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战略对于任何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都至关重要，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属于地区大国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周边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而且“中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国际政治利益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①。“中国虽有一定的全球利益，但主要地缘政治利益是在亚太地区。”②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周边外交，它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周边发生的事情对中国影响最直接、最迅速”。③另一方面，中国的周边环境极为复杂，周边国家数量多、多元化程度高，有的还与中国存在历史上边界问题。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最近几年面临的战略压力有增加之势，从区域上看多集中于周边地区。我国周边无论是陆域边界还是海上边界，均时有出现不安全的事态。尽管有结构性矛盾在起作用，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缺乏科学的周边战略，“战术层面的艰苦努力已无法弥补战略层面的缺陷或不足”④。
一、研究现状与概念界定
近几年国内官学两界对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日益重视。官方提出了要建设“安定的周边”、“合作的周边”、“繁荣的周边”、“睦邻、富邻、安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等目标。但从周边的反应来看，接受程度偏低，质疑声音加大。学界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⑤
(1)
提出“地理周边、生理周边与心理周边”的概念，并得出“中国应该通过国际合作，将地理周边建设为生理周边，将生理周边建设为心理周边”的结论。⑥从战略与安全角度看，心理周边在概念上很难进行科学界定，更何况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在文化上的相近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早已存在，但是战略与安全意义上的周边稳定、和谐并没有实现。
(2)从战略行动的角度指出，中国周边战略应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支点。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性要高于其他几个地区。⑦但这个支点的主要问题在于，领土与历史积怨导致内部不仅缺乏实质的稳定性，而且由于综合实力较小，自主性不强，受外界影响较大。这个支点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靠的。在重返东南亚后，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不断加深，成为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最大推手。为进一步加强与南亚各国联手威慑中国，美国多次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展开联合军演。菲律宾所谓“铭记”美菲间的团结一致及紧密关系，⑧使其狐假虎威的一面表露无遗。应该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一再向中国发难、恶化局势，与美国发出的这种错误信号不无关联。
(3)以“周边战略”为名，实际讨论的是普通的“周边外交”。比如，有学者从“中国周边环境将面临的四个严峻挑战”出发，指出中国应在四个方面做出应对的“周边战略”⑨，并针对中国外交面临的周边挑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也有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采取了多边主义的周边战略”。⑩
从概念上厘清中国周边战略建构的核心问题，并确定科学分析框架，仍是研究中国周边战略的起点。“周边国家”(surrounding countries)，意指围绕在四周的国家。(11)中国周边国家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尽管早已失去了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蛮夷边缘”的含义，但其研究对象相当清楚，指与中国海上与陆上接壤或相向的四周国家。其中，陆上14个：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和越南；海上6个：日本、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此外，从传统领土与主权界定来看，美国在日韩等国的军事存在，实质上分享了这些国家的部分主权，美国应是中国周边战略研究的对象。
把除此以外的国家纳入中国周边战略的研究对象并不合适。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已成为常态，尤其是像中国规模与政治影响这么大的国家，不与某个国家发生联系已几无可能。如果以抽象意义上的相互联系等作为“周边”对象的界定依据，很容易将研究范围无限扩大，这并不科学。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话语里，“周边”范围的扩大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势力范围的扩大”。中国若在周边范围的界定上无限扩大，也可能招致误解。
什么是战略呢？战略产生于战争实践，长期应用于军事领域，原意为“战之略”，也就是战争的艺术(art of war)。最初把西方文字“strategy”译为“战略”的是日本人，我国在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这个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战略研究在我国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并获得学术界认可。(12)今天战略所涉及的范围日趋扩大，被广泛借用到其他领域，其中包括对外战略。从概念上讲，对外战略指的是“一国对较长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3)。其构成要素主要有战略目标、战略实力和战略途径。(14)本文认为，中国的周边战略要研究的就是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关于如何实现国家利益和怎样实现国家利益的全局性方案。在具体的研究维度上，核心问题是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手段以及战略能力。
二、战略环境的认识
建构周边战略，首先要考察战略环境。从战略环境的主要构成来看，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个因素最为主要。
2.1 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
