族或者象资产阶级那样的特定阶级那样的特殊的阶级(soslovia))”为基础。
这就提出了俄罗斯自由主义社会基础的更为广泛的问题。诸如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党、伯里斯·费约多罗夫(Boris Fyodorov)推进俄罗斯党以及格里高里·亚夫林斯基(Grigorii Yavlinksy)的苹果党(Yabloko)等自由主义政党寻求表达经济的(前两者)或者职业的(第三者)中产阶级的种种利益，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立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牢固的支持基础之上。国家自由主义者与社会自由主义者发现这一策略是误导的，因为既有的和潜在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大都来自原来的党国成员，而他们的倾向显然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一社会政治阶级的利益横跨苏联和后苏联时期，排挤了非精英分子从事获利丰厚的企业经营活动的机会。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全俄公共舆论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政策研究所编制的数据都表明，莫斯科商业精英中12％具有苏联共产党、共青团(Komsomol)或者克格勃的经历；22.5％的人有过刑事指控记录；25％的人依然与刑事犯罪界有联系。在后共产主义的“实业家”精英中，50％的人曾在苏联或者俄罗斯联邦政府部门和国家委员会任职，其中大约有26％曾担任过政府产业部门的领导。
即使在苏联国家全面渗透以及黑市泛滥的情况下这些相关关系并不惊人，国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依然主张要阻止现行“资产阶级”起经济或者政治自由主义社会基础的作用。然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各不相同。国家自由主义者寻求创造一个非原俄罗斯共产主义组织成员(non-nomenklatura)构成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它将促进经济自由主义的事业，同时也将培养为临时性的强大国家所播种的政治自由主义种子。与前国务卿布尔布利斯(Burbulis)的情绪一样，国家自由主义者寻求创造以系列的经济利益集团来促进经济的以及政治的自由主义。相反，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这将使精英主义的自由主义永久化，并因此而疏远俄罗斯大众。只有通过培育民众的支持，通过强调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政治价值，自由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会水到渠成。社会自由主义者坚决主张这些价值必然生长于物质平等的环境里，因为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会摧毁民众对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支持，因为后者只增进经济和政治精英的利益。
与国家自由主义者和法治自由主义者相反，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以价值为基础(其对立面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一个宪法不可能只是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程序的法律；一个宪法只有在反映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价值时才能是有效的。这一观点的进一步推论就是，如果宪法将发生作用，那么以共同价值集为基础的社会和谐也高于宪法统治。
对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和谐的强调，提出了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复杂的问题。社会自由主义者和法治自由主义者害怕社会组织解体为危险的无结构形式的民粹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者主张社会生活可以在非经济的集体价值和功能互动的基础上得到整合，尽管他们除了运用广泛认可的民主决策和物质平等主义外并未具体地说明这些价值和功能的内容。法治自由主义者主张或者假定，后共产主义的市民社会只有在巩固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具体利益集团和既定的民法对这些利益关系的调节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他们主张，若没有这一基础，社会组织就会有瓦解为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和不可忍受的民族主义的危险。一些国家自由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文提到过的基瓦，坚决主张民粹主义是在后共产主义俄国漫长的危机时期自由主义者唯一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基础。基瓦抱怨叶戈尔·盖达尔的自由主义集团俄罗斯选择党在1993年12月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抱怨盖达尔无意或者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政纲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民众，并赢得民众支持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变革纲领。基瓦主张，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唯一选择是日本自民党所遵循的选择，“不回避爱国主义的观念和国家原则，赞赏我们称之为‘社会民粹主义’的东西”。
