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菊:不一样的上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1 次 更新时间:2012-12-17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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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菊  

笛卡尔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他推崇数学的确定性,把追求确定性的和必然性的知识当作其哲学的最高使命,又被誉为唯理学说的创始人。同时,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也颇有建树,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然而像笛卡尔这样一个崇尚思维自由,高扬理性权威的哲学家居然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为上帝留出空间,并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在他的三部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都有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虽然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上帝的讨论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像他这样既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又对上帝进行讴歌的确实并不多见。上帝在笛卡尔哲学体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理性的权威与上帝的存在矛盾吗?本文将从笛卡尔对上帝存在的论证途径入手,通过对笛卡尔著作的文本解读剖析这一上帝的实质,解析其在笛卡尔整个哲学体系中的意义。

一、上帝的出场

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上帝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在他的沉思中逻辑推出来的。在笛卡尔看来,“可以证明有一个上帝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他的效果上来证明,另一条是从他的本质或他的本性本身来证明,而我曾尽我之所能在第三个沉思里解释第一条道路,我相信在这以后我不应该省略去另外一条道路。”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是如何沿着这两条道路推出上帝的真实存在的。

(一)由上帝观念和具有上帝观念的我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笛卡尔首先从普遍怀疑开始确立了那个心中具有上帝观念的“我”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切东西都是可以怀疑的,包括上帝。可是他怀疑来怀疑去,结果发现无论怎样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的“我”始终是无法怀疑的,由此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原理。根据这个第一原理,笛卡尔把对上帝的论证建立在自我的存在性上,并确定了“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这一总则。他在沉思三中十分肯定地说:我心中有一个完满的上帝观念,上帝这一名称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 。对于这一观念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因此我们相信上帝观念本身是完全真实的。同时笛卡尔又提出“原因必须大于或等于结果”和“无中不能生有”这两个基本原则。他说“在动力的、总的原因里一定至少和在它的结果里有更多的实在性:因为结果如果不从它的原因里,那么能从哪里取得它的实在性呢?这个原因如果本身没有实在性,怎么能够把它传给它的结果呢?” “无中不能生有,比较完满的东西,也就是说,本身包含更多的实在性的东西,也就是比较不完满的东西的结果和依据。” 根据这两个原则,笛卡尔指出上帝这一观念不可能产生于我自己。因为我在怀疑,证明我还不完善,是有限的,有限的我是不可能产生无限的、完善的上帝这一观念的。所以它肯定是一个来自我之外的绝对完善和完美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上帝,是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从而使有限的我得以思考至极完满的存在。[2](P53) 至此,笛卡尔从清晰可靠的上帝观念以及我的不完善、有限性推出了上帝的存在。

(二)由上帝本身的本性(存在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在沉思五中,笛卡尔从不同于沉思三的角度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证明。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将存在性作为和上帝密不可分的关系来领会是由事物的本性即上帝的存在性决定的。“仔细想一想,我就明显地看出上帝的存在不能同他的本质分开,这和一个直线三角形的本质之不能同它的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分开,或一座山的观念之不能同一个谷的观念分开一样。因此,领会一个上帝(也就是说,领会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而他竟缺少存在性(也就是说,他竟缺少某种完满性),这和领会一座山而没有谷是同样不妥当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上帝是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如果缺少了存在这种属性必然有损于上帝的至上完满性,这是不妥当更是不敢想象的;另一方面上帝的本质包含着存在,“所以存在性和上帝是不可分的,所以上帝是存在的。” 。这样笛卡尔在他的沉思中通过上帝的存在性这一本性再次论证了上帝的存在。

二、上帝出来做什么

笛卡尔在他的沉思中请出了上帝,上帝成为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道风景。那么,他请上帝出来做什么呢?原来笛卡尔发现了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我们就能从深思真实的上帝(在上帝里边包含着科学和智慧的全部宝藏)走向认识宇宙间的其他事物。” 在他看来,只要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就证明了上帝造物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心灵认识物质,科学的发展都有了充足的依据。

