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卉译 张春美校
在传统意义上, 批判性知识分子谴责权利的滥用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追求真理、公正、进步等绝对价值。正如萨特所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谴责不公正现象, 不管它在哪儿发生”。现代社会发展分开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使知识分子成为从事脑力劳动、创造文化和传播思想的专家。知识分子也分化为两类, 一类是反对非正义和社会压迫的批判者, 一类则是维护现实社会阶级、种族、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合法性的鼓吹者。在后现代理论的视野中, 传统批判知识分子遭遇严峻挑战, 因为, 新技术及新兴的公共领域大大增加了民主论战和民主干预的可能性, 也使人们探讨知识分子在新技术、新兴公共领域中的新定位。
一、公共领域中的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认为, 市民社会中, 介于个人利益和国家权力间的公共领域, 发挥着调和家庭、工作领域与国家的关系, 前一个领域以个人利益占优势, 后者则体现为武力和统治等专制形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公共集会领域、酒吧、咖啡馆、文学沙龙和会议厅组成, 其中, 会议厅是个人聚会讨论公共事务、组织反对公共权力专制性的场所, 人们在酒吧、咖啡馆之类的社交地方阅读报刊、杂志、小册子和书籍并展开讨论, 这些场所和大学构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也孕育了现代知识分子。
不同于捍卫现有社会体制并使之合法化的知识分子, 批判性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政治组织, 大胆发表批判性言论, 反对不公和压迫现象, 为正义、平等和其它启蒙运动价值而战斗。因此, 他们常常被掌权者斥为消极的空想者和颠覆秩序的破坏者。
萨特认为, 批判性知识分子承担着见证、分析、揭露和批判各种社会罪恶的职责。他们在公共领域写作、发表言论, 谴责压迫现象, 为正义、人权等价值而奋战, 发挥着批判和否定作用。对萨特本人来说, 他的笔就是他的剑, 他的优势就是他的写作———写散文、小说、戏剧、电影剧本和哲学专著来宣扬其政治思想。在他看来, 作家的真正劳动, 就是用带有一丝尖刻的批判语调来表现、论证、阐明虚构的信念和被盲目崇拜的事物。批判的知识分子应挺立在自由一边, 为传播自由而奋斗。
后现代理论代表人物福柯提出了一种特殊知识分子的概念。他认为, 在某些事件中, 知识分子不是作为被压迫者的代言人, 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被压迫者的立场来进行干预的, 这种特殊知识分子与新兴的社会运动相结合, 衍生出后现代政治。
在后现代政治视野中, 权力松散又具有本土化特征, 而不仅仅存在于诸如工作场所、国家或父权社会这样庞大的组织中, 于是, 微观政治取代了宏观政治。在这种微观政治中, 一些知识分子干预大学、监狱、医院等领域的活动, 一些知识分子为诸如女性和少数民族等被压迫群体的权利而斗争。因此, 具备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不会取消或垄断其表达真理的权利, 而是参与民主讨论和辩论, 维护处于具体环境之中的规范观点、价值或原则。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职责更具体、更有区域性, 他们往往会跳出其特定圈子走向普通大众, 去设身处地支持边缘性和受压迫群体, 向他们学习并支持其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二、知识分子的本质与职责
在传统意义上, 知识分子被赋予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使命, 要求通过他们的工作使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合法化, 巩固这种意识形态并为维护现存社会利益服务。于是, 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种“实用知识的技师”, 担负着设计技术并以此保证实现社会目标的职责。在这一意义上, 知识分子担当着一种工具性角色, 提供手段、思想、技术等, 巩固既存社会并使其运行更有效率。
然而, 尽管知识分子担负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职能, 却常常得不到当局的信任。在当局者眼中, 知识分子插手干预一个“权限之外的领域”, 十分挑剔而又很消极, 往往传播各种批判、对立甚至是颠覆的思想。于是, 知识分子就被当作一种在其精通范围之外进行捣乱、妨碍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的力量。
