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重大项目"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展变化及和谐社会构建的研究"（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乃武教授的指导，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中的一切错误和疏漏都由作者负责。

（周端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蔡敏，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也不多见。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的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构想。在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由来已久，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为了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有一系统的理解，便于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开展，笔者特别撰写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述评。

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及其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

进行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时，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如何选择准确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一般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这一指标。陈宗胜（1991）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采用了人均全部收入比、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人均消费水平比进行比较。

李若建（1994）则采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来比较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两个指标在比较时缺乏基本的条件——口径和范围的不一致。"为此，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认为，比较理想的比较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因没有包括城镇居民所获实物收入而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一定的距离，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城市居民从国家政府获取了大量的非货币性补贴，而农村居民则没有相应的补贴。

因此，在测度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时如何衡量城市居民的非货币性补贴就显得非常关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Zhang et al.，1994）在一项研究中进行了尝试，他们用城市非工资性收入信息补充了家庭调查资料。其中，非工资性收入包括城市居民获得的住房补贴、医疗补贴和其他没有统计到家庭收入中的补贴，以及单位发放的实物。尽管非工资性收入没有统计在城市家庭调查中，但可以从总量上获取。有了城市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信息，就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和Zhang et al.的研究仅仅估算了1980～1992年的非工资性收入。蔡昉等（2000）进一步地把城市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信息扩展到了1978～1997年整个改革开放时期。赵人伟等（1999）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和1995年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了测度和研究。第二，由于城乡之间价格水平的不同，因此，用名义水平和实际水平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差较大，因此，应该使用实际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蔡昉等，2003）。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整体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那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的"贡献"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李实等（1998）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和199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得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中的相对比重由1988年的38.2%下降为1995年的34.2%".Kanburet al.（1999）利用GE指数分解，得出从1983年到1995年虽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总的收入差距的贡献降低了，但是，到1995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贡献了总收入差距的70.65%.Lin et al.（2002）等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法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分析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发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另据Yao et al.（2004）对收入差距的分解测算，城乡收入差距和支出差距占省际差距的70%以上。

总之，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研究基本达成了如下共识：第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蔡昉等（2003）比较了36个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波动。具体来看，在1990年和1995年平均城市收入超过农村1倍以上的国家分别只有5个和3个。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作价值判断时，我们应该抛弃那种简单的结果公平的价值理念，因为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既包括合理的因素，又包括不合理的成分。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高于或低于合理的差距程度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合理的差距程度就是中国城乡收入的自然差距程度。当城乡收入差距趋近于自然差距程度时就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之，当城乡收入差距远离自然差距程度时就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蔡继明（1998）根据广义价值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城乡比较生产力决定的，它解释了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75.2%.而这部分收入差距反映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距的合理性并加以维护。对于这种差距关键的不是笼统地采取限制政策，而要在缩小城乡比较生产力差距上做文章。而对于超过城乡比较生产力的差距应该缩小乃至消除。第二，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贡献"甚大。第三，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和哪个指标衡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首先缩小，1985年达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再次拉大。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

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有大量的文献，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城市偏向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从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来看，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普遍认同，那种以损害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不可持续、代价高昂的并极可能引发社会危机，这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界的共识。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当然也包括中国。而且，正是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了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那么，研究这种严重"城市偏向"（Lipton，1977）政策何以大行其道就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发展经济学对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形成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研究范式①。「蔡昉、都阳和王美艳等（2003）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城市偏向"的政策形成概括为两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解释"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第二种从利益集团角度解释"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笔者在他们概括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种解释范式。」

第一种理论范式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中的"城市偏向".对于二战后新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如何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是它们的主要战略目标。而在当时看来，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因此，工业化也就成了发展、现代化、发达的代名词，发展也就是工业化。小农经济是落后的、非理性的，不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坚信，工业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抑制等政策工具，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快速增长提供基本的原始积累。

Krueger et al （1991）。组织的一系列世界银行研究项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定价政策，发现从1960年到1985年，在所研究的18个发展中国家中，工业保护和宏观经济政策给农业带来了平均大约30%的总税率，从农业中转移了巨大的财富以补贴工业。对于像韩国和葡萄牙这样的农业生产保护国家，从农业中转移的财富占农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2%；对于南撒哈拉非洲国家，转移的财富占农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140%.Krueger（1991）是这样概括这个研究项目的："在推行现代化的精英集团中，一个强烈的共识是，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经济发展是主要的社会目标。然而，这种共识被理解成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业必须得到高度的鼓励……进而认为大多数农业代表着'落后'，农业产出不对激励做出反应，因而可以利用对农业的歧视，在没有较大的经济成本的条件下增加工业剩余。……囿于当时的经济学知识，这一系列政策观点和理论得到支持，或至少没有遇到严重挑战。"

