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时隔25年之后以记者身份重返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50多天的探亲与采访之旅。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美邦交中断，两国一直处在互为对峙的隔绝状态。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天荒的历史性访华，中美签订上海公报，僵局方始打破，坚冰开始消融，双边关系由此趋向缓和，文化与经贸交流得以恢复。因此，赵教授是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最早踏上中国大陆的得月者之一。一年后的1974年，赵教授以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成员身份再次踏上大陆故土。两次访华归来，赵教授均激情难抑，笔写胸怀，撰述长文，介绍所见所闻，抒发故国观感，分别题以“中国归来答客难”、“二次中国归来答客难”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并转载于大陆中国《参考消息》。
由于意识形态和冷战的阻隔，1949年之后的中国一直独立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外，成为西方人意欲接近又不能抵达的“东方城堡”和不断猜测与想象的神秘国度。新中国究竟是如何的摸样？20多年来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又是怎么一回事？对这一古老东方大国本来就抱有好奇之心的西方人，还有那些寄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松动的利好形势推动下对中国（故国）的兴趣关注水涨船高，人们很想知道生活在大洋彼岸“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人的现状，急于了解他们的真情实况。作为一种呼应，赵浩生将所见中国映像以文字形式再现于人们眼前。
“中国最基本的改变是公社制度。我们这次参观了很多公社，事实证明，公社制度已完全解决了八亿中国人民衣食的基本问题，公社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产品，绝非其他思想的政权所能实现的。”
“我这次在各地参加座谈、访问，看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象在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一样，以知识和经验互相印证进行批林批孔的学习，看到各行各业在积极的进行着‘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看到各级领导干部轮流参加劳动，这种热气腾腾的景象和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社会不安的情况比较起来真是两个世界。”
“中国经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每一个运动，对这个革命的政党都发生消毒、新生、清除垃圾的作用。”“事实都证明搞运动不但没有打乱生产建设，相反的，是群众运动推动生产建设。我们在国内每到一处参观，负责人都清清楚楚的指出，文革前后和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后生产数字的对比，可以证明思想运动对生产建设所发生的推动作用。”
“文革的成果和它带来的新事物的影响却是长远的。这些新事物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老、中、青三结合等，对中国都是‘好得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是验证物事好坏（实践对错）的最终裁决。又一个25年过后，2000年赵浩生教授在撰述回忆录《八十年来家国》中论及文革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文革’初期，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变革运动，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看越茫然了，只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担心。”而作为见证这一节历史十分重要的记录，两篇“答客难”均没有收入书中的附录，收入附录的是写于改革开放之后虽影响不及但能立足脚跟的数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悄然说明了作者的态度。
但人们仍不免会感到困惑，要提出问题：时在海外已多遭质疑和诟病的文革，在赵浩生教授眼中怎么会是如此一种令人向往的美好映像？理论一位长期生活在自由开放资讯发达社会的知识人，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多识广的记者，轻易不会对封闭的极权社会投以欣赏的目光，发出赞美的肯定。这是否因为文革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当人们面对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时，有如面对一种陌生的新鲜事物，会因其新鲜而产生陌生的美感，因美感而混淆了视线，从而失去对这一事物真实而正确的判断？或者说，当人们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新生事物时，是否会被这一事物的新生表象遮蔽住视线，而丧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能力？
让我们引历史上与此相近的案例试作回答。19世纪的美洲大陆，民主尚属一新生事物，托克维尔专程作客美国进行了一番考察，敏锐地感受到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潮流，遂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正确预言民主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20世纪30年代，纪德应苏联政府邀请，对苏联进行了为期十周的访问，发现现实的苏联与想象中理想的苏联相差甚大，乃将真实记录苏联社会存在的包括个人崇拜、对外封锁、生活资料紧缺等种种问题的文章公开发表，名曰《访苏归来》；与纪德一样，罗曼•罗兰也在1930年代访问过苏联，写下了自己的见闻，虽然罗曼•罗兰将见闻的日记封存了起来未予发表，但几十年过后，其访苏日记重见天日之时，人们发现，他的看法与纪德大同小异。
托克维尔和纪德与罗曼•罗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叶可以识秋，见微能够知著，人类的智者不会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他们具有透过事物的表象直抵事物本质、判断事物好坏的能力，即便是走马观花的作客之旅，也能看出沿途风景的殊异，看出纷繁物事的真谛。那么，为什么赵浩生教授在1970年代却被中国文革迷惑了视线而看花了眼呢?