(一)上帝是物质世界得以确立的保证

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把物质世界的存在否定了。但他是一名物理学家,必然要为物质世界的存在进行论证。因此在肯定了“我”的存在性,推出了上帝的存在以后,他就试图走向客观世界,肯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在他看来,我们的认识能力是上帝给予的,而上帝又不会欺骗我们,那么我清楚明白地意识到的关于物质世界的观念也一定是存在的,上帝能够把这个广延世界创造出来。“所有这些东西都清清楚楚地是从前面的命题得出来的。因为我们在那里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性,因为必然有一个存在体存在着,在这个存在体里形式地或卓越地包含着在我们里边有其观念的一切完满性。而我们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十分伟大的能力的观念,不仅天、地等等,而且连我们领会为可能的其他一切东西也都是由具有这个十分伟大能力的观念的那个人创造的。所以,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性的同时,我们也随之而证明了所有这些东西。” 就这样,借助于上帝的权威,笛卡尔把在前面否定了的物质世界又悄无声息的请了回来,世界的存在和本质由此得到统一。

(二)上帝是心灵与物质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在笛卡尔的哲学里,心灵和物质是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互不决定、互不依赖的。心灵的本质只是思想,不占任何广袤;物质的本质只是广袤,不能思想。如此心灵怎么能够认识物质,获得确定无误的知识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心灵和物质之间构建起一个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桥梁。于是上帝被请了出来。在笛卡尔看来,心灵和物质都来源于上帝这个绝对实体,二者具有同构性。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把世界的观念清楚明白地印在了我们的心里。正是有了这个完善的上帝的保证,心灵才能够正确认识物质世界,科学才成为可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笛卡尔哲学体系中心灵与物质的鸿沟似乎不可逾越时,上帝的及时出现为二者提供了一根联系的纽带,成为支撑笛卡尔哲学大厦的一根坚实大柱。笛卡尔也通过上帝,采取迂回的方式,将注意力和落脚点又拉回到了科学,肯定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升了科学的地位,为科学的发展谋得了一席之地。

(三)上帝是解决物理学问题的拐杖

在《论世界》一书中,笛卡尔阐述了他的宇宙观。在他看来,宇宙不是真空的,而是一个充满着物质的世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物质涡旋,世界是由这些涡旋的运动引起的,并且物质运动是绝对的且有规律的。这些唯物主义的思想,无疑与宗教“上帝造世界”的思想以及经院哲学家们捏造出来的什么“隐秘的质”、“实体的形式”之类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他不得不拉出上帝来为他的唯物主义作见证。他说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运动的第一推动者,上帝把物质的各个部分以不同的方式毫无秩序地把这团物质(涡旋)的搅和起来,使它构成一团混沌,这团混沌的物质构成了天体、地球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物质的运动和静止也是上帝创造的,世界主要是按照上帝所建立的规律进行运动,世界中的物质与运动是恒定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尔实际上是借助上帝堵住了教会和经院哲学家们的口,从而论证了他的天体演化说以及宇宙中运动量守恒定理,促进了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上帝是他为在宗教重压上艰难前行的科学拿来的一根拐杖,有了这根拐杖,他的物理学获得了合理地位,科学的发展也理所当然。

三、对上帝的重新审视

要真正理解笛卡尔笔下的上帝,我们不应仅仅着眼于笛卡尔的哲学体系,还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探究他的真实目的。你会发现在笛卡尔这里,上帝不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标识,是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神学意义的上帝。

(一)引入上帝是历史的需要

十七世纪的西欧虽然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在萌芽,近代科学正在兴起,但仍处在极权主义的封建统治之下,宗教势力非常强大,宗教意识、上帝观念还相当普遍,且根深蒂固。一旦出现与宗教神学不一致的声音,便立刻会受到宗教势力的疯狂镇压。笛卡尔作为一位新兴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光学、天文学、机械学、医学、解剖学等方面都有研究。可就在他把集这些科学研究成果于一体的《论世界》一书准备拿出来问世的时候,1633年,伽里略由于发扬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主张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而受到宗教审判所的监禁,笛卡尔被吓住了。当年 7 月 22 日给他的好友麦尔赛纳神父的信中说:这个事件“使我大为震惊,以致我几乎决定把我的全部手稿都烧掉,或者不拿给任何人看。” 笛卡尔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要想为科学谋得一席之地,与宗教神学进行赤祼祼的直面交锋是不行的,必须采取迂回的战术。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假面思想,“演员们带着面罩,他们受到的教育足不得将难堪流露在面部。我要做同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世界这个大舞台上的观众,但是,现在我要带着面具登上这个舞台了。” 并且,他还曾明确地表明过他的生活态度,“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来生活”。因此笛卡尔一方面始终不渝地以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自居,在他的哲学中引出上帝,另一方面又将上帝进行了理性化的改造,在不明显触犯宗教势力和传统宗教观念的情况下,挖空了上帝的内脏,让上帝来保护理性的合法性,从而让科学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

