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亚洲振兴与美国“重返”，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中国、邻国与美国三方之间复杂互动，中国在周边机遇与挑战交织联动，中国应加快制定并实施“周边战略”，通过主动经营赢得战略主动权。
【关键词】 周边环境 中邻关系 中美关系 周边战略
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亚洲经济崛起导致世界地缘重心“东移”，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国家引发不同反响，美国着力推进“重返亚太”，全球与地区因素相互叠加，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演变。中国亟需客观冷静与全面地研判周边环境新变化，主动谋划“周边战略”，为“十二五规划”与“重要战略机遇期”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为自身和平发展构筑更加坚实的地缘战略依托，为周边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周边环境的三大新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使得亚太成为新的世界财富中心，资本、商品、人员、市场等经济要素高度聚集，地区热点广泛分布，引发区内外大国纷纷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围绕中国周边加紧角逐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亚太成为全球“中心舞台”，中国周边的“战略行情”持续看涨，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呈现出以下三大新变化。
（一）各个地缘方向不同程度经历复杂转型，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增加
中国周边主要包括四大方向，各个方向皆有热点，近期普遍出现了需要高度重视的新情况。
在东北亚，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于2011年12月17日突然去世，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朝鲜政局经历深刻演变，朝鲜与韩国因为“吊唁问题”导致矛盾加深，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加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面临挑战，朝核问题及其“六方会谈”充满变数。
在东南亚，南海问题因为菲律宾与越南等“声索国”极力强化所谓“现状”、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国”趁机介入而持续升温，中国在南海的正当权益与合理主张面临严峻挑战；缅甸政府实施“民主化”转型，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重新参与政治，美国加快调整对缅政策，缅甸成为各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
在南亚，美国加紧实施阿富汗撤军计划，阿富汗以卡尔扎伊政府及其北约盟友为一方，以“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为另一方，双方较量不相上下，呈现“拉锯战”。巴基斯坦因为支持美国“反恐”而一再遭受恐怖袭击，美国一再侵犯巴领土主权导致巴暂停对美“反恐”的支持，美巴矛盾加深，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在“后美国撤军时代”面临新的变数。
在中亚，中亚五国普遍处于政治与社会转型期，一些国家面临领导人新老交替的考验，哈萨克斯坦发生石油工人示威预示该地区现有统治方式面临挑战，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呈现“美退俄进”态势。
综上所述，中国周边不少国家仍然处于转型期，政局不稳趋于普遍化与常态化，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地缘枢纽国家”的发展走向尤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周边热点问题不同程度升温并且牵动全局，朝核乃至伊朗核问题难解，海洋权益争端加剧，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复杂，加之美国“重返亚太”与“激活”地区“休眠火山”，致使中国周边的各个方向都不平静，“局部震荡”难以排除，中国在周边的“维稳”与“维权”皆有难度，兼顾二者更为不易。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但摩擦也在增加
一方面，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更加广泛深入紧密，利益共享成为主流。其一，中国与周边互动空前密切，互动领域之广、频率之密、影响之深，均前所未有，不仅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环境诸领域，而且双边官方定期与机制性的互访对话、民间商务与人文交流并行不悖。特别是在经济上，中国与周边大多数国家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成为周边多数国家的最大出口国与重要投资来源国，中资企业在周边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在周边的“国际化”加快，中国与邻国的双边本币结算规模不断扩大；其二，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形成了“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经济上彼此相互依赖加深，互为主要市场与投资场所，共同参与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政治上以相互协调合作与支持为主，共同发出“亚洲声音”，共同促进“亚洲振兴”。安全上休戚与共，共同应对区域非传统安全挑战，致力于缓解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成为彼此主要共识。文化上彼此具有共同或近似的价值观，共同致力于亚洲古老文明的复兴。
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也存在着摩擦甚至冲突。由于中国加速崛起与区域影响力日益增强，包括中国与邻国的力量对比差距拉大，致使与中国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的邻国焦虑不安，其加紧相互串联与加大对美国的借重，对中国实施一系列的反制手段。近来中国与某些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边界及海洋领土争端不时升温，大多源于邻国对中国的猜忌增加，担心中国在崛起之后以武力或强硬手段“改变现状”（所谓“现状”即邻国非法侵占中国的领土权益等），个别邻国加紧寻求外力介入以制衡中国，一些邻国还以“抱团”的方式来应对中国。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以“契合点”与利益交汇点为主，以“冲突点”与利益竞争为辅，机遇与有利因素超过挑战与不利因素。其中，“契合点”包括：共同的利益如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等，共同的“事业”即各国大多以本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为“第一要务”、谋求本国及区域安全等，共同的语言即致力于亚洲崛起与文明复兴、大多主张发展模式多样化与反对外来干涉等。“冲突点”包括：尚未解决与历史遗留的领土及海洋争端，市场、资源与能源竞争，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所谓区域影响力、主导权与“排名”上的竞争；“发展空间”及地缘利益（陆地、海洋）竞争。