在当代社会等级制度中, 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次要的位置。统治阶级决定着社会优先权, 在教育、法律、卫生、军事等公共领域进行资源配置, 规定着知识分子的工作量和职位。因此, 知识分子的职位和薪水都得依赖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根据利益要求及最高目标来决定实用知识技术人员的数量”。现代社会中,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应用型心理学家、作家、统计学家、电脑操作人员、经理等, 专业化和技术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宣传人员, 而对哲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学者的需求则不断减少。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形成, 使之成为被资本利用的工具和仆人, 尽管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未自愿选择为资本服务。
知识分子是在一种选择性竞争体制中形成并成长起来的。通过教育, 他们接受了这一体制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 被培育为研究专家和传统守护人, 被赋予传播传统价值观念、抨击颠覆性观念的职责。在这一层面上, 他们就成为一股使意识形态特殊化的力量, 这股力量时而公开, 时而隐蔽。
从理论上讲, 知识分子是一种实用知识的技术人员。他们发展技术造福人类, 就像发展医学、法律、物理、哲学、艺术等为人类服务一样。但在阶级社会中, 知识和技术并非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 因为, 只有处于某一阶层的富裕者才能支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最好的律师、令人心旷神怡的旅游等, 只有那些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才能理解哲学、欣赏现代艺术, 只有那些有一定闲暇时间的人才能够享受文化。因此, 一些群体和个人垄断了知识和技术, 他们利用知识分子的成果来巩固和强化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特权。
这样, 知识分子劳动的普遍性(追求普遍真理、服务于全体人民利益)和知识劳动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认识到这一矛盾, 使知识分子视自己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工人阶级的间接压迫者。与那些没受过教育, 没有掌握某项能够给予其相对优越地位知识技能的阶层相比, 知识分子的地位要高, 但又低于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使知识分子只能担当起次要的工具性职责。于是, 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中分离出来, 成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中间阶层。这就使知识分子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 能见证社会中真实的不平等现象, 了解一个阶级社会强加给社会底层的矛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分子遭遇到人文主义、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与非人文主义之间的矛盾。尽管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形式, 从理论上讲适于人类的普遍性目标, 但在某种程度上, 知识和技术是部分被选择的, 要从属于国家、统治阶级、公司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目标。知识分子发现, 为了一个与其人文目标和价值无关的目的, 政府、公司或军事部门采纳了某些观念和研究。在那个时刻, 就其研究而言, 他们发现了某种程度的疏离: 知道自己是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对他们来说,这个目标很陌生, 也不得质疑。例如, 医学研究者研制出了一种治癌药物却发现不能使之市场化, 因为遭到了制药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碍; 原子物理学家发现其研究被用于种族灭绝大屠杀; 心理学家可能被广告商或政治家用来控制大众; 社会学家也许会发现其研究被当作了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因此, 知识分子不得不忍受着他们所追求的人文价值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反人类目标之间的矛盾。
同时, 他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更严峻的矛盾, 那就是, 他们高度评价自由、强调自治研究和对真理的追求, 坚持一种独立性。但在后资本主义社会, 知识分子却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和私营公司, 在受制于利益、思想贫乏的竞争性社会中生存。这样, 知识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受制于物质利益和统治权力间的矛盾便进一步深化了。
