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创造物，在我们身上有深刻的体制烙印。王立军的意义在于，不但体制塑造了他，而且他也充分适应体制，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结合使之成为体制的宠儿，而最终又成为囚犯，完成了一个官员极有典型意义的人生经历，因此他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在官场，短期内飞黄腾达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但比起靠强大背景获得上升的人，他的平民出身多了不少传奇色彩；比起靠花大把钱财买来的高位，他的自我奋斗显得不同凡响。什么人成功，用什么方式获取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翻译这本王氏电码就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体制的全部病症，看清改革的路线，就像一位熟知病人情况的医生知道如何进行外科手术一样。

天才的小说家也不能创造出像王立军这样的能够如此集中反映体制特征的人物。俄国久负盛名的作家契诃夫所创作的两个经典形象，变色龙和套中人，被认为是生动刻画出了在沙皇专制的重压下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性格：奴性十足，胆小怕事，但又忠实而卖力地维护着专制。那位把自己总装在套子里对任何违反和偏离官方规章的事都忧心忡忡、对任何新事物都神经过敏的中学教员使整个小镇的人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但读者无法从他们身上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大人物，顶多只能从将军家的狗那里去间接感受它的主人的权势。王立军不同，他集大人物和小人物于一身，我们从他身上既可以感受到作为直辖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气焰高涨的权势，又可以体会到他作为恩主家奴的卑微。

王立军的成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永贵、王洪文、张铁生是另一个时代的成功者，他们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只有在那个变幻莫测、但又定于一尊的时代才能造就，随着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的谢幕，他们的政治人生也就谢幕，他们独一无二的成功也不会再现。王立军却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按照官场上的游戏规则设计自己，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在游戏中更善于利用规则。作秀是近20年中官场最常见的政治技能，珍重政绩表演是官员获得升迁相当重要的一种游戏。凡权力所及的地方都是他们表演的舞台，他们所有能调动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是他们的表演道具。王立军的过人之处，就是把官场通用的政治作秀技巧发挥到极点。他的道具是警察，武警，冲锋枪，越野车，装甲车，还有打手。他是一个非常有表演天赋的人，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表演家，他使本来一件在别的警察做起来不过小事一件，在他做来就变成十分富有英雄气概的举动，据《南都周刊》报道，即便是抓捕一个小偷或者一名走私者，他也会带上大队人马，开着"沙漠风暴"，携带冲锋枪前往，对嫌疑人施加最大的压力，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拿下嫌疑人。他在重庆组织的第一大战役是"缉枪治暴"之役，他动用专列运送上千名特警和武警赶赴现场，对一个山洞实施了爆炸，一举摧毁由自己事先布置的"地下兵工厂"。正是这种常人所不敢为的表演，让他获得了常人所不敢想的荣誉和地位。他不但拥有一大堆诸如"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等非凡的荣誉称号，更是一路官运亨通。

他英勇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带去的记者拍摄了下来。王立军的行事风格一方面极尽夸张之能事，另一方面又夸张而不显荒诞，夸张而凸显个性。低调是时下官场的流行风格，它背后的理由可能各有不同，但又彼此心照不宣。不难想象，有时在表面的低调下则是隐藏着胆大妄为的腐败。一个高调、稍事张扬但分寸把握得当、略显另类的官员，这时倒更能获得组织的特殊青睐。

官场上的人们对形式的需要远胜于对真实的需要，对表面的需要远胜于对实质的需要。正是对形式的特殊偏好，使当局热衷于追求声势浩大的场面，运动于是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它也是官员喜欢使用的推动工作的法宝。生产"大会战"是毛泽东时代最常见的场面，各式各样的运动更是在大陆中国不间断地上演。重大的政策部署都以运动的形式展开。重庆将"唱红"变为运动，无比展现排山倒海的阵势，它的"打黑"同样通过运动的方式要显示摧枯拉朽的气势。

运动式"打黑"对王立军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公安部门经常性地开展各类专项斗争，如追逃专项斗争，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黄扫非专项斗争，王立军不但亲身经历，而且具体部署、指挥、落实，每次都重拳出击，积累了丰富的运动经验。快速出击、异地关押、刑讯逼供、短期内摧毁大量犯罪团伙，是他多年职业生涯中打出声威、警威的基本招数。2009年6月3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枪案成为王立军拉开重庆"打黑"序幕的契机，两天之后，即宣告第一批黑恶团伙的首犯落入法网，紧接着，随着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黑势力的首犯，一批黑势力团伙相继进入公众视线并被灭掉。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以及他的一批公安局的心腹骨干--文强团伙--作为黑势力的保护伞被收入法网，标志着重庆打黑进入高潮。打击黑势力的重点领域由此从商界转向警界内部，成批的警员从警察队伍中清洗出去。

