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面临着诸多困境，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此有不同解释。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中美关系似乎无解，但作者认为，从自由主义范式出发，利用制度合作博弈理论分析，可以有效化解中美关系中的困境，即在二十国集团制度框架下构建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前景—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及其困境

2012年11月7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大会新闻发言人蔡名照在回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就奥巴马连任总统后中美关系定位的问题时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保持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继续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对话交往，增进互信合作，同时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有效地管控矛盾和分歧，努力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真正走出一条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之路。①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美关系好，则国际形势好，中美关系差，则国际形势差，这已成为中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学者的普遍共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平崛起进程“被加快”了，美国也加快了战略东移的步伐，近年来美国又高调“重返亚洲”，中美关系出现新一轮动荡，由此导致南海问题升温、中日关系紧张等复杂局面，亚太局势呈现出自冷战结束以来少见的紧绷和不安。对此，不同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理论解读。目前国内外学者多从现实主义的范式入手，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势必对守成大国—美国构成战略挑战，中美之间正处于某种“权力转移”状态，中美关系走向对抗或冲突的概率很大。换句话说，未来中美关系如果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其未来似乎无解。但是，正如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个多元的世界一样，包括国际关系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也是多元多维的，如果我们能变换视角，从自由主义范式入手，运用博弈论分析框架，就会发现中美关系的战略前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也可从中找到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满意答案。

博弈理论及其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1928年匈牙利人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首次从数学层面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科学原理，16年后他又与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in)合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简单的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以此奠定了博弈论的学科基础。1951年，纳什(John Forbes Nash)又证明了N人博弈均衡点的存在，这标志着博弈论学科的成熟。自此以后，博弈论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自1994年以来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已六次垂青博弈论及其相关研究领域。②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十分罕见，充分说明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地位的不断提升，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也预示着博弈论作为社会科学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的广阔应用前景。同样，在国际关系学科研究领域，博弈论也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笔者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就可运用“制度合作博弈理论”来分析和解读。

“制度合作博弈理论”属于“重复博弈理论”的一种。根据博弈论基本原理，单次博弈容易导致不合作或背叛行为的发生，而重复(多次)博弈则相对容易产生合作。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率先提出“重复博弈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已被广泛运用于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合作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成为今天社会科学中长期合作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奥曼认为，在许多真实的情形中，长期合作关系要比单次合作更容易维持，即使短期利益严重冲突的对立各方，也能够在重复博弈中获得和平合作的均衡结局。③国际关系也不例外，尤其是大国关系，如果大国之间只有“一锤子买卖”式的单次博弈，那么大国关系就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但如果大国之间的博弈是重复的、多次的，那么大国就会对自身的行为有所顾忌，它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良的国家行为必然导致博弈对手的报复和惩罚，因此重复博弈的结果就相对容易产生合作的结局。

然而，重复博弈也有其缺陷，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单纯依赖报复战略或互惠战略难以导致充分合作的发生，因为一旦背叛者背叛的预期收益远大于合作的成本时，其仍然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路线进行背叛;第二，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博弈者的边际收益可能出现递减，由此会导致“搭便车”现象，从而加大进一步合作的难度;第三，信息的不对称、合作伙伴行为的无法预期、讨价还价等还会增加合作的交易成本，容易导致合作的破裂。

而作为重复博弈的一个变种—“制度合作博弈”则可以克服上述这些缺陷。“制度合作博弈”的优势就在于“制度”(Institutions)的力量。有效的制度(含各种国际制度)，可以明确博弈的施动者与被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加强博弈者(如国家或国际组织)对自身行为所带来后果的预期，从而把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增强合作带来互惠的预期，增加背叛者受罚的可能性。可见，“制度”是保证合作博弈成功的关键因素，它的作用在于培育并强化互惠战略的有效性来减轻甚至制止背叛行为，以增加合作发生的可能性。④

博弈论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关系分析

笔者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非常适合运用“制度合作博弈”理论来分析和解读，其中，G20(即二十国集团)体制就是当前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博弈的制度框架，习近平2012年2月访美时所提出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C2)，就是在G20这个制度框架下呈现出来的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前景。

