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关键词】 中美安全博弈；安全困境；中国战略；国际安全格局
　　【作者简介】 林宏宇，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北京 邮编：100091）；张帅，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91）。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5）02-0061-20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稳定且不断改善，但以 2010 年为拐点，相继出现了安全环境负面化趋势，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博弈态势凸显，中国的国际安全压力也急剧加大，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 一是美国实施对华色彩明显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 （下文简称“重返”/“再平衡” ）战略，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 ； 二是个别周边国家利用原有的领海、领土争端，不断制造危机事件，企图试探中国的安全底线与战略忍耐的极限。实际上，后者或为美国盟国（日本、菲律宾） ，或为近年来与美国快速接近的国家（越南、印度） ，其对华安全压力的源头也“间接”来自美国。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对美阐明中国的核心关切，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化解美国对华战略猜忌 ； 同时，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大局的前提下，坚决回击某些国家对中国主权问题的严重挑衅。中国努力从战略与战术层面， 积极作为， 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努力走出安全困境。本文试从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背景、状况及其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等方面展开阐析。
　　一 中美安全博弈的背景
　　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背景，可从东亚安全结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等三个方面来考察。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被加快” ， 2010 年前后，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似乎不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纸上谈兵” ，而是确确实实的国际关系现状。这种状况客观上打破了东亚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并促使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经济合作以及中美两国国内政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推动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大背景。
　　（一）中国军事技术进步打破东亚安全结构原有的平衡
　　作为东亚安全结构的主导力量，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力量由四大支柱构成：前沿驻军、快速机动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立体战场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卫星、空中预警、 雷达侦听）和远程打击力量（包括隐性打击力量） 。① 在物理空间领域，由于自身技术实力有限，中国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远程安全力量投送能力 ； 在虚拟空间领域，长期以来美国利用网络技术的优势，在军事网络化的程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国。美国利用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对中国安全力量的屏障作用，在同中国的较量中获得了绝对安全优势。空间成为美国安全力量的天然“掩体” 。
　　但近年来中国军事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军事力量对空间的穿透能力有很大提高。首先，远程打击力量有大幅度提高和完善。东风 21D 中程导弹的列装，配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形成了有效的远程火力覆盖，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和航母编队构成有效威慑。其次，中国信息战能力大幅度提升。表现为两点 ： 一是反信息搜集能力提高。现代军队高度依赖卫星和雷达的信息搜集能力，而 2007 年中国就已经公开实验了第一枚反卫星导弹，2010 年歼 20 首次试飞则标志中国开始掌握反雷达隐身战斗机的制造技术，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已经开始动摇美国战时信息搜集的可靠性 ； 二是网络战能力提高。网络是现代军队进行信息传送和处理的“神经中枢” ，中国人民解放军网络战能力的提高，对美军指挥网络系统的有效性和保密性提出挑战，美军认为中国军队正获得“力求‘致聋、致盲、致哑’美军及盟军部队”的能力。
　　尽管目前中美军事技术仍存在代际差距，但不可否认中国已在某些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物理实体空间方面，中国“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日趋成熟，再配合虚拟空间方面信息战能力的提高，空间对美国安全力量的掩护作用开始大为下降。
　　中国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提升是一个客观事实。以军费开支为例，1999 年到 2009 年的 11 年间，军费从 1 076.7 亿元人民币② 增加到 4 951.1 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军力上升对东亚安全结构形成上下两个方向的冲击。对上，削弱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优势，考验着追求绝对安全观的美国对安全实力对比变动的容忍度 ；对下，中国快速增长的安全能力扩大了中国同其他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实力差距，使得部分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担心中国在未来争端中采取强力措施解决争端， “威胁”其生存安全。
　　（二）东亚经济合作态势对其影响