第二种理论范式认为，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损害是因为城市阶层在政治决策中具有更大影响力。正如Lipton（1977）所说："现今，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最严重的阶级对立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也不是存在于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阶级和城市阶级之间。农村集中了大部分贫困和大部分潜在低成本资源，但是城市集中着大部分能言善辩的人、组织团体和权利。因此，在与农村阶级的较量中，城市阶级已经有能力取得大部分'胜利'；但是，他们取得大部分'胜利'的同时，已经造成发展进程中不必要的缓慢与不公平。"

贝茨（1981）利用非洲案例，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把这种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当非洲国家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措施会伤害大多数农民的短期利益。一方面，政府为了在竞争中保护国民工业，通常会提高农民从城市购买的必需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政府会利用行政权力来压低农民必须要接受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或者，政府也可以向城市市场供应储备粮食并与农民展开竞争。而政府为农业采购所提供的补贴所带来的利益，最后都落到了少数富人的手中。"那么，为什么非洲各国农民不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非洲各国农民居住分散，采用集体行动的沟通成本、组织成本等交易费用太高；另一方面，非洲各国农户一般规模很小，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有限，导致"搭便车"行为产生。正如贝茨所言："小农场多如牛毛，而且地理位置上分布十分凌乱，每一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在小型农场的圈子里头，大家组织起来尽力支撑高价位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对于单个农场来说，也没有实在的好处。"因此，非洲各国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是农民的组织性很低导致农民群体对政府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这就是奥尔森（1965）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第三种理论范式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出发，证明了"城市偏向"政策的内生性。林毅夫等（1994）从中国经验出发，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由于选择了赶超战略导致了城市偏向政策的内生性。对于二战后先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赶超是其最主要目标。为此，这些国家大多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等赶超战略，而这些战略与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资源禀赋是矛盾的，为此，这些国家先后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正如他们所说："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源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制度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中就包括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限制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收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城市偏向政策。

那么，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是因为发展战略还是利益集团的压力呢？蔡昉等（2000）认为，在中国，压力集团不是城市偏向政策形成的必要条件，甚至不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是经济发展战略所内生的。但是，"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压力集团也可能成为城市偏向政策的一个重要力量。"他们认为，城市的价格补贴就是城市利益集团压力的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大量证据表明，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压力集团可以而且实际上成为构成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必须指出，传统发展战略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扭曲，并没有完全从目前的经济体制中消失。这些遗留的制度障碍与利益集团压力互为因果、彼此强化，一道决定了城乡差异的程度以及随着时间的周期性变化。"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利用了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1981～1997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战略（主要采用反映产业技术选择偏离最优资源禀赋的技术选择指数为代表）显著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二）要素市场扭曲与城乡收入差距

李实等（1999）和李实（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一方面，外出劳动力打工收入部分被汇回了老家，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其他劳动力的生产率。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求，它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对于抑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无疑会起到一般收入再分配政策都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通过农村劳动力流动这样一种劳动力市场化的过程来修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合乎市场化要求的理性选择。"蔡昉等（2000），蔡昉（2003），蔡昉等（2003）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并从发展战略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采用导致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这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等农村改革措施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城市改革政策推行，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而同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增产增收潜力耗尽，导致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拉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劳动力流动的加强和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等政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一系列不利于农村人口的政策仍然存在，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同时，城市利益集团的慢慢形成又影响了政府政策的选择。这些导致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再次拉大。在此，他们特别强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乡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Ding（2002）使用城乡人均消费比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发现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越大，则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这隐含着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是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此外，劳动力市场扭曲被认为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Shi et al.（2002）运用9个省的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将不能得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结为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作用。Shi （2002）用同样的数据进一步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并且发现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28%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剩余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则只能由未观察到的因素去解释。Hertel et al.（2004）也指出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扭曲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出发，陈宗胜（1991）考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人口比、农业非农产业比重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并将其中的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只要传统农业部门还没有摆脱在二元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城乡差距就难以缩小；随二元结构的逐步消失，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先上升后下降，2000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将达到或接近倒U 曲线的顶端，然后将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对中国1978～1993年城乡收入差别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在二元结构系数、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比重、城市居民隐性收入比重、农民非农产业收入比重和城乡人口比例等因素中，城乡二元结构系数解释了城乡收入差别的59.62%.这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决定的。蔡继明（1998）根据广义价值论，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城乡的比较生产力差距决定，其中比较生产力差距能够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75.2%.而城乡的比较生产力差距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结果。Bourguignon et al.（1998）在一项研究中，利用40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和33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数据，通过农业相对于经济中其他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力测算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程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这种影响是非常重要并显著的。Ravallion et al.（2004）认为，中国的城乡差别主要是由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通过计量检验，他们发现第一产业的增长有很强的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陆铭等（2004）采用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从城市化、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实证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发现"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当我们从数据中剔除三大直辖市后，结果仍然显示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我们还进一步证实，外来人口比重、经济的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的确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四）经济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

