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以来，现代经济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在当前中国所处的改革关键时期，应该充分重视过去100多年里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思想。

在我看来，过去100年里，经济学最伟大的革命是两点：第一，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了时间的维度，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资源在现在和未来如何配置，如何使得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处在最优的路径上。这对当前中国改革的启示是，如果维持政府管制利率不变，一味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那么投资的边际回报是下降的，于是，短期内的高投资可能意味着未来产能过剩和增长下滑。从长期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已经不在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上。

经济学的另一个伟大革命是空间因素的引入，我认为这是过去20年以来经济学最重要的进展。它使得人们明白了，不仅地理自然条件对于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且，即使在自然条件完全一样的两个地方，由于起点的微小差异就可能在收益递增机制下导致经济活动在其中的一个地方集聚。今天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中存在着很多非市场因素，其实都和没有充分重视空间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有关。当前的户籍制度在阻碍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土地制度在限制建设用地指标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再配置。利率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也跟空间也有关系，因为低利率更多是在保护回报低的投资，而这些回报低的投资主要就是国有部门推动的投资以及在地理劣势地区的投资。

如果忽视这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将出现“欧洲化”的危险。很多人都说中国要谨防“拉美化”，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比“拉美化”更加严重的危险是“欧洲化”。今天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局面，宏观一放松，利率一调低，地方政府马上有非常强烈的投资冲动，全国各地都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连以山区为主的省份都要去搞工业强省计划。一旦当经济紧缩，一些投资过度的地区就会变成希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的低效率马上会转变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和银行系统的风险。而这和欧洲所出现的政府债务危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扩张的冲动，一旦经济紧缩，首先出问题的就是劳动力生产率比较低的地方。

面对可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不能以为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就不怕了。当然，如果危机来临，中国可以发挥大国的优势，把从发达地区收来的税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给出现危机的欠发达地区，但是，这仍然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极易积累起地区间的矛盾。现在，一些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思维方式是，外来劳动力来打工可以，但要定居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不行，因为这会摊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请大家往深里想想，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当地政府就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需要加大投资，需要更多建设用地指标，需要大量转移支付，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仍然需要从发达地区收来的税钱去补贴欠发达地区，因此，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代价，只不过这种代价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今天的中国一定要有非常强的声音呼唤“公共利益”。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的阻力就是因为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公共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过去30多年里商品市场改革为什么那么顺？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商品，不管是火柴还是房子，你有我也有，所以改革对大家都有好处，改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要素市场改革的对象却是你有我没有的，比如资本掌握在投资者手里，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劳动力似乎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却是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而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却掌握在城市居民手里。所以，要素市场改革必定是场攻坚战，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但如果不改，社会的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中国改革要往前推进，就必须凝聚共识，强调“公共利益”。

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仍然要靠市场化改革。改革的动力就两条：第一，由低效率所导致的经济风险不得不面对，积极主动的改革可以尽早地化解风险，实现持续的增长；第二，在当前的市场扭曲和与此相关的不公正之下，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会使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与其在日益积累的风险和压力之下被动改革，不如通过积极主动的改革来缓解风险和压力。这正是当下人民对改革的期许。（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本文作者陆铭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此文基于作者在清华大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一书发布会上的演讲，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