基瓦的确把当前的俄罗斯自由主义批判为在倾向上不够民粹主义，伯里斯·卡加利茨基则批评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目的利用民粹主义。这位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坚决主张其社会基础是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在戈尔巴乔夫年代的后期利用民粹主义来使自己狭隘的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目出现。自由主义者只寻求在原国家产业私有化过程中迅速得到的收益合法化，使原苏联体制授予的特权合法化，他们自己的利益通过普遍的政治独立目标、所有人的经济机会以及个人自主、免于国家控制等术语得到了表达。卡加利茨基的意思是，自由主义是，而且只能是精英主义的，就如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运用民粹主义不是为了谆谆教导支持普世自由主义理想，而是为了个人的和狭隘意义上的阶级获益的目的。与社会主义者卡加利茨基一样，社会自由主义者也理解放肆的民粹主义的危险，但他们主张自由主义避免被批评为不利于俄罗斯民众利益的精英主义教条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鼓励民主程序中的大众参与来培育民众支持政治自由主义。这将有助于当代自由主义植根于俄罗斯集体社会组织的传统，使俄罗斯人在自由主义的秩序中拥有更多的利益。社会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回避是什么促进俄罗斯民众支持政治的以及经济自由主义的问题。对于前者来说，舆论调查表明俄罗斯对社会秩序和物质福利比对公民和政治权利更感兴趣；对后者来说，只有少数俄罗斯人准备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中获益。
一个为社会自由主义者发起的关于俄罗斯集体主义论题的争论在关于社会自由主义活力的俄罗斯文献中形成了：构成社会自由主义的原则的确是自由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吗？或者它们只代表“准自由主义”？换言之，存在俄罗斯为了建立自由主义政体必须努力追求的普世的自由主义原则吗？或者存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的西方自由主义加社会正义的俄罗斯特色的自由主义吗？L.诺维可瓦 (Novikova)和I.西泽姆斯卡亚(Sizemskaia)在一篇《俄罗斯文化－历史经验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文章中认为，社会自由主义者是适应俄罗斯社会和社会思想特殊性的特殊形式的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者根据自己的概念，构造了自1861年以政治权利为基础的西方产生的自由主义无法赢得群众的想象力以来第三波俄罗斯自由主义。这一社会自由主义或者一些作者称之为的“新自由主义”，融合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日益富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既象古典自由主义那样强调法律和政治权利，又象社会主义那样拥护社会权利：
新自由主义派生于把社会看作由同质的原子化公民的机械集结这一古典解释──这一解释并不考虑公民之间在其生活的“出发点”就已经存在的的自然不平等以及社会差异。与此相反，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精神却把社会理解为完全统一的“整体”，在其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作者们承认俄罗斯自由主义历史软弱性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立场包含着矛盾，即独立于国家但又依赖于国家，主张个人权利但又主张个人处于社会团结一致的环境中，但他们依然认为这些矛盾在当代第四次俄罗斯自由主义浪潮中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他们坚决认为，社会自由主义是俄罗斯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唯一作出的贡献，是能够成功的；它的成功依赖于社会政治环境，甚于依赖内在矛盾的解决。
亚历山大·阿基泽尔(Aleksandr Akhiezer)对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讨论明显地不同于它对社会自由主义的分析。他的解释是，自由主义的这一变种决不是自由主义，只能是“被截肢了的自由主义”。它吸收社会经济权利从而在表面上对自由主义作出了贡献，但它也牺牲了个人权利，从而有利于非现实的社群幻想：
在这样一个社群中，个人被有效地溶解进一个集体的“我们”，献身于古典价值，完全服膺于自然经济的君临和其使命为“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的沙皇的统治。
阿基泽尔不象诺维可夫和西泽姆斯卡亚那样，并不认为基于俄罗斯社会历史的杂交形式的自由主义能够解决后共产主义俄国的危机，因为它在解释它的失败而不是其社会背景的原则上是矛盾的。然而，他并不倡导在俄罗斯全面采纳西方标准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他强调保守的或者国家自由主义，认为强大的国家可以循序渐进地引入自由主义的改革，一直到对自由主义政体的法律和社会支持到位为止。
六、从理论到实践：自由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国家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把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引入到自共产主义统治(到民主政治)的漫长转轨背景中去。俄罗斯的历史和一般的国家建设史都说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民众建设性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必要前提。就如西方政治科学家注意到了国家结构软弱条件下大众参与的危险性，俄罗斯国家自由主义者也强调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幼稚的大众民主化的危险性。不稳定、腐败、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和独裁只是缺乏制度化国家权力体制、缺乏根据清晰且稳定的利益组合得以构造的社会关系的条件下大众参与危险性的若干方面。