这些矛盾带来的社会疏离和压迫感, 折磨着知识分子, 使之烦躁、挑剔、甚至反叛。于是, 在当局看来, 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安定的群体, 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可以迁就知识分子, 但必须密切注意他们并控制其研究和言论。当局试图把一种普遍、自由、富裕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强加给知识分子, 使之以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有利于人类。同时, 当局还试图掩盖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着的阶级矛盾、贫困、压迫和不公平现象。一旦知识分子揭露出这些问题和矛盾, 就易受到惩罚, 丢掉工作和失去薪水, 有时甚至情况更糟。在统治阶级眼中, 知识分子必不可少, 却也不可信任。
对此, 知识分子往往会采用两种应对方式, 一种是屈服于当局, 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或者自我审视, 漠视政治, 向当局投降。在这种情况下, 统治者一般都会很满意:“他不是知识分子。”但是, 如果知识分子明白自己缺乏真正的独立, 采用另一种方式, 即拒绝成为屈服于统治阶级的力量,那么, 他们就会被统治者视为“干涉与其不相关事情的人”。萨特就认为, 知识分子了解了自己, 认识了社会矛盾, 并力图去内化和解决这些矛盾, 意味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批判的、否定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在探寻理论和实践真理的过程中, 揭露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真理名义下的非真理性, 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批判在人文、平等、自由和96其他绝对价值名义下的不自由、不平等等非人文现象, 寻求一个自由平等、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因此, 知识分子这个职业就是要去批判、去否定。这种批判过程需要他们拥有一种能力, 去关注社会价值和目标, 去洞察压迫、不公正现象, 去寻找反对不公正现象的方法。
三、新技术和知识分子
在某种意义上, 传统知识分子与技术不存在重要联系。历史上像达芬奇、伽利略或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家都采用了技术, 像英国皇家学会这样的团体也与科技有关, 许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发明者。然而, 传统知识分子并不采用某项具体技术, 这样, 传统知识分子和技术之间就缺乏密切的联系。
在当代高科技社会, 媒体和电脑科技拓展了公共领域的内涵, 广播、电视及电脑已为信息传播、民主论战和民主参与创造出一种新的公共领域, 在这一新空间里, 既有使民主精神生气勃勃、使进步观念广为传播的潜力, 又存在着社会操作和社会控制的可能性。人们重新阐述并拓展了批判知识分子的概念。以前, 批判和反对声音常常被广播、电视和其他通讯电子媒体拒之门外, 在由国家控制的体制或私营企业中更是如此。然而, 本世纪以来, 电影、广告等新技术的变革力鼓励激进的知识分子掌握新生产力, 赋予技术新功能, 使之成为社会民主化和革命化的工具。于是, 在当代政治中,有效利用技术非常必要。想继续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 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兴通讯媒体来参与民主论战、塑造当代社会和未来文化。如 1980 年, 里根和右翼势力的胜利, 与他们有效利用电视、电台、传真、电脑通讯、电子邮件、电话等新科技, 发挥其政治用途密切相联。1992 年克林顿打败布什也与有效利用通讯技术相关联。
过去几年中, 在世界各地, 电脑正成为一种标准化教育工具。它与电视、广播、冰箱、电话等一起成为家用标准消费品的一部分。例如, 在美国, 许多家庭拥有的电视机数量要比卫生间还要多, 80%多的美国家庭现在都有录像机。最近, 有关未来工作前景的研究表明, 没有计算机技能, 年轻人将无法加入劳动力大军中。对家庭、工作、学校教育来说, 信息技术越来越重要, 没有电脑或不以电脑为媒介进行讨论的人会遭社会淘汰。同时,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在线电子刊物和信息数据库取代了诸如书本和杂志这样的文本。借助信息技术, 人们可以获取更多的免费数据库、信息以及通讯服务。这些都意味着, 在某种意义上, 电脑技术要比以往的通讯技术更民主、更有权力。公共传播中的权力更分散, 公众更易参与, 更具促进民主论战和讨论的潜力。
现代许多批判性知识分子都在利用新技术来传播活动信息, 利用新技术和新兴公共领域为政治斗争服务。如一直在墨西哥战斗着的农民和游击队从一开始就用电脑数据库、流动电台和其它媒介形式来传播思想, 宣传其斗争成果。所有在墨西哥写成的宣言、文章和公告都通过电脑网络在全球迅速传播。1995 年 1 月, 当墨西哥政府着手镇压游击队起义运动时, 电脑网络就成为动员全球各地民众支持游击队, 反抗政府镇压举动的工具。同样, 美国非裔的反叛知识分子也利用电脑科技来宣传斗争成果, 其“智慧勇士”正利用电台、电脑和其他媒介来传播非传统的政治观念, 争取成为社会主流。因此, 在传统意义上阻碍民主参与的技术, 现在却将政治转换成媒体的展示台, 推进了民主论战和民主参与。对政治斗争来说, 用新技术来连接理论和实践, 传播战斗成果已不再是一种乌托邦了。