1920年赵浩生出生于河南息县，青少年求学时期受共产主义影响而表现左倾，抗战初期一度欲去延安因恐家庭反对而作罢；新中国成立后寓寄海外时曾致函胡乔木请求归国而未成。其思想倾向由此盖可看出，不过我们若就此作为其认同文革中国的原因认定依据，不免会感到持论薄弱而碰到困难。因为思想倾向虽然可施予人的行为以影响，但并不决定事物判断的能力。托克维尔是贵族，罗曼•罗兰是苏联的同情者，纪德更是共产党员，他们做出的观察与判断却并不同向甚至反向于其思想倾向。判断决定于理性，理性可以克服倾向。毫无疑问，在赵浩生思想倾向的背后更有一种深刻而决定性的因素，左右了他的理性观察，影响着他的智性判断，从而使他做出了对文革中国毫无保留的认同。这是一种什么因素呢？这是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
19世纪中叶以降，老大中国积贫积弱，国势日颓；至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生长于这一时代与背景之下包括赵浩生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刺激下生发出一种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炎黄爱国情。渴望国家的强大统一，期盼民族的重振复兴，想见中华巨人般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人生愿望，也如同宗教一般成了念兹在兹的具体人生内容。因而当有朝一日祖国以强大统一的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比较起民主自由的选项，自会受到更多的欢呼与拥护。而对赵浩生这些去国怀乡的华人华侨而言，由于长期浮悬海外，漂游异乡，乡愁伴随着乡情，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为深厚。
因此，当赵浩生踏上阔别几十年的故土，看到政府为他的归来专门修通了从信阳到息县的公路，看到县城万人空巷争睹游子归来的动人场景，看到自己甫抵北京就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国宴，当然，更看到了沿途目睹的的二十多年的社会变化——去国之前山河破碎、兵荒马乱与当下国家统一、人们安居乐业的巨大反差——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深深地感动，而感动的泪水也一次一次地模糊了他的视线。于是，在强烈的民族自豪与家国情感支配之下，固有的左向思想得到鼓励膨胀，他再也无法透过婆娑泪眼而看得更深更远了，他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人民公社、教育革命、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全都当做了这个民族社会改革的自豪的象征，看成了这个国家制度创新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予以全盘接受，并进行热情赞美。
赵浩生教授对林彪事件独家新闻报道的放弃，就是这一情感对理性思维支配证明的最好诠释。访华结束离开大陆前夕，有关方面接待人员将林彪事件的一些细节内容告诉了赵浩生，赵浩生认为这是一条重大新闻，虽然美国报纸有过一鳞半爪的报道，但都没有这么详尽，一旦发表，必是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就在赵浩生准备好把此一消息交给报社发表之际，一种担心此举可能会“给大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伤害”的想法改变了他的主意，使他放弃了一次发表重大独家新闻的机会。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国内既然把内情告诉了他，说明已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发表也不存在问题，但一种维护祖国形象的民族情感自觉，还是令他做出了反向于职业精神要求的忍痛割爱的让步选择。
一种情感，无论怎样的美好，当它过于强大而将一个人包围时，必会造致这个人理性判断的偏差，而陷入认识的迷局。这就好像恋爱，当一个人跌入情网而迷上一位美人时，连美人的狐臭也会嗅做芳香的。赵浩生自是把祖国美人身上发出的文革狐臭当做芳香而迷吸了，以至于将封闭自锁所造致的孤立的经济形态，也视为“完全是自力更生的果实，既无外国机器，亦无外国资金，绝不仰人鼻息”而盲目予以称赞，并顺便把台湾的经济发展予以了否定，认为“其本质还只是一个殖民地经济，还是一半美国一半日本式的经济。”饶有意味的倒是，数年过后，中国改革开放，赵教授毅然辞去耶鲁教职，专门担任某跨国公司对华贸易顾问，不遗余力将“殖民”的资本主义经济引进大陆。
当然，我们知道，不同于当时大陆那些遵命或违心之作，赵教授以文字再现于文革中国影像时，他是爱国情感激动下的自由写作，其发自肺腑的赤子真诚也烁然可见。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说，在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并作出判断时，仅仅真诚并不能抵达真实，尤其是为某种情感或情绪所支配而理性缺席，失去了审慎的怀疑与批判时，真诚很可能膨化为虚妄的自以为是，纵然自由的写作也会滑向盲目的不由自主，与真实背道而驰；而且这种写作的迷惑性更大，更需要加以辨析。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前车之鉴。1959－1961年中国发生过一场持续三年的大饥荒，结果导致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然而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当代文学这面镜子里，人们竟然见不到任何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映像。并不是作家们停止了写作，相反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们此一时期创作了大量诸如描绘美好生活的《荔枝蜜》、《花城》、《桂林山水》、《长江三日》、《乡村大道》和《蓬莱仙境》等等作品。这些作家和诗人们创作这些作品时同样怀抱着一种发乎内心的对时代和生活赞美的真诚，但这种没有独立思想与人文关怀的真诚，却在一场重大社会灾难现象面前选择了沉默，置惨象与苦难于不顾，视民瘼与民生于无睹，没有表现出文学应有的功能，完全失去了文学反映社会的全面而深刻的真实。
大饥荒之于中国文坛的虚空映像与文革中国之于赵浩生的变形映像，在社会事物与人的认识问题上，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惟不同者，前者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致，后者因一种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所为，它们留给世人的是同样的发人省思与耐人寻味。
2011-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