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空前的文字狱时代，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是坏人，因此被评价是“八亿人八个样板戏，八亿人一个作家（浩然）”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经过铺垫、酝酿与发展。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不少扩大阶级斗争甚至颠倒黑白的书籍出版，而不少好的图书受到诬陷和批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所造成的冤案。事件起源于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工人出版社出一本关于刘志丹烈士的书，工人出版社邀请曾帮助刘景范发表《刘志丹太白收枪》的李建彤来执笔。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曾任地质部和民政部的副部长，李建彤对刘志丹很熟悉，由她执笔很合适。1959年李建彤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她请了创作假继续写书。1962年夏，小说《刘志丹》六易其稿后开始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引起巨大反响。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批判“翻案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递了“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字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总结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会议开始追究《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刘志丹的战友、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和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由于曾接受过采访，或是小说中某角色的原型，以及支持李建彤写书的丈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都被作为主要嫌疑，中共中央由此成立康生为主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1963年5月，专案委员会提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指控该小说“伪造党史”、“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等一系列罪状，是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制造篡党篡国的舆论，后来又上升和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后关押；贾拓夫下放为抚顺发电厂厂长，1967年被迫害致死；刘景范停职检查，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一本小说前后株连了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先声，可谓共和国出版史上的一大冤案。

康生用一本书为借口写的一个纸条，害了60000多人，还打倒了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确实是古今中外出版史都罕见的。其实习仲勋副总理和这本书完全是革命情谊的关系，他参加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刘志丹是他景仰的先驱，他后来深情地回忆过：“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志丹同志虽然比我们长十岁，但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却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随和的好导师、好领导，也是好朋友、好兄长。他的确是一位光辉四射的革命家。”正是基于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他接受了作者的采访，也提供了一些刘志丹的事迹，这也是对献出生命的先辈应尽的责任。但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康生懂得如何下狠手，竟然一个纸条一分钟的时间就毁掉一个副总理。

从历史渊源看，习仲勋与康生并没有多少过节。但康生在党内向来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凶狠打手，从延安整风时期就尽显政治恶棍的本色，他在苏联就有“中国贝利亚”（贝利亚为斯大林的鹰犬，秘密警察的首脑，策划了多起大清洗）之称。他熟读线状古书，熟谙宫廷规则，加上擅长古为今用，令人恐怖。康生深知，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必须不能让任何领导人分割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解放后在世的领导人都很遵守这一规则，到60年代一些死去的领导人也基本不允许宣传，从瞿秋白到李大钊再到刘志丹，都进入宣传禁区。刘志丹与瞿秋白、李大钊不同的是，他是陕北地区的领导人，当年红军经过长征筋疲力尽、减员严重，是到了陕北才得到休养生息、逐渐壮大，而康生深知“陕北救中央”的说法是最高领导人非常反感的，于是审时度势，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惊天阴谋。

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因民愤太大很快被党内揪出并枪毙，康生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开除党籍，骨灰被逐出八宝山。而遭到迫害的习仲勋依靠对国家的坚定信仰度过苦难岁月，并重新回到重要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