G20作为一种国际合作制度，滥觞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正式成立，其初始形态为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讨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的论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逐步转变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主要运行形态也转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定期聚会讨论如何应对危机、开展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合作的峰会机制，至今为止已举行了7次领导人峰会。在G20进程中，各国领导人就稳定全球金融秩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再平衡等重大议题展开了讨论，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路径选择发表了各自的主张，并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目前，G20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85%，人口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因此，可以说G20体制同时具备了国际治理机制的两个特性：合法性(legitimacy)与有效性(efficiency)，对全球事务有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中，G20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国际社会克服金融危机的有效合作机制和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合作引擎。

未来中美关系完全可以利用G20体制来构建合作博弈关系。中国是G20体制中影响力最大的新兴国家，美国则是影响力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合在一起约占G20国家的50%，两国对G20体制的成功运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是现有国际制度(含G20)的主要设计者和主导国，它希望能维持制度的稳定，以获取稳定的长期收益;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对现有国际制度表现出理解和宽容。在G20框架内，笔者认为中国还只是个谨慎的“倡议者”，始终秉持促进合作、和谐发展的理念，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中国主张国际治理机制应做出适当调整，但不谋求改变现行规则体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G20框架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有很强的合作动机和潜力。

未来中美两国可以G20为平台，展开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在G20的机制化和议题设定改革等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明晰和增强G20的制度设计，使之成为保障中美两国合作博弈的基础制度。G20制度框架界定了中美两国的权利与义务，中美两国可以凭借各自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的独特影响力，加强沟通和协调，双方甚至可以倡议把G20未来的常设秘书处设在北京和华盛顿，并进一步完善G20的议事规则，使中美两国在G20机制内的合作博弈更有章可循，更顺畅便捷，从而使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且，2012年年初以来中美双方有关部门和智库已开始积极互动，积极为G20未来的改革和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出谋划策。笔者认为，中美两国都有进一步发挥G20在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中作用的意愿，2012年美国大选之后，G20很可能成为未来5年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之一。

那么，在G20的合作框架内，中美两国未来的战略关系前景如何定位和描绘呢?笔者认为，前文提到的C2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方面曾提出过G2的概念，⑤希望中国与美国“共治天下”。但是这个概念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回应，因为它充满了以往的“大国霸权”与“强权政治”的意味，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平等协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原则相违背。那么C2是怎么来的呢?它与G2有何区别呢?

应该说，C2概念的提出，中国领导人主动做了很多努力。2011年1月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共同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达成“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这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 40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⑥胡主席访美期间，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在此基础上，2012年2月习近平又再次访美，明确提出中美两国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C2)，这进一步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⑦2012年5月3日，胡锦涛又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⑧对于中国方面的这些努力，美方也做出了回应，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他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⑨正是2011年以来中美两国高层的这些互动回应，构成了C2概念的主要内涵，即中美两国要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互信合作，和睦共处，共同承担世界责任。它与G2的最大不同在于强调制度框架内的合作、平等协调，反对大国垄断、独断专行。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两个大国，应对国际体系与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不能机械片面地运用现实主义的范式孤立地看待中美关系，否则就容易陷入无解的对抗，而中美如果对抗，不仅不利于中美两国，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我们能从自由主义范式着眼，运用制度合作博弈原理，充分利用当前的G20机制，就可以构建起以C2为定位的完美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未来，从而造福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作者为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导)

注释

① http://news.china.com/18da/news/11127551/20121107/17514978_4.html

②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与罗伊德·沙普利因(Lloyd S. Shapley)，以奖励他们在博弈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

③祖强：“博弈论：增进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理解的理论—2005年诺贝尔经济奖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第102页。

④[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和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4～118页。

⑤“G2”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提出来的。他在《外交》杂志上撰文，鼓吹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他提出，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之类的全球治理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笔者注。

⑥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5页。

⑦“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and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Luncheon Benjamin Franklin Rooms, State Department”, Februry 14,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 pressoffice/2012/02/14/.

⑧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第一版。

⑨Hillary Clinton Remarks at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