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农民收入增幅一直在低位徘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并且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本文描述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现状，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影响和成因，最后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收入分配
201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温总理指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3月3日，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序幕，两会首日，“收入分配”话题在人民网排名第一。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各方面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普遍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日益严峻，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一、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现状
过去的十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我国基尼系数一度超过国际警戒水平0.4，最近更是已经接近0.5，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达13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比较严峻。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行业收入差距扩大五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城乡居民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4，但如果按城镇与乡村分别计算，情况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还是乡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都还没有达到0.4，均在合理、正常的区间。由此可见，在这五个方面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最严峻的。实际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已上升到3.33︰1，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高。
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从2010开始就已经波及全国，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激烈争抢农民工的现象。这些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提高农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契机，诸多学者也纷纷开始讨论我国是不是已经或者正要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民工荒”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我国农村仍有3亿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有超过6000多万的35—50岁之间的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就业。
据白南生对安徽省和四川省71个县的分县外出劳动力进行调查，发现各县外出务工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被调查的71个县中，有11%的县外出率不到10%，有23%的县外出务工率在10%。
由此可见，并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过快。实际上，农民工在城市长期从事“脏、苦、累、险”工作的同时却仅能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还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才是导致“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居民收入出现差距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存在竞争、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差距，才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激励功能是有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良影响，甚至会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
1、影响消费需求
马克思曾经指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致使社会总供给远大于社会总需求，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一方面，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越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总消费倾向下降。另一方面，在我国仍然占较大比重的农村人口，本身就是提高我国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1。到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就已经扩大到5713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3.29︰1。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过低，社会保障又不完善，其消费能力增长缓慢，消费意愿较弱，必然会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制约我国经济的增长。政府和诸多经济学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但是，如果不尽快采取相应措施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能全面提高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2、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需求不足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驱动，其中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长期居于50%以上。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投资存在着很大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降低投资乘数，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发挥。第二，由于农村缺乏收入支撑，我国中档消费品在农村出现明显断层，导致相关产业投资效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城乡消费断层，在城市市场饱和后，没有农村市场的接纳，便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及相关产业的萎缩。最终导致大量企业在产业结构的波动中倒闭，形成资本的巨大浪费，制约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导致整个社会效率低下
收入差距过大往往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人可以运用其财富换取更多的机会甚至权力，以加强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并使之成为进一步扩大财富的源泉。而穷人的生存环境极其脆弱，这必然使其所面临的收入下降的压力大大超过他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从而产生沮丧心理和强烈的失落感。我国现阶段如此之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城乡居民竞争机会和起点的不平等，致使二者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与各自努力和能力的相关性大打折扣，从而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会削弱大多数经济主体的信心，从而破坏社会信用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加交易费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效率的低下。
4、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收入差距过大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会使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种种隔阂、抵触和离心因素，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普遍的认同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依奇罗•卡瓦奇和布鲁瑟•肯尼迪研究表明，不公平会使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孤独，更容易苦恼和精神不安，所以收入差距大的社会比收入差距小的社会显得更少亲善、更低信任度和更多的敌意。在中国，历来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一旦收入不平等超过了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将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巨大威胁。胡鞍钢(2005)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对社会和谐稳定运行造成了严重危害。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如果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通过合法途径很难缩小差距的情况下，有人就会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转移财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牺牲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利益为代价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行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采取恶化农产品对工业品的交易条件的政策，使得收入和资源由农村部门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部门，由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代价。据计算，价格剪刀差在1950—1978年间让农民付出了约6000亿元—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后，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继续剥夺农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我国又出现了另外两种形式的“剪刀差”：城市职工与农民之间工资收入“剪刀差”，以及政府低价征用农民耕地，高价批给非农生产者的土地收入“剪刀差”。如果这些资金用来进行农村建设和农民分享，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不会如此悬殊。
2、户籍制度壁垒
按照新古典理论，如果人口是可以自由迁移的，那么人们会自主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从资源条件差的地区向资源条件好的地区移动。但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工农、城乡关系对立恶化，阻碍了社会良性运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针对农民工和城市工的诸多歧视，包括工资、就业和福利等方面。有研究表明，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差异的15.73%、行业分布差异的50.00%、养老保险的59.48%、失业保险的51.82%和医疗保险的17.23%。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社会保障方面所受到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制度基础，剥夺了农民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城乡教育制度不公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所说，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投资，它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今，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公立教育，基本上体现了向穷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倾向，有利于公平。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可以给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缓解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尽管我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学杂费，但现阶段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投资比重严重失调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城乡教学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进城务工子者子女上学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非常大。
4、城市偏向的金融制度
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金融机构逐步成为了重要的市场主体，风险规避和利益最大化是金融机构的必然选择。因此，国家将金融资源集中于城市，这样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金融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限制农村资金外流的作用，反而推动农村资金的外流。由于金融歧视所造成的金融资源在城乡分配的严重不均，使得资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参与不足，产生了城乡发展能力的差异，进而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举措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与其他资源的配置一样，也应该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基本观点。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必须要有政府宏观调控相匹配，才能符合理性要求。随着“十二五”规划从今年开始起步，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已经成为改革的共识。特别是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很大的难度，必须加强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要加大改革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调控，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作为低收入群体，农民工的收入一般都在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徘徊。尽管我国各地政府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与各地平均工资水平相比仍然偏低。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提高一方面会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并不会对失业产生太大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短期内将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尽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民工荒”问题的作用。从长期来看，由最低工资标准导致的劳动力增加的幅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不会对就业产生太大影响。
2、发挥政府在维护公平中的作用
在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上，市场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都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理论界一般都认为，初次分配交由市场解决效率问题，再分配时才考虑政府来解决公平问题。然而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要大于城镇人口数，与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相比，国家的财力显得非常有限，单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注重公平的调节，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所以，政府要在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上有所作为，就不能仅仅在再分配阶段发挥作用，还应该在初次分配时就发挥政府的作用，保证公平。
3、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个人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如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不仅要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全面实施，还要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的方针，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4、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全国性的“民工荒”，东西部之间激烈“抢工”，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出路。正是受户籍政策的限制，才使得对农民工的劳动分配严重不合理，使得他们只能在城市工作而不能定居，使得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最终让“民工荒”问题日益严重。只有促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在取消户口界限、建立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的同时，彻底剥离附加在户籍背后的各种利益，才能真正做到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来源：《当代经济》2012年第8期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