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龙年，中国改革开放第34个年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2月6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打黑悍将”王立军出走成都美领馆，戏剧性地为重庆“唱红打黑”画上了句号。11月，中共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平息了重庆唱红打黑引发的“改革路线之争”。12月7－8日，习近平把上任中共总书记后的首次“出巡”选择在了深圳，这个城市既是改革开放的象征，也是邓小平“南巡”的最后一站，其寓意不言而喻。2012，以“雷人”的政治剧开局，以给人希望的改革剧结束。

虽然重庆出现了企业家财富被以“打黑”的名义掠夺、律师界的李庄案、不少人士因言获罪被劳动教养、法治被权力肆意边缘化等耸人听闻的事件，纳税人的巨额资金被挥霍在唱红、种树上，但重庆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们有理由感到庆幸。

其一，重庆唱红打黑的出现，是国内大气候决定的，迟早会出现，早来比晚来好。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远远超出0.45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分配两极化伴随的是大量企业家和官员勾结的寻租行为。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因此，公众的“仇富情绪”其实主要就是“仇腐”。重庆“唱红打黑”正是利用了公众的这一情绪，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操作手法。如果“唱红打黑”更晚一些出现，或许今天人们的改革决心还不会如此坚定，折腾的时间或许更长，付出的代价或许更大 。

其二，重庆以局部实验的方式避免了全国性的卷入。整体而言，唱红打黑属于薄熙来个人意志的产物，仍局限于重庆一隅。但正是这种地域局限性，使得全国人得以有机会对民粹主义的社会实验进行深入的观察，而无须全国性的投入。这样的结果，比全国性的唱红打黑成本要低得多，也不会导致全社会一下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其三，重庆“唱红打黑”迅速走向破产，避免了对公众认知带来更多的混淆。王立军出走美领馆，看似“黑天鹅事件”，其实有着必然。薄、王二人都具有狂妄的个性，在权力和欲望的驱使下，直接踢开法律搞“黑打”，对法律“自由裁量”，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引发全国社会精英人士的斥责。李庄案“第二季”，江平、张思之、贺卫方等法学权威愤然组成法律顾问团声援李庄，最终重庆检方主动撤诉。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童之伟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更是深入剖析了重庆打黑的“黑打”本质。正如斯伟江律师在李庄案第二季中的那句精彩辩护词所言——“正义虽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薄熙来有恃无恐的政治豪赌，王立军喜欢“大场面”的个性，以及薄、王、谷肆意践踏法律的作为，是重庆唱红打黑“爆仓”的必然。

因此，重庆“唱红打黑”是一场悲剧和闹剧，但就其结果来看，这对全国而言、对改革开放大局而言未尝不是幸事。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部分由于重庆唱红打黑引发的社会忧虑，重启改革、化解社会矛盾的呼声，在中共十八大前成为了舆论主流声音，甚至包括《求是》、《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李克强表示：“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习近平南巡，更是成为改革再出发的总动员令。

但迄今为止，人们对重庆事件的反思还不够深入。财新《中国改革》月刊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11月30日联合主办了一次“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的座谈会。除此之外，严肃的反思活动非常少见。我们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但并没有从中学习到足够的教训。如何防止“一把手滥权”？如何改善司法独立？如何保障媒体监督权？如何落实“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何消除重庆唱红打黑所依赖的民粹主义土壤？所有这些问题，重庆事件都是完美的反思教材，但愿我们没有白白浪费学费。

岁末年初，中国改革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名言显得非常应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正确的认知，是正确行动的前提。应该说，中共“十八大”之后，在领导层积极大胆言论推动下，社会迅速形成了改革蜜月期，改革已成万众所盼。这个难得的改革窗口期，没有理由浪费。我们有理由期待，2013年会成为中国改革再出发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