现代知识分子和技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都要紧密。要成为一名批判性知识分子, 必须能运用最先进的生产力去创造和传播文化思想, 干预由电脑科技产生的新兴公共领域, 采用新技术抨击统治意识形式、推动教育、民主和政治斗争, 投身于政治论战和讨论, 在推动民主和进步的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新职责
新的公共领域和现代高新技术, 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职责提出了新要求。媒体和电脑文化形成了一个探索、构画新兴政治斗争和政治干预的网络空间, 新兴的网络知识分子不仅构成一个有机的知识分子阶层, 也成为畅游于新技术、新文化体验和新空间的技术知识分子。新技术成为统治或解放工具、控制工具、社会启蒙工具, 这也迫使现在和未来的知识分子必须关注如何使用新技术、发展新技术以及技术服务于何者利益等问题。
以往的文化研究忽视了新技术干预传统媒体的实践, 也不太讨论电台、电视、电影和其他媒体转化为社会启蒙和进步工具的问题。如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对媒体技术持怀疑态度, 认为它们会完全受控于资本公司。确实, 经典文化产业理论形成时的情形, 或多或少是这样。但今天, 传统的媒体文化研究却无法解决来自非传统媒体的问题。要讨论媒体文化成为社会启蒙工具的机制, 就更要关注传统媒体, 反思新技术赋予和改造人民权力的机制。干预公众电视、社区广播、网络世界和其他新技术领域, 表达边缘化思想, 推进思想多样化和真正促进民主。
如今, 媒体和文化政治对未来民主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未来, 谁来控制媒体和技术, 大众能否了解媒体的争论、媒体承担的责任、媒体资助的模式, 以及如何培育个人自由、民主、幸福文化等问题变得日益重要。未来的媒体文化和技术发展将关注媒体政治的重要性及公共干预的必要性, 研究新媒体和电脑技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机制。
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使文化休闲活动和日常生活发生显著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 重要的是去认识媒体政治的重要性, 在对通讯和文化系统本质的认识基础上掌握公共政策和媒体政治之间的关系。一个民主的媒体政治将教会人民使用新技术、表达其利益、促进民主争论及民主多样化, 使各种意见成为未来网络民主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 传统的读、写、表达和批判性思维更加重要, 这将有助于人们区分有效和无效论证、准确和不准确信息、真理和宣传性内容。对知识分子来说, 问题并不在于扔掉书本和知识分子的传统技能, 而是如何使自己拓展到新技术和公共领域。当然, 新技术冲击某些传统价值观和活动时, 有人选择了维护前者的方法。在过去几十年里, 当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经历重大剧变时,就有许多学术知识分子避居于晦涩的理论和学术语言中。事实上, 当代高科技社会中, 以电脑为媒介的新型交流形式将创造一个新的公共领域, 大大增加了学术精英利益和文化资本, 使过时理论重获新生。这就要求当代知识分子必须使用公众能听懂的语言, 进行清晰的思考和表达, 与普通公众交流。在这个杂而多样化的信息社会, 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规范职责仍然很重要, 他们要构建进行批判和讨论的规则或准则, 探讨平衡自由和权利的问题、促进民主问题。未来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担当着的重要任务是成为授权和启蒙进程中的一部分。怎样设计未来的通讯系统, 谁将能获得民主议论和论战的协议, 信息怎样传播和分布, 这些都是有关未来社会民主发展的关键。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新兴电脑技术正创造出新的交流和文化表达可能性, 形成新的日常生活方式。思考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 思考新技术的影响以及它推进民主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机制, 反思媒体和电脑技术在当代政治中的作用, 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 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教育哲学研究所所长,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他对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进行了整合, 提出建构“批判的文化研究”思路, 主张用“媒体文化”的概念取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概念。其主要代表作为《媒体文化》(1995) 和《媒体奇观》(2001) 。在社会理论、政治学、历史和文化等领域均著有多部著作。本文来自其个人网页, 经与作者联系, 征得作者同意, 发表其译文。
译校者简介：李 卉 女 (1982— ) 上海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张春美 女 (1963— ) 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