从政治环境上看，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属于该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大国。中国除了和俄罗斯战略配合大于战略竞争外，其他几个国家均属于战略竞争大于战略配合。中美存在台湾问题，尤其存在守成的世界大国对潜在大国的战略猜忌问题。中印、中日存在领土问题，特别是因近现代战争所引起的两个民族缺乏战略互信问题。此外，这一地区由于上述战略猜忌，再加上朝鲜半岛和大陆台湾仍处于分裂状态，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这其中，美国介入中国周边事务并与周边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压，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最大变量。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就明确表示自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2011年希拉里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讲明确指出：“21世纪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在亚太地区”，“美国今后的外交和经济政策重心会放在亚太地区。”(15)
在“重返亚太”政策支配下，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除了传统的同盟关系与由于反恐而建立的准同盟关系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与该地区的许多主要国家的关系都急剧升温，其中与越南、印度已开始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正值中越就南海问题争议日趋激烈的背景下，2010年9月美国与越南表示将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多次表态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越南则高调支持美国“重返亚太”。2010年6月美国与印度开启战略对话，承诺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同年11月访问印度时，奥巴马对于印度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一改前任政府的反对和模糊态度，明确表示支持。他特别指出，美国将帮助印度实现在国际上与中国处于同等地位的愿望。奥巴马在2012年初公布的《新军事战略报告》中特别指出：“要与印度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16)
与此同时，某些对华一贯友好的国家面临中国持续发展的态势，对华防范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在2009年9月日本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会议上，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中就公开强调：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中国今后仍将进一步扩大，日俄应联手抗衡中国。(17)与此同时，周边小国也产生畏惧心理，更倚重大国以求平衡。比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2009年10月在华盛顿公开表示，美国应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确保区域平衡。(18)
2.2 谨防“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态势的延续
战略是建构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经济环境至关重要。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是很多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02年，在周边国家中，中国占该国贸易比重超过10％的有7个，2008年上升为19个，包括陆上9个邻国、海上5个邻国以及二级周边(19)5个。(20)其中，日本、韩国继续作为我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南海周边国家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下，与中国的贸易额大幅攀升，受益匪浅；作为与中国隔海相邻相向国家的菲律宾，2011年从中国获取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订单。近十年来，周边国家的贸易对中国形成了深度依赖。
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塑造共识、避免矛盾失控的“压舱物”。但与此同时，周边国家在搭中国经济发展“便车”的同时，又担心被中国强大的经济以及迅速发展的综合国力所威胁，因此在政治层面上更为依赖西方大国，在军事安全上有意将美国拉入东南亚。我国周边国家韩国、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签订安保条约、以求得美国庇护。在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鼓动下，依靠美国军事支持，与美进行合作军演，狐假虎威，在中国海周边挑衅生事，配合围堵中国，制约中国发展。由此形成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态势。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适时运用“经济杠杆”予以点拨。2.3 认识地理不利，着重经营周边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军事安全环境制约着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是战略环境的核心部分。就安全环境来看，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韩国、日本、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存在军事同盟，从地图上看，美国的这些盟友正好构成中国通往太平洋的“岛链”。中国北部的蒙古，西部的印度和阿富汗，南部的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文莱，它们与美国在军事关系上或是“暧昧”，或是新近升温，或已经升级为盟友，共同对中国构成了“环形”战略压力。值得关注的是，在军事安全关系迅速升温的几个国家中，除印度、蒙古、阿富汗外，另外几个国家均集中于南中国海区域。
美国近两年与中国周边国家中的16个——除朝鲜、缅甸、俄罗斯、不丹外，都进行过联合军演。这其中，与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多次在南海举行军演，与日本开始公开以“夺岛(钓鱼岛)”为目的的军演，与韩国的联合军演2011年不仅首次在黄海举行，而且美国“华盛顿”号航母也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参加了军演。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与水平均大幅提高，军事同盟关系显著提升，战略意图和走向已明显超出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界限。
在近两年美国对外军事出口额前五名的国家中，中国周边国家占到4个，前10名中占到6个。在所有统计的63个国家中，中国周边国家占到10个。也就是说，中国周边国家中的一半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对外军事出口中都“名列前茅”，出口总额占美国2009—2010年出口总额的52％。(21)美国军工集团在中国周边的这一巨大利益不仅是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结果，而且也表明美国军工集团会继续反华，旨在“给美国确定一个敌人，从而达到谋求经济利益的目的”(22)。在军事基地方面，美国也积极布局中国周边。2010年以来，美国以“中朝导弹威胁”为名斥资128亿美元，开始全面升级关岛海、空基地，欲将关岛打造成五角大楼的“超级基地”(23)。