　　东亚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是国家的首要任务。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国家因过度依赖美元和国际市场所带来的脆弱性。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多哈回合”陷入僵局，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框架下的“茂物目标” （The Bogor Goals）同样进展缓慢，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建设陷入停顿，根本无法满足东亚各国的需求，这进一步推动了各种立足于东亚自身特色的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东亚国家不仅希望通过加强区域机制建设， 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更希望将区域经济机制建设为国际经济危机的“防火墙” 。在国际贸易领域，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应运而生，以“东盟 +1”为特征的自贸区建设纷纷启动。在国际金融领域，东亚国家启动《清迈协议》 （Chiang Mai Initiative，CMI） ，推动东亚区域金融机制建设。2008 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快了东亚地区的区域机制建设进程。2009 年 5 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十二届东盟十国加中日韩 （ “10+3” ） 财长会议上， 各方就 《清迈倡议》 多边化的相关安排达成协议，此后， 《清迈倡议》多边化建设进入快车道。更为重要的是， 区域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逐渐显现。东亚各方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兴趣日益增长， 2009 年 10 月， 在泰国召开的第 15 届东盟峰会上， “东亚共同体”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发表的主席声明指出，各国领导人将“10+3”机制作为实现“东亚共同体”长期目标的主要载体，由东盟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东盟峰会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不仅都有中国的印记，甚至多是围绕中国展开，东盟国家也欲分享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红利。在东亚地区合作中，中国已经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而越来越多地扮演塑造者的角色。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使得美国非常担心“中国试图影响该地区新兴的政治机制的结构，鼓励一个把美国排斥在外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美国认为如果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扮演今天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但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这意味着中国一旦获得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美国将失去制衡中国的力量。东亚一体化不断推进，中国在区域内影响力日益上升，而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却出现松动，这不仅大大降低了美国干预东亚事务的能力，更对美国决策者心理造成了极大冲击。
　　东亚是当前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如果失去东亚，意味着美国可能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西方国家。美国当然不会坐视自身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被逐渐“边缘化” 。历史上，美国对东亚合作就多持反对态度，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构想” 、日本政府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等，都因屈服于美国的强大压力而被迫流产。
　　从美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可看出这一点。冷战结束以来，每当欧洲一体化进程显现出愈发明显的“联邦化”特征时，美国就会在关键时刻通过制造安全议题，打击欧洲一体化进程，其后果自然是欧洲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而强化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例如，1999 年欧元诞生的前夜，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欧元。2009 年 11 月，欧盟设立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2010 年 11 月，英法签署了关于两国加强军事与核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缔结军事同盟，这标志着欧洲在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而就在欧盟开始“去北约化”的关键时刻，2011 年 3 月，美国通过推动空袭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激化了欧盟国家在安全领域的矛盾，从而加深了欧盟对美国主导的北约机制的依赖。
　　同样，在对待东亚一体化问题上，美国欲再次故技重演，试图通过恶化东亚安全环境，削弱东亚国家之间的互信，阻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加深亚太盟国对其依赖，为其继续主导东亚事务创造切入点。
　　（三）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其影响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不仅从未实现完全“绝缘” ，相反，随着各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国内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和国际的界限更加模糊，一个国家的任何重大政策都是国际国内相互影响的结果。中美两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是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一个背景。美国国内有两大坚定的反华势力，一是军工复合体，二是国内的极端保守势力。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影响，为缩减政府开支，减轻财政负担，美国首先压缩安全开支，除了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外，就是制定长期缩减军费计划。美国国内的军工复合体为了维持自身庞大的利益，为了维持军费开支，需要一个有力的外部敌人，中国就成为了不二选择。它们宣称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危害”了美国的霸权，这也成为奥巴马推出“重返”/ “再平衡”战略的重要驱动因素。
　　2009 年以来， 美国 “茶党”（Tea Party） 异军突起。 “茶党” 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党，而是一种政治运动， “茶党”运动成员横跨共和、民主两党。 “茶党”运动的兴起表明了美国政坛的整体趋向保守。 “茶党”成员总体上对华持强硬立场，涉华态度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干预与提防倾向，夹杂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双重考量， 尤其是在涉华安全议题上，完全持消极态度。 “茶党”运动的兴起，减少了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回旋余地，促使美国在对华强硬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对加剧中美安全博弈起到推波助澜作用，那就是中国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尽管网络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但直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普通民众才大规模接触网络，并迅速将其作为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平台。民族主义快速同网络结合形成独特的网络民族主义，它充分利用微博和博客等网络自媒体平台，拥有了快速传播信息的能力，不仅获得了以往民族主义者所难以拥有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上升。网络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和日益开放的结果，本身应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标志。但网络民族主义主体是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在网络这样一个毫无约束的虚拟空间中，易走向极端，动辄主张使用强硬手段乃至武力解决正常的外交争端，形成网络极端民族主义。网络极端民族主义以简单易懂的二元世界观，获得了超强动员力，对中国外交政策形成强大制约。使中国在对外政策中难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当面临任何外部刺激和挑战的时候，中国只能越来越多地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使事态呈现螺旋式发展，这极大地缩小了中国在此轮中美博弈中妥协灵活的空间。
