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记者：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当前人们对大刀阔斧的改革期待深切，如何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聚集关于改革的正能量
萧功秦：在发生改革困局时，人们往往会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这是改革焦虑感的表现。这种在民间存在的社会焦虑感，是对改革长期滞后产生的自然反应，我们应予充分理解。目前看来，这种焦虑还仅是心理层面上的，只要启动改革，这种焦虑感就会逐渐地化解并消除。
从我直接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官员、企业家、知识界与社会上的大多数民众都比较赞同温和、渐进的改革。之所以如此：第一，我们民族的理性精神已经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进一步成熟。第二，现在有问题，但并没有严重到发生重大危机的程度。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老百姓希望“公平多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增一点”，确实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希望。我们现行体制的优势与成功之处还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并没有想急剧地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现行制度。第三，改革三十多年之后，中国已出现了广大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稳中求变是他们的普遍期望，可以说是渐进、温和改革的社会基础。
我们要超越激进，有一个道理必须讲清楚：民主制度不是从国外简单照搬来就能生效的，制度如同生物体，是生长性的、化成性的。从发展逻辑来说，支持民主制度的社会载体、社会结构的发育、生长、培育是一个类似于生物体的生命成长过程，简单的民主制度移入似乎很容易，但支持这种制度的社会条件的成熟，却是需要生物体生长那样的长时间。没有这些社会条件的支持，任何舶来的民主制度都会“迁地弗良，淮桔为枳”。中国民主的社会条件需要长时间“补课”与再培育。
关于这个问题还应该谈一点，如果长期拒绝改革，一旦陷入危机之后再改革，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可以称之为“急诊室效应”的两难困境。清末的情况就是如此，对于急诊室里的危重病人，医生往往有两种意见，一种医生认为，就是这个病太严重了，必须要动大手术;另一种医生的意见正相反，因为这个病人的病太重了，所以不能动手术。一个国家陷入“急诊室效应”的话，问题就很严重。但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从目前来看，前面所提到的社会上存在的要求急变的焦虑感，正反映出类似于急诊室效应的某些迹象，因此，这正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与警醒，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予以避免。
人民论坛记者：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关键靠什么
萧功秦：既不能搞左或右的激进主义， 也不能保守退缩，不能用简单的维稳思维来代替改革，这就是所谓超越两极思维。然而，要真正地打破改革的路径锁定，还必须要有行动，要有具体的、切实的战略。
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无疑是理想的选择，而我觉得，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公民社会，是克服路径锁定的关键所在，也是政治民主化社会性的支持条件。我可以把这个观点概括为两句话，那就是，“用公民社会来发展社会民主，用社会民主来带动政治民主”。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公民社会是培育社会民主的大学校，只有公民社会，才有可能使人们对于身边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公共问题，学会“沟通、协商、妥协、表达”等民主习惯。这种民主习惯或民主文化并不能够简单地从书本中学到，而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训练才能形成。民众在自己切身相关的公共事务中，逐渐有发言、沟通，表达、妥协、协商的机会，这个过程就是公民民主文化的培育过程。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只有社会民主得到相当程度的发育，人们的民主文化得以提升，政治上的选举民主、党内民主，才有可能得到支持与保障。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由于得不到社会上的支持，没有社会的压力，往往会走过场，会变成形式主义。民主的文化是需要公民社会来培养的。有了社会民主，政治民主、选举民主、党内民主就有了社会的基础。这或许可以作为未来启动改革的一个新的方向。
另一个方面，中道理性的改革观主张“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化整为零的改革，不需要一步到位地提出一个整体改革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去做顶层设计，而是渐进地鼓励社会、地方政府做出改革。比如执政者应该主动地建立一种制度化的途径，让人们表达需要。通过这些尝试，就可以逐步地打破改革的路径锁定。换句话说，我们观念上要超越两极思维，在行动上要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只有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打破路径的锁定。
人民论坛记者：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那么，如何做到改革不停顿
萧功秦：稳健的改革更强调试错，现在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试错过头了，而是没有足够的开拓和探索，一些年来，我们本来已经启动的地方民主试验，如人民代表的自荐候选人，地方基层选举新尝试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继续坚持下去，所以，关键还是要进一步发展试错的机制，并让多元试错和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目标，完全随波逐流，要么什么也不做，要么看到什么问题来临时应对一下，通俗地说，这只是“为临时应付而摸石头”，而不是“为了过河而摸石头”。这样下去就会失去发展的既定方向。正因为如此，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为改革而试错。
在谈顶层设计时，我们也要慎重，合理的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大体方向感的确定，它决不应该是建构理性下的社会工程施工蓝图。要知道我们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掌握的用来进行理性判断的信息，也是有局限的，因此要强调经验与尝试的重要性。我想，一种更科学的提法，应该是“把社会多元尝试与改革方向性的考量结合起来”。更具体地说，我们的目的是中国未来能够享受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民主，要发展“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选举”，这就是顶层设计的一个方向。但在具体实践上，要发挥社会的首创精神，要鼓励多元试错来积累经验。
我们的威权体制也有自我更新与再改革的必要。理由有三点，首先，我们的现存体制是从一个旧体制剥离出来的，所以常常缺乏创新的动力，尤其是在官僚体制下，它的创新更会持续弱化;其次，当中国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发展了二三十年之后，单纯的新权威主义开明家长制，已经不能适应我们这个变化的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现在面临的五大困境，就是与威权体制本身的弱点有关;第三，我们的威权体制要有更明确的民主发展的导向性。要更明确地以具有中国特点的宪政民主为导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只是一种过渡体制。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新权威主义体制到了一个需要“再改革”的新阶段。
如果问，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要说，最需要的是现在的执政者要勇于改革，冲破一些禁区，不能固步自封。习总书记最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以说这是新的党中央为了民族振兴事业发起了改革的进军号，十八大以前，谁都可以看到当下中国是“人心思变”。执政党确实把握了时代的大势，人心的大势，这些都十分令人鼓舞。现在人们比较担心的有两点，一点是，某些主政官员对社会上极端主义的压力与挑战，会习惯成自然地形成退缩性条件反射。他们固步自封，保守求稳，力求通过加大维稳力度，而不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改革，来消解转型中困局。事实上，现在的转型困境恰恰是我们没有及时改革所造成的。
第二点，是当新改革一旦启动以后，某种不稳定因素会在改革浪潮中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甚至，在改革初期，会出现民间政治参与的亢奋状态，有些有激进思维惯性的人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诉求，这时，当政者会不会由于求稳怕乱的思维习惯而再次走回头路，重新回归保守 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中国又会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恶性循环。如此的反复，很可能将使我们失去最后的机会，等待我们的很可能是更严重的社会危机。我们需要有胆识与智慧来共同迎接共和国再改革时代的来临。
来源: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