2011年11月，在与澳大利亚领导人磋商后，奥巴马宣布，美国将从2012年开始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市长期驻扎250名海军陆战队员，未来驻澳美军总兵力将达到2500人。达尔文市是澳大利亚最接近南海的地区，在相关国家与中国就南海问题争议复杂化、美国公开“支持”相关东南亚国家的背景下，美国此举显然难以撇开针对中国的意图。2012年1月，在美国和菲律宾举行第二次双边防务对话后，尽管美军方表示美国没有兴趣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RobertWillard)27日同时表示，美方愿意以轮番驻扎的形式在菲律宾驻军，显然会进一步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部署。(24)
从静态的地理环境来看，中国属于典型的陆海型国家。陆上被蒙古、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围绕；海上被黄海、东海、南海围绕。东侧的日本、韩国又是中国进出太平洋的前沿要地，南面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又扼守马六甲海峡。由于周边国家数量较多，且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文化习俗、民族宗教等方面差别较大，再加上中国的超大规模以及相关国家的认知，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实力快速上升，就导致了一些周边中小国家的恐慌，并与美国通过广泛的结盟来应对，“因为与制衡逻辑相反，他们认为中国是比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更加危险的威胁”(25)。这也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有关。冷战期间，由于中国面临资本主义体系的围堵压力很大，周边国家出于误解与猜忌，在对华政策上突出“排华”“防华”的一面，再加上自身实力有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目标主要通过约束自己来化解这些压力。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为本质上是“向内”的，主要关注内部；而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生存威胁已基本消失，实力日益增强，利益的自然外溢开始有意无意的主动塑造周边的环境，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为开始“外向”化。这就使得一些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存在，并视为一个威胁。
三、战略目标的确定
战略目标是一段时期内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而要达到的全局性结果，但不一定是最终结果。(26)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是周边战略行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制定和实施中国周边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战略目标建构要根据客观的战略环境，并与国家的总体目标相适应。
就周边战略而言，在短期内很难使周边国家高度认同中国的价值观以及信服中国和平崛起，并与中国发展高度密切友好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周边战略构建短期内最低目标要努力从上述周边战略环境的压力中“突围”，降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也即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不要针对中国；短期内的最高目标则是在“突围”战略压力的基础上，一旦中美发生争执，周边国家保持中立。中长期目标也就是中国的总体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据此，中长期中国周边战略的最低目标，就是成为亚洲地区被周边国家从价值观等层面真正认同的地区大国，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包括价值观在内的广泛的号召力；最高目标则是成为被国际社会从价值观等层面真正认同的世界大国，届时在许多指标上位居前两位，和美国相比互有优势。
一旦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互有优势，在中长期目标上，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这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如果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仍然长期是单级体系，即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持续几十年而不是几年，届时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很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持续发展、共同利益的塑造，以及价值观的更多趋同与互相理解，周边国家对华的战略压力将大大减小，中国若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届时与美国综合实力相差会大为减小。但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一超”局面仍存在。
结果有四种可能：中美冲突、中美共治、中国继续接受美国的霸权主导、中美互相尊重前提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中美冲突显然不是中国战略设计者的理想目标，“中国已经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崛起必将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实现”(27)。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不发生大的对抗”符合双方利益。(28)而且从中美目前的对外战略来看，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从未完全视对方为威胁和敌人，而是始终用复杂的心态和目光看待对方。(29)这就表明，中美冲突从客观现实上看，也并非不可避免。中美共治已经被中国领导人否定，中国学界与智囊机构也多持批评意见。(30)
对于继续接受美国的霸权领导，前景也不乐观。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东亚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从改革开放30多年前后诸如GDP等一系列数字的对比，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对比，特别是这种实力对比巨大反差所历经的时间之短暂，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潜在世界大国的勃勃生机。(31)以中国的规模与民族记忆，以及巨大的发展动力与潜力来看，随着中国的发展，尽管美国可能继续保持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由于美国霸权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存在结构性的破坏，中美越来越接近的国家实力与中国越来越增强的大国心态最终会使得“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抵御美国霸权”(32)。