(二)引出上帝的前提对理性和自我的追求

通过对上帝的证明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出场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那就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对理性的追求。笛卡尔是从普遍怀疑开始他的哲学沉思的,但他的怀疑一切绝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而是一种积极的有目的的怀疑,是为了保持“理性”不受“蒙蔽”。对他来说,激进的怀疑不过是充当了人类知性达到清楚明晰的知觉的一个有效手段。通过怀疑,排除可能出错的部分,这个“怀疑”的过程是理性的。怀疑之后,肯定了“我思”,进而肯定了“我”的存在。“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 可见这里的“我”是指摆脱肉体的心灵,其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其核心则是理性。“我”确立以后,才由我心中清楚明白的上帝观念以及具有上帝观念的我的存在来推出上帝。而不是像宗教神学那样,一开始就无来由地先搬出一个上帝,让人们盲目地去信奉和崇拜。由此可以看出,理性是上帝存在的根本前提。正是对理性、自我的追求,才有了上帝。

(三)引出上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宣扬理性

在宗教神学那里,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人们必须绝对信仰的对象,是人类及整个世界存在的基础和目的。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而且自始至终操纵着人和整个世界,世间的万物只不过是上帝的附庸和傀儡。而在笛卡尔这里,上帝虽然也是至上完满的,创造了一切,但当上帝把关于万物的观念放到我的心中以后,便拱手交出权力禅位给了理性的“我”,自己做了一名不再过问具体事务的太上皇,不再对他的创造物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天赋观念”是绝对真理,人类的理性是上帝无私慷慨的恩赐,是上帝的使者,和上帝拥有同等的智慧。上帝既然赐给了人们理性,又是至善、不会欺骗的,那么上帝让我们认识到的知识也必然是不可怀疑的。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了上帝,应当运用上帝赋予的权力,借助理性去追求知识。正是有了上帝的担保,任何对理性解决问题能力的质疑、对理性权威性的否定就是对上帝造物能力的否定。就如1640年5月24日,笛卡尔在给Regius的信中所说:“你说判断的舛误来源于躯体内在的或者获得的性情,我不能同意。这将剥夺我们意志的自由与能力,这种自由与能力本可以自主修复这种舛误。如若不然,那么其后果将不仅是与我们有关的一种欠缺,而且是对上帝的否定。” 这样,笛卡尔非常巧妙地将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质疑转嫁到了头上,上帝成了人类理性的保护神。在上帝的保护下,理性可以尽情发挥,绝对不会出错,因为它是在按上帝的法律行事。至此,笛卡尔将上帝完全放在了一边,达到了对自我肯定,对理性讴歌的目的。

结语

总之,十七世纪的欧洲是复杂的,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也必然是多重和复杂的。笛卡尔的学说虽以完全的上帝造化说为前提,但他的上帝已经不是全部信仰的根基,而是理性的必然。引入上帝,论证上帝的存在,是笛卡尔为了宣扬理性,保护娇嫩的新思想不被摧残的无奈之举。正是笛卡尔搬出上帝,以子之矛,攻之子盾,才使得上帝放下了中世纪高高在上,无比权威的架子,成了理性的基础,科学的源泉,真理的保证,从而完成了对上帝的贬庶,对自我的讴歌,对理性的高扬。就如黑格尔所说:用他“对上帝的无限的历史的逢迎,实际上达到了对上帝最永恒的屠杀” 。所以说,在笛卡尔的哲学中,上帝的存在与理性的权威是内在统一的,并不矛盾。笛卡尔以上帝为跳板,促进了近代哲学启蒙理性的确立、人文精神的复兴、科学的蓬勃发展。故而文德尔班这样评价,近代唯理论是笛卡尔“通过迂回曲折的经院哲学道路”建立起来的 。因此,笛卡尔是伟大的,把握他的上帝思想就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复杂画面中,理解其真谛,这是解读笛卡尔哲学体系不可须臾离弃的支点。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民武装学院教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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