王立军冲冠一怒的治警风暴和打黑行动轰动全国，打黑英雄王立军的名字在各类媒体上占据着显著位置。在一个普通大众对贪官污吏和官商勾结满怀愤恨可又无可奈何的社会，官员的意外死亡都会引起大众的快意狂欢，他们看到众多的富豪、高官、警察被收拾，无不报之以热烈地欢呼，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恶人遭到了报应就是一场胜利，谁能让他们暂时享受胜利的快感就是希望之星。

铁碗权力在中国永远都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官员也乐于表现自己说一不二的魄力和权威，城市规划一定是大手笔，城市改造必须大拆大建。一个有魄力的官员不会把节制当作美德，不会把约束看成必要，相反认为它们妨碍了自己的魄力，影响了工作效率。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端手段。王立军对常规行动感到不耐烦，他"希望在打黑中听到枪声"。为了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获大批大案要案，他私设令人恐怖的打黑基地，重用酷吏，动用酷刑，直至2009年关押了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他说，"对这些流氓律师不能客气，坚决打掉"。2010年他获得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山城重庆成为了一座警察城市，王立军的权势炙手可热，他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意志。一切不利于打黑的声音都必须消失，在网络上发帖对打黑稍有异议者就被送去劳教。他全面利用公民的金融、电信数据信息编织一张覆盖全市的监控网，并实施非法窃听活动。高压和恐怖统治却给了大众一种秩序感，因而受到重庆不少市民的称赞。一种流行已久、且至今生效的理论，对少部分人实施打击正是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时重庆的官方媒体对打黑的报道就是使用这一专政理论，称重庆铲除黑恶势力是向公众表明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政府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强权践踏法律和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专政理论不但与"依法治国"水火不容，而且给人民的道德认知能力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它使民众失去了对自我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的应有同情和关心，它实际上教导人们的是这样一种狭隘的生活哲学，只要自己不是被打击的一小撮和极少数就万事大吉，它也严重阻碍了人民的法治意识的形成，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强权保护之下。即使王立军大肆使用残酷手段进行刑讯逼供的事实已经暴露与天下，他的拥护者仍不乏其人，在他们看来，那些遭受酷刑的极少数是罪有应得。

人们认为，薄、王在重庆是文革复辟，但其实所谓"重庆模式"并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基本模式，不但唱红一直和政治保持着联系，而且运动的方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重庆的共富工程和各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并无区别。重庆模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动静，只是因为它放大了基本模式的某些方面，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庆主政者有其他地方的主政者所没有的锋芒毕露的强硬个性，以及由更强的政治人脉资源带来的更大政治能量。如果说重庆模式是文革的小版本，那也不是复辟，而只能说明文革本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文革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治，人治没有改变，文革就没有死去。

枪杆子和笔杆子形成权力体制的左膀右臂，文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只是现在在机构设置上已经固定，在人事布局上已经定型。一般地说，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宣传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都进入党委常委班子，分享决策的最高权力。公安局长不仅指挥着一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队伍，还指挥着一支特殊意义上的警察--武警部队，宣传部长是当地引导舆论、管理舆论的最高长官。王立军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公安局长，也是一名出色的宣传部长。他组建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他为新闻宣传定调，他统一报道口径，他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他亲自审查稿件，他向新闻界提供有关重庆打黑和警方报道的新闻通稿。他还组织专家研讨重庆打黑模式。一时间，有专家学者乐意为他效劳，热情洋溢地讨论和颂扬"立军新政"，有中央级的大型媒体主动为他服务，有数十所高校包括一些著名高校纷纷聘请他担任教授。对于唯一他无法控制的网络，他便采取官方通行的渗透办法，即组建庞大的网评员队伍冒充普通网民在网络上大量发布赞美重庆警方的"正面信息"。在精通所有引导和管理舆论的方法并炉火纯青地加以应用方面，他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省市的宣传部长。