这样一来，在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上，中国中长期的目标就只有中美互相尊重前提下的国际政治民主化了。在这一状态下，当今国际关系的多数特征会继续保持下来，比如无政府状态、大国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等，但中美会实现真正的互相尊重。我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33)对于中国周边战略而言，中美互相尊重意味着中国战略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以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的关系区分战略环境，美国安全边界远远超出主权边界。中国不仅绝大多数有争议的领土被其他国家实际占领，而且大陆台湾还没有统一，安全边界远远小于主权边界。而从台湾、钓鱼岛、南海争议岛屿等问题上看，安全边界相对于主权边界“小”的部分多数存在强烈的美国因素。如果中美实力进一步接近，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外交的进步，美国会真正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也意味着中国将实现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的重合。(34)
从长期来看，也不能完全排除由于美国在战略上犯了致命性失误、或者中国发展的动力更为强劲，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的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前景，中国是否可能会追求霸权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很强的自给自足的因素，没有对外扩张的观念。这正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到中国考察后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大国无意对其他国家扩张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人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35)另一方面，历史上伴随着一个大国的崛起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欧洲帝国主义、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中国历史上备受这些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欺凌，从内心强烈反感。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与文化教育中，上述主义也都作为负面教材。此外，中国与当年帝国主义的日本不一样，并不缺乏资源，不至于到了需要通过扩张来掠取他国资源；与纳粹德国不一样，中国并没有种族优越感以及因其产生侵略邻国争取生存空间的贪欲；与前苏联也不一样，中国不再将自己看作是在全世界传播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懈地努力瓦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领袖。(36)
四、战略手段的运用
要实现战略目标，就要有相应的战略手段。所谓战略手段是指导战略全局的手段和指导具体行动的纲领。(37)对于中国周边战略建构，在具体操作上可分为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等。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主要源于周边国家对于超大规模的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战略不透明”，以及所谓的越来越自信(被某些周边国家称为“进攻性”)的外交行为。对中国而言，主观上中国的发展不会减弱或停滞，客观上内需的扩大与发展模式的升级，中国国家实力也会进一步增长。网络与手机等现代通信媒体的便捷，以及政策层面推动各种“白皮书”发布等渠道，中国的战略透明度已实现重大革新。中国所谓“进攻性”的外交行为除了部分源于中国实力的自然延伸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外界对于中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开展正常外交的误解。由此可见，如果从实现“战略压力突围”这一目标上看，中国在政治手段上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开放度和透明度，另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低姿态，对于周边重大或敏感问题、特别是有争议的领土纠纷，力求“维持现状，共同开发”，避免刺激周边国家。
但要实现其他目标，特别是要成为亚洲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中在价值观等层面真正被认同的地区和世界大国，在政治手段上就不能仅仅保持低姿态。必须看到，从历史上看，由于国际资源的有限性，新兴大国的崛起——即使它们并没有这种主观意愿——在客观上也必然会构成对原有国际体系的挑战，因此对于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所表露出的认知、猜忌与恐惧，及所突出的“防范”一面，应视为正当的合理关切。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在政治上保持多低的姿态，只要中国实力在发展，周边国家的这种恐惧以及突出防范的一面就不可能自动消失。从根本上讲，要消除周边国家这种防范心理，取决于中国科学的外交战略，以及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而相应跟上的保障机制。中国作为该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中一个在诸多指标上领先的大国，也理应承担较多的地区与国际义务，这些都需要中国奉行负责任的、积极进取的大国姿态。不仅在联合国事务、地区事务等重要的机制场合积极为中小国家敢于直言、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而且也需要中国切实在重大与敏感的问题上以建设性的角色积极介入，放大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可信度。
在经济手段上，既要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共同经济利益，也要打消一些周边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对抗中国”、甚至“以安全威胁‘要挟’经济收益”的幻想。从上述战略环境的分析来看，经济环境是中国周边环境诸多因素中较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可以控制分歧、塑造共识。但如果使用不当，有时也成了中国周边战略手段中的一个“软肋”。不能不说，周边某些国家在敏感问题上敢于一再挑衅中国，与认定中国会为了经济发展不会轻易动武有关。比如，近几年与中国综合实力差距较大的菲律宾在南海问题大肆向中国发难，甚至动辄以海上军事演习破坏该地区的基本共识与氛围，一方面与美国发出的错误信息有关，另一方面就在于其“捏准”中国会通过经济利益让渡将其拉到谈判桌前。从结果来看，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2011年在两国南海争端激烈之际来到中国确实拿到了经济利益，但回去后加强军备军购、引入日本等国在南海地区共同对付中国，中国并没有实现安全压力的减小。从经济手段上讲，扩大与对方的利益基础是一个选项，抓住对方的战略痛处也是一个选项。欧美对付对手多采取经济制裁，即使没有使制裁对象国经济崩溃，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方实力。更为关键的是，透过此举可以向其他国家发出明确信号。中国必须运用行之有效的综合手段(见表1)，争取周边战略的主动权。
