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公共场所、公共空间？这些概念之间有交叉，但并不是完全画等号的。一般来讲，公共场所、公共空间涉及空间问题，理应属于公共领域；而公共生活、公共事务涉及事项范围，也应该属于公共领域。
近年来，一些社会纠纷和违法行为一度成为热点事件，引发了媒体、学者和公众的分析和议论。比如遍及中国城乡社会的广场舞。广场舞在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生态，也引发了一些冲突事件。比如，有的地方发生了用玩具枪的打枪事件；有的地方发生了泼粪事件；深圳有居民不堪其扰，合资买了高音喇叭，对抗广场舞的声音，后派出所出面调解，各退一步，才得以解决。广场舞事件反映出的权利冲突，一方面是大妈们的健康娱乐权（2019年中国还搞了广场舞的全国性比赛，助推了广场舞的发展），另一方面广场舞也影响和侵害了一些公民的休息权、安宁权，甚至交通权。广场舞已经成为地方立法调整的事项，浙江省绍兴市是中国第一个对广场舞进行地方性立法的市，用地方性法规对广场舞进行规制。
由于公域和私域的界限不清，也不时发生一些违法行为。例如，2019年国庆节期间，有两人在杭州西湖的岳王亭石柱上面刻字，有一个人还想把岳飞的《满江红》刻下来，而且用的是实名。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频繁发生。通常，媒体、学者、公众把这样的行为解释为“不文明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固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这些行为人没有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和意识，把公共游亭当成私人领域，以为可以随意乱刻乱画。在石头上刻字对篆刻家来讲是艺术行为，但是在公共游亭刻字涂鸦，就是违法行为。
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霸座”事件也时常上演，程度不同而已。对于霸座事件，舆论一般把它解释为“不诚信行为”，呼吁要加强诚信建设。最出名的是“孙赫霸座事件”， 最后给予处罚和禁止乘车的时限。其中固然有诚信问题，但霸座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就是行为人缺乏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和法律意识，把火车车厢当成了自家的客厅，以为想坐哪里就可以坐哪里。此外，还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悲剧事件和诉讼。引人关注的“劝阻电梯吸烟猝死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件经过了法院一审、二审，最后判劝阻人不承担责任。舆论将这个案件看作公共道德的问题，固然有理，但吸烟者缺乏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和意识才是问题的根源。
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模糊是我国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于公民方面，也存在于管理者方面。从公民来讲，存在着公域和私域界限不清的问题，把公域当私域，或把私域当公域，上述类似的事件就会频繁发生。从管理者来讲，也缺乏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和意识，不恰当地对私人生活过度干预，对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私人领域问题，管理者用行政强制性手段进行干预。较为典型的,如在乡村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对于婚丧嫁娶这样一些原本属于民间习俗的问题，却采取强行的制度性规定。笔者也搜集到个别基层单位甚至基层政府的一些规定，对结婚、丧礼都有非常细的规定。移风易俗是一个好事，但是方法要得当，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文化的改造过程，是不是靠这样一些行政命令手段就能把问题解决？行政命令解决问题的边界需要厘清。
中国社会公域和私域界限缺失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也因为我们没有在公共生活过程中养成有意识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判断。漫长的中国历史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历史。《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乃君王所有，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统治。汉字的“国家”被有些人解释成“家是国，国是家”，国和家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具有正当性，但是从社会管理和公民生活的有序化、秩序化、法治化来讲，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应该是有界限的。这样一个理念的确立，有助于防止诸如上述事件的发生，有助于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运行和法治化社会秩序的建立。
因此，我们需要对现代国人的公私观念进行反思。在理论上，有一系列的概念和问题需要澄清：什么是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如何判断公域和私域？什么是公共生活？什么是私人生活？法律对待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如何调整或规制？如果再具体化，有以下概念和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公共场所、公共空间？这些概念之间有交叉，但并不是完全画等号的。一般来讲，公共场所、公共空间涉及空间问题，理应属于公共领域；而公共生活、公共事务涉及事项范围，也应该属于公共领域。相较而言，有关公共场所、公共空间等涉及空间的问题比较好判断，像前面所列举的在公共游亭刻字事件、霸座事件、电梯吸烟事件以及广场舞事件，都是将公共场所和公共空间当作了私人场所和私人空间；而涉及事项范围的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就增加了判断的难度，究竟哪些事项属于公共生活、公共事务，要结合具体的事例或案例才能说明和判断。公共领域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对于什么是公共领域，就要结合具体的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公共场所、公共空间作出判断。同样，对于什么是私人领域，也要结合具体的私人生活、私人事务、私人场所、私人空间，作出分析和判断。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私人领域法律都不应干预，我们通常所讲的私法自治也不是这样理解的。私人生活仍然也有法律进行调整和干预的可能性，比如家庭问题、婚姻问题、抚养赡养问题、继承问题等，这些私人领域的问题几乎都涉及法律调整。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法律如何对私人生活进行调整和规制，法律调整的合理界限在哪里？
西谚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的其实就是关于公域和私域的界限问题。有些人认为，诸如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界限不好划分。其实，关于公共事务、私人事务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些判例，如摩纳哥公主卡洛琳2004年在欧洲人权法院诉德国媒体侵犯其隐私侵权胜诉案。她不断被媒体拍摄，在海滩上、庭院里，和朋友的聚会等，而在德国起诉了十多次都没有得到结果，最后起诉到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作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打破了国际社会传统的理论和司法实践，即所谓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有限度保护”理论，这个判例确定了一个原则，即媒体对于公众人物的报道关键看是否和公共生活有关。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标准，在司法过程中判断一种行为是不是侵权，关键是看这个报道是不是和公共生活有关，如果和公共生活没有关系，媒体就要败诉，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判例或许可以为如何划分公域和私域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理论与实践研究”（18AF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