应该看到，中国的和平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主要是机遇，但也有“挑战”与“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周边国家纷纷抢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与此同时，中国商品、投资与人员“走出去”规模空前，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也对周边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产生复杂影响。尤其是在海洋领域，中国与一些邻国的经济摩擦及安全矛盾值得关注，近来中国渔民接连遭到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打压，中国与邻国的渔业纠纷趋于上升，而中国海军现代化的稳步前进更是引起某些邻国的惶恐。需要正视的是，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力量对比正朝着对中国有利方向的发展，中国崛起对周边产生了“冲击波”的效应，致使周边有关国家对华疑惧上升、反制加强、既有争端更趋复杂化。
（三）美国“重返亚太”导致中国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迫于自身实力下降，对外收缩战线与突出重点，加快“了结”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将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从反恐防扩散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将地缘战略“重心”由“大中东”（西亚、南亚）转向亚太。美国作为中国周边环境的“干预变量”，实质性“战略回归”亚太，运用“巧实力”，发挥军事、外交与海洋“强项”，重组亚太联盟体系与网络，重点利用地区矛盾争端与邻国“忧华”心态，力图维护乃至强化其“领导地位”。
美国“重返亚太”近来动作频频。美国将2011年作为亚太战略“推进年”，“重返”多管齐下、步步为营、咄咄逼人。外交上，奥巴马总统在11月高调展开长达九天的亚太之行并首次出席东亚峰会，希拉里国务卿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历史性访问”，美国在亚太加紧编织“防范中国”的联盟网，与日本、印度首次举办三边安全对话；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企图解构东亚经济合作，重塑与主导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安全上，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忽悠“航行自由”，妄想成为南海问题的“裁判”，宣布驻军澳大利亚，针对中国演练“空海一体战”。
美国“重返亚太”目的有三：一是解决眼前国内经济困局，急于到亚太找市场；二是顺应世界重心“东移”大势，弥补前任小布什政府过分专注“大中东”与忽视亚太的战略失误，力图摆脱“大中东”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与消耗，将注意力从“大中东”转向亚太，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补课”的性质；三是应对中国崛起，通过编织防范中国的亚太网络，维护美国的亚太主导权。
美国“重返亚太”手段有二：一是利用中国与邻国的矛盾，极力挑拨离间与分化瓦解，诱使中国陷入与邻国的争端而难以自拔；二是“扬长补短”，“扬长”即发挥军事尤其是海权优势，咬住南海问题不放。“补短”即在亚太经济合作的问题上“急起直追”，重点推动TPP。
美国“重返亚太”前景并不明朗。受制于内外多重困境，美国的“高调重返”可谓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美国的巧实力也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特别是当前中东北非仍然处于剧变与“阵痛”之中，乱象丛生与险象环生的“大中东”仍将严重牵制美国，其“重返亚太”既力不从心，也难以完全放开手脚。
二、尽快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积极主动塑造周边
周边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息息相关，周边在中国对外战略全局之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时间与实践越来越证明“周边是首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周边关系到中国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周边的资源能源、战略通道与巨大市场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周边和平稳定关系到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带的和谐安宁，包括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东部海洋经济大发展等，周边既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依托，也是中国发挥大国影响力的主要区域。鉴于周边的无比重要性与周边环境的复杂新变化，中国宜加快制定“周边战略”，并应包含以下几大要素。
（一）近、中、远相结合，明确分阶段的周边战略目标
当务之急：面对纷繁复杂与格外敏感的2012年，中国的周边外交应着重“维稳”，对周边国家着力增信释疑，大力缓解邻国对中国的疑惧，对热点与争端以“冻结”、“冷处理”为主，稳妥应对美国“重返亚太”，与美国加强沟通，探索中美在亚太的共处之道。
近期目标：在“十二五”期间即2015年前，继续着重“维稳”、同时兼顾“维权”，致力于周边总体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十二五规划”营造有利周边环境，一方面继续增强自身实力，一方面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利益“捆绑”，增强中国对邻国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妥善处置遗留争端、适当改进方式方法，初步形成中美在亚太共处与中国、邻国、美国三方良性互动的架构，成为“受尊敬的周边主要大国”。在此期间，应着力破解周边五个困境：一是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即“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二是美国利用中国与邻国的矛盾；三是某些邻国对中国的深度疑惧防范与中邻之间互信的匮乏；四是中美在周边的“零和博弈”；五是中国在周边维护与拓展海权的重重制约。
中期目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内即2020年前，着重“维权”、兼顾“维稳”，为国内更高层次的“全面小康”服务，待时机与条件成熟时，着手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争端，成为“负责任与受欢迎的周边主要大国”。