在外交手段上要根据客观情况更为多样化的现实，实现双边与多边对话相结合的外交方式。后冷战时期，中国在周边地区已经参与多边外交，但态度并不积极，主要为了表明中国是该地区重要事务解决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之一。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处于起步、上升阶段，经济实力较差，说话分量有限，“虽然有不少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位居第一，但中国和美、欧、日等发达西方工业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38)，因此邓小平指出要“少管别人的事”(39)。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西方普遍的经济制裁，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中国担心这些多边机制受到美日操纵，并继而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施压中国，因此参与多边管理时比较谨慎。(40)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在地区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今天，诸如“福岛核泄漏”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东南亚金融危机、湄公河的黑社会事件等，受到威胁的往往是该地区多个国家，多边对话越来越成为周边各国之间相互协调、解决问题的舞台。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上所偏爱和擅长的双边对话就很难产生较好效果。中国要想在这些问题上维护本国利益，就不得不考虑要参与到多边管理进程中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通过几十年国家实力的发展，以及外交手段的逐渐娴熟，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中也逐渐变得“长袖善舞”，张弛有度。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证明了中国参与多边管理非但是一个“不得不”的选项，也变成了一个有能力维护本国利益的“较优”选项。再比如，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对话与多边管理，“三股势力”得到很大的控制；南海问题上，通过多边对话于2002年与2011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宣言”落实，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塑造了各方共识。但也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已经加入到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与地区机制，开始广泛的参与多边对话，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普遍来看，中国的主导能力与主动性较弱，参与质量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同时，要更旗帜鲜明地表达和平立场，多在周边赢得真正的朋友，对于故意阻拦中国发展的国家也要发出明确的信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外交是不树敌的外交，具有强烈的道义基础，为中国赢得了很多主动性和很多朋友。但同时也要意识到，由于国家间文化、价值观等不同，特别是国家利益不同，中国不可能使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都喜欢。因此，中国应以“不树敌”为外交的出发点。
五、战略能力的提升
战略能力是战略手段的保障，是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后盾，军事力量为核心，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战略目标和战略环境的具体要求，确定其建设的规模、发展方向和重点，并与国家的总体力量相协调发展。
为了提升战略能力，要突出重点领域、加强对重点问题的集中攻关。中国要强化周边外交战略观念，在具体外交运作上应把外交重点从普遍的重视第三世界转到更加重视周边地区，把对全球事务的普遍参与转到对周边事务的重点参与上。“对于一个经济上还不发达、现代外交经验相对欠缺的大国来说，经营好周边是一项务实的考虑。”(41)
为了提升战略能力，在组织建设上，一方面，鉴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性与所面临的压力，应统筹整个周边地区的外交，整合周边外交的资源，形成一股合力。另一方面，在外交日益科学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背景下，应切实加强相关的智库建设(见表3)。这是中国战略能力提升的基础。
中国周边战略能力的提升在实力建设上需要“软”“硬”结合。“硬实力的增强可以为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基础，软实力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硬实力的扩展。”(4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1991年首先提出的概念。针对传统的硬实力，他指出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使人随我欲，即为软实力。(43)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44)对于中国周边战略，要加强政治价值观的“软实力”建设，多强调防御型的文化属性，为和周边国家塑造共识创造更好的氛围。同时，要利用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增强他国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在国内的大众文化上也要引导理性的大众舆论。
“硬”的一面也即有形的一面，需要增强实力、扩大行动能力，多为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等。切勿为了加强“软实力”建设，特别是为了消徐周边国家对华“畏惧”的战略压力而自废武功，停止硬实力的建设。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仍然是国家实力的综合竞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军事力量始终是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要素之一。(45)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水平与“软实力”的影响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真正成为世界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的“双翼”。从长期来看，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比如美国文化的很多因素早在欧洲就已存在，但是之所以美国文化能够影响当今世界，与美国的军事霸权有关。同样，前苏联的很多文学与歌曲之所以当时在中国以及东欧国家深受欢迎，与苏联当时的军事影响也同样密不可分。中国要想建设一流的软实力，必须建设一流的硬实力。也唯有如此才能改善战略环境、实现战略目标。
六、结语
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新世纪前的中国既缺乏现代国际体系的外交实践，也缺乏权力均衡这样的历史经验。况且，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安全威胁迫在眉睫、生存问题难以保障的背景下，其主要精力在于化解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在今天，综合国力长足发展、生存威胁基本消失、外交对于国家命运与国内政治同等重要的前提下，中国的确到了应该谋划外交战略建构的时候。其中，作为最重要一环的周边战略建构，更是迫在眉睫。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外交重要的不是压过某一个浪头，而是要运用战略在竞争中最关键的时刻和最终争取领先优势。周边战略更是如此。否则，中国外交将疲于危机处理，处处陷入被动。从本文的分析来看，一旦有了科学的周边战略，不仅可以用来捍卫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应对周边战略压力之类的“消极目标”，而且也可以服务于中国中长期的“积极目标”——谋划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