同样，中产阶级弱小，独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基础薄弱，政党体制不发达，既有规范彻底解体，在这样的后共产主义转轨条件下，全面应用发达的西方自由主义，也非审慎之举。就如阿基泽尔所主张的，以最低限度国家、三权分立、权力分散、不干涉经济关系领域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模型的国家建设能够产生一个自由主义的俄罗斯政体，这一期望从短期来看是误导的，从长期来看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八十年代末，自由主义者假定从共产主义开始的自由主义的转轨模式会产生一个俄罗斯市民社会，那就是在法治国家环境下的社会自我组织和以私有产权和私人企业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然而，在转轨条件下，缺乏强大的和制度化的国家结构反而产生了新封建势力控制地方经济资源的地方主义，也使得联邦国家日益无效且无力治理。在这些条件下的经济自由化并未导致一个私人企业家阶级，而是导致了在分散化经济中通过使“稀缺资源垄断”永久化而摧毁大众参与的“共产主义成员资本主义”。这些发展不仅粉碎了为俄罗斯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对“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且还促进了把自由主义与精英主义、腐化、无效国家以及缺乏摆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和物质福利问题的能力联系起来的历史趋势。
俄罗斯国家自由主义者认为，公民权利和自由、法律高于政治、市场经济等不仅服务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服务于整个国家的法治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只有在强大国家的背景下被引入才能塑造后共产主义政体的基础。强大国家的特征是以总统制共和国，或者其他有行政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形式，它能够引入改革，避免各派反对力量破坏改革的危险，有提供建设性选择的能力和政治意志。就如一个著名的俄罗斯社会科学家戈登(Gordon)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一文中在解释叶利钦所碰到的1993年秋倡导公民反对总统制政权的议会的大规模反叛时所说，“在一个条件并不具备的社会中实施理想的三权分立原则会引起无政府的爆炸，日益增进的威权主义是俄罗斯为了应付这一爆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国家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一威权主义并不是最优的，但在旧秩序完全分崩离析的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它需要发布政令的权力和约束措施来对付可能侵害公民自由的犯罪，也需要限制完全的民主化。这对于原共产主义成员资本家重新提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并使这些原则为自己利益服务来说尤其重要。后共产主义国家与利用自己在拜占廷式的官僚结构中、警察和治安部门的影响力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制约市场、垄断私有化的收益，这一指责并非是空穴来风。为了把这一阶级从国家中排除出去，减轻它对经济市场化的影响，俄罗斯联邦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执行和强化民法法典和刑法法典，征敛税收，建设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
国家自由主义者认识到这一“开明专制”蜕变为独裁专制的危险性，但他们认为别无选择。关注法律程序和社会利益集团在责任议会中的代表性的法治自由主义，在短期里是不可行的，因为社会利益集团缺乏结构化，政党体制软弱，导致了议会的不成熟。社会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平均主义和自治的资源和手段也语焉不详。它没有解释如果没有父爱主义的国家社会经济平等主义何以能够实现，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与独立、自治的市民社会共存。国家自由主义者在倡导这一倾向时宣称独裁专制的危险能够避免。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国家，它遵守宪法性法律范围，在维持行政特权的同时努力加强议会代表，遵守一般意义上的包括一旦转轨危机过去后放弃威权统治方法的社会契约。
叶利钦总统制的历程，除了一些恼人的例外，基本与国家主义策略即强行政条件下引入自由主义政体结构相吻合。人们批评叶利钦操纵1993年秋发生的议会危机，在只有少数俄罗斯选民支持的情况下实施行政主导的宪法。然而，国家自由主义者和法治自由主义者都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另一种选择只会破坏稳定，并阻碍引入必要改革的进程。直到1993年底，俄罗斯联邦宪法依然由有着300多条与既定法律相冲突的修正案的1978年原苏维埃俄罗斯宪法构成。这已经导致了一场“法律大战”，而在俄罗斯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前选任的怀有敌意的议会条件下，这很快导致了象魏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那样的彻底的停滞。
结果，1993年12月宪法尽管给行政部门尤其是总统职位赋予了超常的权力(第83－93条)，但本质上依然是自由主义导向的。它通过自由选举和普选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第3条)、公民和社会权利与自由(第17－64条)、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第80－129条)以及联邦国家结构(第65－79条)。
尽管国家自由主义者并不经常提，与为自由主义原则所约束的强大的行政一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位领袖，他在说服民众为渡过困难的破坏性的经济改革时期而奋斗时能够把负责任地运用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权力和对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承诺综合起来。尽管俄罗斯宪法效法法兰西共和国，转轨时实行总统－议会混合结构制，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俄罗斯总统在任命权和立法议程方面有非常大的权力。法兰西直接选任的总统不得不把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领导人任命为总理，而俄国直接选任的总统则可以把他认为是适当的人任命为总理，而不用理会议会的构成。是总统，而不是总理，任命或解职内阁成员，并有效地掌握着整个行政部门的全部人事任命权。有了这一权力，如果行政主导要维持在国家自由主义所设定的范围之内，而不蜕变为独裁专制，总统就必须在对选民的责任和坚强的领导之间寻求平衡，并且总是运用行政权力来促进自由主义的目标。
