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习惯了适应与顺从，即使面临着层累的弊端，即使令人不满的压迫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顺从与忍耐似乎一直与中国人为伍，它是中国历史处于近似循环的静态演变中。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变易”的观念，例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然而，变的产生的条件是在“穷”的层次。因此，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当大多数人濒于破产，当整个王朝处于崩溃的时候，人们才揭竿而起，云集响应。这种局面无疑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整个社会又退回到匮乏的起点。
显然，我们现在似乎逃不出历史循环论的怪圈，经济社会出现了许多为人所诟病的难题。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人面对这种状况试图逃避，也有人试图掩饰，也有人选择批判，当然，更多人的人是属于逃避的队伍中的。批判者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冷嘲热讽：“一些脱离实际的东西，一些挥舞着唇枪舌剑的暴民，无助于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也属于批判者，也属于人们耻笑的东西。批判者在中国遇到如此的命运，这是西方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在西方，批判者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他们靠着对现实对社会的批判，在批判中扫荡了旧世界，从而为顺利构建新蓝图做了完美的准备。
批判的前提是怀疑。中国文化中向来没有怀疑的传统。无论是作为核心文化的儒家法家，还是次核心的道家佛家，都是对权威与现状的盲从。西方的怀疑精神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笛卡尔。笛卡尔通过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阐明了主体的怀疑精神。我怀疑了，我就能够得到知识与真理，即使是那些习以为常的习俗，权威，信仰等。这样固然会有使一切“熟悉”变为“陌生”的危险。可是，在他这里，怀疑只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用怀疑的视角以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为开端，以理性的无限接近事物为终端。批判就是在怀疑基础上的逻辑，不过批判是在问题自明自显的阶段，即问题已是我们能通过经验把握的阶段。
譬如现代社会暴露的弊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充满悠久历史的国度。我们忍受着社会分裂的痛苦，我们遭受着和自然隔绝的报复，还有诸多此类的问题。批判者就是怀疑现存，正如一块庄稼由于疏于管理而长满了杂草，影响到了庄稼正常的生长。批判者充当的是除草的农民的角色。清理适应荒芜状态的观念与偏见，为超越现在并且完适未来的理念开辟空间。当然，唯有批判者是无济于事的。“让土地肥沃的最好办法是种上庄稼。”批判者需要提出具体哲学方法论实践者的协作。批判者提供终结传统的理念，而实践者则提出配合这种理念的工具并把它付之践行。因为如果批判者批判过后没有新的鲜活的理念补充，社会将陷入失范的危机，没有信仰比错误的信仰造成的恐慌将更致命。
一言以蔽之，这个充满无定动荡急速演进的社会需要批判者，需要批判者的清理，需要批判者的反思，需要批判者的集结。只有这样，文明之薪延续希望的光芒，社会整合团结希望的光芒，才会在人类的世界里永恒的倔强的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