　　二中美安全博弈的状况
　　2010 年以来，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而此战略客观上极大刺激了东亚地区某些国家借美抗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 ，希望美国“主持公道” 。美国也想借助这些国家的对华挑衅来增强其“重返”/“再平衡”战略的效果。为此，中国政府认真应对，对美阐明中国的核心关切，并适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化解美国对华战略猜忌，努力从战略与战术层面，积极作为，避免与美发生全面对抗 ； 同时，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大局的前提下，坚决回击某些国家对中国主权问题的严重挑衅。由于中美双方主客观因素的限制， 此轮中美安全博弈还会 “低烈度”地延续一段时间，但不会演变成“新冷战” ，中美终将超越安全困境。
　　（一）美国实施“重返”/“再平衡”战略中国面临潜在的安全威胁
　　2009 年 7 月， 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 大力加强对亚太区域的安全投入。对华色彩浓烈的“重返”战略实施近三年后，2012 年 6 月，在第 11 届东亚安全论坛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发表题为《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的演讲，正式用“再平衡”替代“重返” 。名称虽有差异，但两者最终目标相同，通过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保持甚至进一步扩大对华安全优势，从而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
　　首先，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第一步，调整美军亚太军事布局，实施“纵深布防” 。将部署重点从原先的“第一岛链”向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为后援基地的 “第二岛链” 转移。2010 年 9 月， 美国将第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在关岛，同年还有三艘俄亥俄级潜艇进入太平洋，将关岛作为后勤基地。2013 年，第四艘“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移至关岛，与“托皮卡”号、 “芝加哥”号、 “基韦斯特”号、 “俄克拉何马城”号组成攻击潜艇群。2012 年 4 月，奥巴马政府决定将驻扎冲绳的 4 700 名海军陆战队陆空特遣队士兵转移至关岛，转移后关岛将拥有美军在太平洋地区 1/4 的海军陆战队陆空特遣队兵力，美国在关岛驻军由原先的 1.5 万人增至 3.9 万人。① 2011 年 11 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从 2012 年年中开始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部署 200-25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并计划在五年内将驻澳美军总人数增加近 13 倍，最终建立一个规模为 2 500 人的海军陆战队军事指挥中心。除此之外，还大幅度提升澳大利亚在美国西太平洋空军战略中的地位。 第二步，推出“空海一体战”概念，提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作战能力。2009 年 9 月，在美国海军和空军联合签署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提出了开发“空海一体战”的新概念。2010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正式提出“空海一体战” ，试图以此整合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资源，帮助美军“抵消中国不断发展的‘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防止中国在未来战争中速胜及对伙伴国构成胁迫” 。第三步，增兵亚太。2012 年 6 月，美国防长帕内塔对外宣布，截止到 2020 年前，美国会将 60% 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此举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以往以大西洋为主的“两洋战略” 。其次，整合亚太同盟网。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 、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美澳新共同防御条约》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美泰共同安全法》等安全条约，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同盟体系。作为“域外”国家，美国缺乏直接干预东亚安全事务的“合法性” ，必须依赖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向东亚地区施加安全影响，亚太同盟体系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但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共同威胁，美国同亚太盟国之间的联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例如，1992 年，美军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湾 ； 2006 年，美军决定于 2012 年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 ； 而美日之间围绕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引发争端，鸠山首相甚至因此辞职，在日本甚至出现美日同盟是否有存在必要的争论。为了修复亚太同盟网络，巩固自身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2010 年前后，美国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加强其与亚太同盟国的安全关系。2009 年 2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其亚洲之行中高度评价日美关系，将日美双边关系称作是“美国全球努力的基石，这一关系过去和将来始终都基于我们对共同安全与繁荣的承诺” 。 2009 年 1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也表示要继续深化美日同盟关系。2010 年 6 月，日本鸠山首相下台后，美日就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在朝鲜半岛，美国充分利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强化美韩同盟。