在俄罗斯社会自由主义者看来，1993年选举后，选民的基本倾向有利于国家自由主义战略，因为选民的偏好倾向于集中在市场化和强大国家的制度化问题上，大多数选民都支持这两个一定程度上的组合。尽管支持政府的俄罗斯选择党表现不佳(该党在450个议席中勉强赢得了多数)，但叶利钦事实上已经准备在预算、私有化进程和有关1995年12月议会选举的选举法等问题上与议会妥协。当分裂的议会试图阻止为政府所创议的立法时，来自行政管理部门的代表与议会委员会和一起工作，各派领导人也寻求妥协。当这一努力失败时，总统就运用颁布政令权，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下院杜马将会通过为行政部门认可的法律，而当联邦议会通过这一法律时，该法律就会替代政令。事实表明，议会中的派别开始加强党的纪律，在诸如通过年度预算等关键性问题上承担妥协的责任，议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以有组织的派别为基础组织起来。
叶利钦任命的政府与议会一起工作，通过一些法律，执行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始于1992年的私有化进程，并于1995年12月22日执行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民法典的第二部分。力图遵守国际货币基金会信用标准的引起争议的预算案，从1994－1996年期间作为政府和杜马中各党派之间妥协的结果每一年都得到了通过。宪法法院，尽管在1993年秋遭到惨败之后开始得比较晚，但自1994年开始在政治问题上经常占主导地位。它的法官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保卫受宪法保护的俄罗斯公民的权利。
1995年12月议会选举之后，当投票者给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杜马中以多数席位，从而显得他们对国家支持的社会保障的兴趣甚于市场经济时，总统和责任议会之间在自由主义改革方面妥协的基础就明显削弱了。选举举行时，叶利钦正受到其前自由主义支持者的逐渐激烈的批评。总统人权委员会主席和总统顾问班子成员克瓦列夫(Sergei Kovalev)给叶利钦写了一封抱怨信，发表在政府的报纸消息报(Izvestia)上，在该信中，他指责总统超越了授予他的行政权力，“重新确立了生硬的、无人性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使之凌驾于正义、法律和个人之上”，随后他于1996年辞去了他的职务。
叶利钦没有能力运用强大的行政权力来促进自由主义目标的实现，无论真实还是想象的，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国家对自由主义的追求，都是不祥之兆。叶利钦政府在短短的任职时间里，树立了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基本支柱。然而，宣称这些改革已经制度化，已经超越了瓦解的威胁，依然是误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反对1993年宪法，认为它是“反人民”的，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它的强劲表现，将会摧毁在执行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行政与立法机关妥协的进程。
这就使得政治领导的问题，尤其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问题，甚至比俄罗斯自共产主义开始的转轨是否遵循自由主义路线还重要。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代表俄罗斯转轨的另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其危险有双重：如果叶利钦赢得胜利，他还得努力应付敌对的议会所发起的攻击以及危机重重的社会所引发的困难，以保住总统职位和保护自己，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威权主义则将国家自由主义的策略变为愚蠢的梦想。如果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担任了总统职位，那么宪法权力就会给他根本改变完全行政构造、摧毁议会程序、行政命令统治、消除自1992年来逐渐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的能力。
健康不佳以及政治支持日益侵蚀，这削弱了叶利钦迈向1996年总统选举的地位，鉴此，有必要以协调的自由主义改革纲领为后盾来凝聚支持，一个强有力的自由主义候选人对所有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都应该是明确的。到此为止，俄罗斯自由主义阵营遭到削弱，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在面对来自俄罗斯共产党和诸如伏拉季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之类的蛊惑民心的政客的严重反对时没有弥合内部的分歧，伏拉迪米尔·兹林诺夫斯基曾经把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命名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试图以此来嘲弄自由主义。如果朝向自由主义政体的微弱的步伐要继续前进的话，俄罗斯自由主义领导人们必须弥合他们在战略、组织和党的领导职位上的分歧，以单个总统候选人为基础团结他们的力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不团结就如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活动家之间的不团结一样削弱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制定可运作的后共产主义俄罗斯改革战略，重视转轨时期的特殊问题，给自由主义以与其在自由主义短暂的复兴后重新出现的所有反对派战斗的机会。“反对改革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依然悬挂在国家的上空”，为统一的自由主义阵营所支持的强总统领导的国家自由主义战略，可能是保证它不再把愤怒发泄在俄罗斯身上的唯一希望。
原载《公共论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