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陈寅恪在其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赞颂王国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本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颂扬，然而，现在被人们普遍看作是陈寅恪对自身的总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广泛，似乎已经或将要替代张载对儒家弟子的期望，可能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然而这一更为知识分子推崇的座右铭经不起深究。

首先，“自由之思想”不值得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在消极意义上总是自由的。一个人只要不公开说出他所想的，他在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绝不会受到阻扰。以所有人都具有的能力来颂扬大学问家王国维或者陈寅恪实在是有辱两位我们尊重的先生，作为我们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则是不思进取的表现。

其次，即使“自由之思想”是有意义的，也是多此一举，因为“自由之思想”完全可以从“独立之精神”推出。独立精神与自由精神具有等价性，所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自由之思想”实属多余，仅仅说“独立之精神”就可以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

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思想自由呢？思想自由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所指是理性思想和言论自由，我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混淆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未能理解思想自由的核心在于理性思想。思想自由具有积极意义的前提是言论自由。因为如果不允许思考问题的人与他人交流思想，他本人会感到很不满足甚至很苦恼；如果不允许思考问题的人与他人交流思想，对于周围的人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思想自由是每个社会每个人的真正自然权利，然而言论自由却并非如此，至今为止还有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禁止言论自由。不像思想自由是一种个人内在的状态，言论自由是一种行为自由，可以通过法律禁止或者容许。言论自由常常通过学术自由来实现，言论自由是学术自由的核心所在，这是作为学术大师的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所一再强调的。

理性之思想

言论自由让不同的言论可以相互竞争，形成思想市场，那么什么标准决定哪个言论可以脱颖而出呢？这就是理性。J.B.Bury在《思想自由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中揭示了言论自由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权威与理性持续不断斗争”的历史。言论自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理性不断战胜权威，理性自身成为权威的历史。

J.B.Bury将古希腊罗马时期称为理性自由时代，著名的苏格拉底助产术实际上是理性探讨，即将理性思考和自由讨论结合起来的典范。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教，肇始了理性被束缚禁锢、思想遭奴役、知识没有任何进步的一千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天文学上的系列发现，地心说被动摇，科学精神逐步建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理性认知的核心地位，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大陆的理性主义将其发扬光大，再经过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性在19世纪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自由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就是理性思想的证据还可以在十八世纪英国自然神论者安东尼?科林斯（Anthony Collins）所写的《论自由思想》(A 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中得到印证。人们将“自由思想”定义为“运用理解力，致力于弄清任何命题的含义，探究支持或反对该命题的证据的性质，并根据证据的强大或不足来对命题进行判断。明确陈述命题，然后进行论证或者反驳就是自由思想。

理性思想是判断是非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没有理性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正在于其智识或者说认知能力。独立精神并非知识分子所独有，村姑莽夫也可能具有，没有理性思想作支撑的独立精神最多只有道德的力量，在泛道德化的中国很有市场，然而，其对学术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

总之，西方人所说的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理性思考，在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自由之言论“或者“理性之思想”的别名，因为在接续古希腊理性精神的西方文化传统中，这是天经地义的。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言论”或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学术”。

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

知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真理是知识的条件和认知过程的目的。知识是通过理性认知所得到的，然而，理性之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欠缺的东西，即使我们常常推崇的大学问家的学问也不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到的，只不过是“悟”出来的，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提出了哪些命题，即使提出了命题，也仅仅是宣示性的，偶尔有些进行论证的，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式的，经不起深究。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注重逻辑和追求真理，因为中国人追求的是快乐，研究的是人学。人学是中国学术不尚逻辑的根本原因，因为以“人事”为对象的学术不会、不必、甚至于不能追求形式逻辑。人贵有情，所以也不能求真。人世原则重兼顾，故不能孜孜于非此即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各种意见的汇总，根本不具有真理性和客观性。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谓“知识”只不过是在各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各种意见基础上加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知识分子的知识，至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些知识是怎么得来的，也就是西方文明中的认知方法并没有学到，所以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知识，只有他人的知识。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并非真正的知识，只不过是个人的意见或者愿望或者价值评判，不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所以没有力量，最多不过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是“可爱的”东西，而不是“可信的”东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也不应该有独立之精神。

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是以求真获得知识，所以知识就是力量。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软弱，之所以缺乏独立性，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独立的、客观的知识，尽管他们也受过教育，也读过很多书，脑袋里也记忆、存储了许多通常被人们含糊地称为“知识”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主要是一种主观的意见汇总。在中国的所谓“知识”体系中，没有“真”、“伪”这样的真理性判断，只有“对”、“错”这样的价值性判断，依据的标准不是与客观实在是否一致，而是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的力量的大小，其实是以成败论英雄。西方知识分子秉承苏格拉底传统，是先征服客观世界，再利用被征服的客观世界的力量来征服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仅仅适用于掌握了客观知识的西方知识分子，而不适用于中国知识分子。

我们常常将“独立”和“自主”当作同样的意义，常常将两者放在一起为“独立自主”。从“独立”的字面上看，“独”强调个体性，与他人无关，例如“独一无二”；“自主”强调主体性，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与他人合作，强调私人性和社会性并存。更重要的是，精神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用“自主之精神”比“独立之精神”更好。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精神”放在“思想”前面。“精神”比“思想”的内涵更丰富更深邃，似乎有“从上到下”的思维方式。我们将“思想”放在“精神”前面，强调“自下向上”的思维模式，经过理性思想才能到达精神自主，不经过理性思想的精神自主是“固执己见”。所以我们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

拙作《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发表在《学术界》2012年第11期，该文一万两千字，同时配发3000字的英文版，此文是英文版的对应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