远期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着重“维权”，进一步主动经营与塑造周边，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完全崛起的“牢固依托”。
（二）周边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十个统筹”
一是统筹“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二是统筹维护国家利益与良好地区形象；三是统筹“维稳”与“维权”；四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五是统筹周边外交与中国沿边沿海大开发；六是统筹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妥善应对各大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博弈；七是统筹内部矛盾（中国与邻国之间、邻国相互之间）与外部矛盾（中美之间、邻国与美国之间）；八是统筹双边与多边，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相互促进；九是统筹陆权与海权、近海与远洋；十是统筹周边外交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的继承与创新，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如“不干涉内政”、“不结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强化经营周边的部门协调、中央与地方协同。
（三）周边战略的手段是多管齐下、扬长补短、刚柔并济
其中：经济既是“基础”，也是中国的主要优势，对此既要坚持、又要改进，加深中国与邻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使经济成为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稳定器”与“减压阀”；安全既是“保障”，也是前提，稳步推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增强威慑力与可信度，威慑个别邻国与“域外大国”不敢进一步侵犯中国的正当权益，加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地区安全问题上适度承担“大国责任”，有效化解“中国军事威胁论”；政治与外交是“主渠道”，调整周边外交的布局与重点，改进与加强对“地缘枢纽国家”的政策，与邻国就治国理政经验等扩大交流；文化是“纽带”，加强人文交流、民间与公共外交，在周边塑造“可爱的中国”、“可靠的中国”、“可信的中国”等良好形象。
（四）周边战略的布局是全面拓展、重点突出、整合“大周边”
应以传统的“分片经略”为基础，推进“大周边”的一体化。一是继续按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与中亚划分的四片经略，各片突出重点、各有侧重；二是将南太平洋与西亚纳入“大周边”视野，这也是适应国际与地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三是将上述“六片”统筹兼顾、通盘考虑、联系起来整体推进；四是针对地区热点与难点，制定相应政策，预防失控、争取主动，包括：朝鲜半岛与朝核问题、东海与南海争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等。
（五）周边战略的模式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多方共赢、“以我为主”
一是“合纵”模式：将美国的外来干预视为实现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主要措施是联合周边国家尤其是大国（俄罗斯及印度等），共同抵制美国主导亚太的图谋。其途径是大力改善中邻关系，以灵活方式妥善解决中邻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尽量排除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对中邻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使美国因此而丧失对中邻关系分化离间的机会，使之难以有效利用中邻之间的矛盾。该模式主要难点有二：一是中邻之间的矛盾比较棘手，在短期内难以妥善解决；二是对于中国的“合纵”战略，美国可以“连横”策略加以化解，即利用中邻之间的各种矛盾，对中邻各国加以分化瓦解甚至各个击破，包括利用“中国威胁论”，故“合纵”战略的可行性并不大。
二是“地区一体化”模式：顺应区域一体化潮流，借鉴欧盟经验，倡导区域主义，如参考法德两国的历史性和解以实现中日两国的真正和解，将中国的发展完全融入到本地区发展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并以制度化、组织化的周边关系与多边合作来缓解本地区的“安全困境”。该地区一体化应具有自主性，也就是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即在关系到本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上，及对本地区成员国给予优惠的制度安排上，完全由区内国家共同作主，美国无权过问。其目的是彻底摆脱美国对中邻关系及地区发展的操纵摆布，这需要一个较漫长的发展过程。而要想在本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完全排除美国因素也不大可行，因为各国在经济上对美国都有较大依赖，而要在军事关系上摆脱“安全困境”并进而实现一体化则更是困难重重，加之美国与中国的许多邻国早已形成了各种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要想突破这种双边同盟、使东亚各国真正形成“安全共同体”也遥不可及。尽管如此，“地区一体化”战略仍不失为发展的大方向。
三是“中美共管”模式：将中美关系视为实现周边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与重要手段，通过联合美国、以中美战略合作来促进中国周边的稳定与推动热点难点问题的缓解，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仅不是其威胁，而且还是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关键合作伙伴。该模式将美国的支持视为中国周边战略成功与否的要害，虽然看到了美国的重要性，但却夸大了美国的作用，而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身上更是不可靠、不切实际与危险的，因而并不可取。
四是“多方共赢”模式：正视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广泛与普遍存在，倡导开放的区域多边主义，通过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东盟以及美国这六大力量之间的对话合作，以彼此双赢、六方共赢取代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零和博弈，以六方之间多领域、多层次、较均衡的复合型相互依赖来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兼顾各方、共同发展、良性互动。该战略具有发展潜力，但能否实现要看其它各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如美国仍以维持亚太“领导地位”为己任，则难以推行。
五是“综合”模式：抽取前四种模式的合理内核，将其混合集成，其特质在于，以中国内政外交的自强自主为根本，以中邻联合对付美国的分化，同时又尽量争取稳定的中美关系，并以地区一体化与多方共赢作为长远目标。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