Wei et al.（2001）用中国10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开放并不像下人们从总体数据上所感受到的那样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数据显示，开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Zhai et al.（2002）研究了中国加入WTO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随着中国加入WTO ，人均可耕地的不足将削弱中国农业的竞争优势。而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又有很高社会成本，所以，自由主义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将导致中国农民收入水平降低，从而拉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Sylvianne et al.（2002）认为，人民币贬值对1993年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贡献很大。但是，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这种作用在内陆省份特别明显。

（五）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Greenwood et al.（1989）的开创性文献中，他们把当时经济增长与发展文献的两个重要研究主题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基于一个动态模型，在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并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的假设下，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倒U 型的，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收入增长，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章奇等（2003）基于1978-1998年省级面板数据，主要从金融发展角度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与GDP 之比为指标）的确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显著因素。姚耀军（2005）基于VAR 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 因果检验法，对中国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 因果关系。

张立军等（2006）通过实证检验证明，金融发展通过三条途径——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以及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在陆铭等（2004）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六）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因为"解释跨国差异时明显的失效以及国际贸易将导致资本-劳动比和要素价格迅速趋同这一预言与现实矛盾"而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理论的需要，导致卢卡斯（1985）引入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引入人力资本，Barro et al.（1986）、Beckeret al.（1988）、Becker et al.（1990）等人解释了生育率的内生决定问题。人力资本积累和生育率的决定均与家庭有关，家庭决策最优化过程决定了人力资本水平和生育率水平。郭剑雄（2005）运用他们的理论解释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消除，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城乡之间生育率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积累率的趋同。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被消除时，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的趋同，将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收敛'；如果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等被继续维持，农村部门生育率下降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能够导致一种'条件收敛'结果的出现。可以预见，在城乡人力资本和生育率相同的条件下，传统发展战略与二元体制的维持，政府和社会将须付出比以前更大的代价，这也可能促成城市偏重的发展战略和城乡分治的不合理体制最终被摈弃。"

三、现有文献的缺陷与不足

现有研究文献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对其成因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但是，现有文献存在明显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一致的解释

综观现有文献，对改革开放前城乡收入差距大家基本达成共识，存在一个系统的、逻辑一致的解释，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导致了城市偏向的政策体系是改革开放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现有文献主要是利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由于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缺乏系统的、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致使研究者难以提出系统的、全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整体性政策建议，难以满足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二）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影响

在《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兰德斯（2006）正确地指出，在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已隐约提到，"在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富有阶层之间、新的生产方式与国际竞争之间存在联系。"马克思继承并扬弃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强调了生产方式对分配方式的决定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1972）说："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结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乡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而导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约翰逊（2004）在分析农业劳动力收入和报酬低下的原因时，指出原因有三，"第一，农业中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这实际也是指出城乡之间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但是，目前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分配谈分配，忽视了分配背后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城乡之间不同的生产方式。

（三）忽视了乡镇企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中国乡镇企业的繁荣，它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有效地提高了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异。这可能是1984～199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再度拉大，但是仍然在1978年的水平上下波动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1978-1984年改革开放的重点在农村，农村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提高了收入水平，有效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1984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在城市，许多提高城市收入水平的政策相继出台，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增收潜力已近挖尽，可是除极少数年份，1984～1997年这一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拉大到1978年的水平，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乡镇企业带来的农村非农就业收入有效的弥补了农业增收的乏力。而1997年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步伐加快，乡镇企业面对的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加剧，导致乡镇企业不得不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这降低了乡镇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而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就业者是农民。因此，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资本深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乡镇企业的崛起实际代表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分配方式的变革，因此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必然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文献却忽视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这一重要因素。

（四）忽视了城乡收入差距"累积的因果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而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累积的因果关系"这一重要概念，它"包含了一个关于市场运行的基本假说，市场运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经济力量以累积的方式相互作用，并引起一系列变化推动经济系统进一步脱离它的初始位置"（里科伊，1996）。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虽然源于城乡不同生产方式导致的城乡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一旦形成也将对中国城乡生产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反作用，进而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累积的因果效应，这一点基本被现有文献所忽视。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思路，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提供一个系统的、逻辑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是未来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主要工作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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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