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呢？如果存在，是否能保证中国今后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呢？决策者应当是“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态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我们宁可把困难与挑战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应对预案与对策准备得严重一点，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决策者们仍然过低地估计各种国内的挑战（这里不包括台湾与国际挑战），又过高估计处理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在重要的文献中对中国当前社会形势的估计是“轻描淡写”，例如，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就业压力增大，企业改革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整体素质不高。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2］
但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
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级联放大”效应，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3］我们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的话，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爆发，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这是作者向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从最高国家利益出发，主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靠经济增长能够自动地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欺上瞒下“十分盛行，从电视上所看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极大地掩盖了经济繁荣下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本文研究结论来自于基本事实，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1年和2002年）和各类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对城市居民社会形势的问卷调查资料，这些调查的方法有所不同，调查的对象不同，调查的问题设计不同，但是均可以比较翔实地反映老百姓的心态，还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作相关分析。此外，作者还根据近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各种计算，以便进一步分析了解社会不稳定的宏观背景。
二、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
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4］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5］腐败问题连续3年位居榜首。党内中高级党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6］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4000亿元；［7］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 之间；［8］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9］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10］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11］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12］但是我国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公正；
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其也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
三、研究分析框架：“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温度计”。建国50年多年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是保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国日益开放时期，哪些人是输家，哪些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众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众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不满意。
2.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3.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4.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它受人们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客观社会稳定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