运气、能力从来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能力有各种各样的，科研能力，学术能力，创新能力，包括了十分广泛的方面。在当代中国仕途的跋涉中，某些能力特别重要，要而言之就是适应体制的能力。同上司吃吃喝喝的能力，善于领会上司意图的能力，为领导跑腿的能力，都是需要具备的最基本功，但只有这些能力，虽能获取小成，终究难成大气。善于按照体制的需要包装自己，才是真正懂政治的开始，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肯定走得更远，不过，虽登堂但犹未入室。决定一个人成功入室的最为重要、重大、关键的因素，是他有不有能力进入某位主要领导人和大人物的"生活圈子"。生活圈子远比单纯的"工作圈子"重要，只有生活圈子才构成真实的权力圈子。记得许多年前在同一个朋友的一次聊天时，他说到官场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要走进领导的私人生活。在私人生活的基础上组成的圈子，其行事方式不是依据原则，而是依据利益，甚至是不可告人的苟且之事。圈内成员呈现等级秩序，构成上下依附关系。圈子一环扣住一环，他既有向上的圈子，也有向下的圈子，他依附于人，是上司的心腹，同时也被人依附，有自己的心腹。他所进入的圈子的高低，决定他在仕途上能获得的职务的高低。王立军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他进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之后。王立军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时获得了薄熙来夫人谷开来的信任，到重庆任职后他就成了薄家一个重要的帮手和常客，这时，他也达到了大权在握的人生顶峰。而当薄熙来同他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时（标志性事件是落在王立军脸上的重重一记耳光），王立军不但仕途已经终结，更是性命难保。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作秀石破天惊，逃出严密的看守，一路狂奔进入美国领事馆。从他擅长表演的人生来看，这是他堪称神来之笔的颠峰之作。

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以徇私枉法、判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王立军15年徒刑，而3年前的9月26日，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罪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王立军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评价涉黑警员"打黑，比黑社会还黑"，引来无数叫好的声音，这句话用在王立军自己身上同样非常贴切。

相比王立军，文强的人生缺少传奇和，缺少精彩故事，他最能让世人记住的创意是将2000万赃款藏匿于鱼塘之中。但二人的官场人生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是打黑英雄，他们都犯有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他们也都与不少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文强的由本地人组成的把持重庆警界的团伙同文强一道覆灭，之后，王立军和他的老家东北籍人士组成的团伙把持了重庆警界，他们也在王立军出逃后全军覆灭。

再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范围，投向整个官场。王立军除了他参与谋杀英国商人和躲进外国领事馆脱离了常轨外，其他的职务行为都属于官场常规动作，只是他做的比一般官员做得更加出色。比起许多官员各类蹩脚的、千篇一律的、毫无创意的廉正秀，王立军的英雄秀显得更有特色；警察使用刑讯逼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王立军的刑讯逼供更有效率；为了特权而投机钻营、甘愿为奴者，天下滔滔皆是，只是王立军运气更佳抱住了大树；许多官场通行做法，诸如弄虚作假，伪造民意，捏造政绩，封杀真相，以言治罪，王立军都如法炮制。从体制内的观点看，以体制内的价值观衡量，王立军完全是一位优秀干部，他获得体制内的大量荣誉和激赏乃实至名归。对于熟知体制特点的我们，认为王立军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对于一个不了解这个体制的人，就无法理解王立军的成功。王立军身上反映出来的是不但恶劣而且低劣的官场生态，腐败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在这种生态中，个人利益至上，人们践踏法律，蔑视人权，总之，它缺乏最起码的政治伦理。王立军作为体制的大受益者、体制的忠诚卫士，在遭遇生命危险时，却作出了同体制的受害者、长期受到严密监视的陈光诚一样的选择，要求美国保护，表明他完全不信任他所维护的体制。事实证明，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己。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信任体制但又尽力维护着体制，目的只是从体制中最大限度地榨取自我利益。

在所有民主国家中，每一个以执政为目标的政党都必须实现自我约束，具有被公众认可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集体声誉，否则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前途。一二百年来，在竞争执政权的过程中，政党活动产生了一套与公众期待相一致的政治伦理，包括：把促进国家利益作为共同准则，党内对一套共同原则的认同，党派竞争超脱卑劣自私的宗派斗争，允许分歧和宽容异见，以坦荡与和平的方式争取权力，尊重少数的权利，政治与财富相分离等等。纳粹党和苏联共产党彻底屏弃了这套伦理规范，排斥党派竞争，消灭自由，打击异己，后者则完全沦为一个腐败的特权利益集团，而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它们将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悲剧被铭记下来。另一类政党，如中国国民党和南非国民党，它们从自利党完成了向正常政党的转变，展现了人类精神值得信赖的一面和向善的巨大潜能。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官制改革作为最低限度的起点--它也是戊戌变法的起点。反腐败、官员财产公示是恢复分配正义最低要求，但无法以此推动政治改革。官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必须引入民主选举和竞争，把选择权交给人民，没有民主选举和竞争机制嵌入的改革，无论是枪毙文强，还是拿下王立军，都不可能使不堪的官场现状有丝毫改观，更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官场价值观以及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