2010年 6 月，美韩两国达成协议，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到韩国军队的时间由原定的2012 年 4 月 17 日推迟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 ；2014 年 10 月 23 日，美国再次推迟将指挥权移交的日期。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012 年 10 月 17 日报道，美国和菲律宾官员已证实，美方人员将在苏比克湾半永久性驻扎，这里曾是美国第七舰队驻扎港口及美国最大的海外海军基地。在澳大利亚，美国通过实施军事部署的方式，强化美澳安全关系。在强化原有同盟国关系的同时，美国还积极挖掘同盟体系的系统优势，推动美国亚太同盟网络化。所谓的网络化是指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机制化，大幅加强横向联系， 在美国与盟国、 盟国与盟国之间展开小多边合作， 使得单线联系的“轮辐体系”变得纵横交错，交织成网。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等对话机制不断发展，努力打造以“美日 +1”为主要形式的“亚太小北约” ，整个过程中始终秉持美国中心主义。美国企图通过打造“亚太小北约” ，实现其在亚太同盟体系内部利益链条的多元化，增加联盟的内生性力量，强化盟国之间的联系，分散自身战略压力，力促亚太联盟从军事联盟向战略联盟转变，实现从“军事独行”向多元并进转变。
　　尽管美国方面一再否认这些军事安全政策调整的“假想敌”就是中国，但从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调整客观上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与巨大的压力，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强烈关注。
　　（二）中国周边安全事件频发中国面临空前的安全压力
　　中国在领土、领海划界问题上，同部分邻国存在争议，但在中国的主动努力下，多年来做到大致相安无事，并且相关各方也愿意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例如，2002 年 11 月，中国同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为相关各方通过政治渠道解决南海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自 2009 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受美国“重返”/“再平衡”战略的影响，2010 年前后，中国同部分周边国家围绕领海、领土划界问题引发的安全事件骤然增多。 2010年4月， 越南突然高调宣布对其 “东海”（即中国南海） 的 “主权” ，中越双方矛盾“显性化” 。2011 年 6 月，越南在南海地区举行实弹演习。同期，由于中国巡逻船穿越所谓的争议水域，越南国内爆发多轮反华示威。从 2012 年 4 月起， 在越南政府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下， 大量越南团体和个人， 以各种目的和名义，奔赴争议岛屿和海域，挑衅意味明显。2012 年 6 月，越南通过所谓的《海洋法》，在法理上宣布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 。另外，越南对中国渔船和钻井平台在南海正常作业的干扰从未中断，其国内还因此不断爆发反华示威，进而发展到打砸越南境内的中资企业。2006年后中日关系逐渐回暖的趋势也被美国的战略调整所打断。 2010年9月，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日本巡逻船冲撞中国渔船，引发中日外交风波的“撞船事件” ，双边关系骤然紧张。2012 年 4 月， 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提出 “购买” 钓鱼岛；7月，演变为日本中央政府行为 ； 9 月，日本政府完成所谓的钓鱼岛的“购买”和“国有化” ，此举引发中国大规模的强烈反制。2012 年 12 月，中国海洋局飞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在钓鱼岛上空首次发生对峙。2013 年 10 月 27 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法案，标志安倍政府酝酿已久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面世。同年 12 月，日本又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安保文件。2014 年 4 月， 安倍政府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 从根本上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禁令。除了政策宣示外，还频频“有所作为”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居然无视中国军方的严正公告，公然在中国海军实弹演习区域长时间逗留，并发动“二战”结束以
　　来最大规模的富有针对性的综合军演，长途调动导弹部队演习封锁宫古岛附近的国际公海通道，甚至扬言可能击落出现在有争议的钓鱼岛上空的中国军用无人机，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中菲关系也由于岛屿主权争端趋于紧张。2012 年 4 月 10 日，菲律宾为宣示对黄岩岛的所谓“主权” ，菲海军在黄岩岛附近非法抓扣中国渔民，被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爆发了长达数月的“黄岩岛事件” 。2013 年 1 月 22 日，菲律宾将中菲南海争议单方面提交给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仲裁法庭，要求进行强制仲裁，企图通过国际社会的同情和舆论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已经平静多年的中印边境， 也变得不再平静。2013 年 4 月， 中印边境爆发“帐篷对峙事件” ，尽管随后双方各自退回原点，但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
　　2014 年 9 月，中印在边境地区又出现“边境对峙”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同中国发生争端国家多同美国保持密切的安全关系，或为美国盟国（日、菲），或为近年来与美国快速接近国家（印、越） ，而在争端过程中美国通过采取貌似“中立” ，实则偏袒的立场对相关声索国“鼓气” 。在中菲黄岩岛争端中，美国首先发表偏袒菲律宾的声明，随后又通过向菲出售和转送军事装备，并在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年同菲律宾举行联合夺岛演习，有意激化中菲矛盾。在中日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美国充分利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相关规定的模糊性，鼓动日本采取冒险行为，恶化中日安全关系。2012 年 11 月 29 日，美国参议院在 2013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一附加条款，明确规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 ；近年来，美国更是利用中国崛起对越南造成的压力，逐渐拉近同越南的关系，将越南作为平衡中国崛起的战略支点。2011 年 1 月 28 日，越南驻美国大使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希望越美之间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年 9 月，美越两国签署《推进双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2 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越时，表示希望越南接待更多的美舰来访。2013 年 7 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4 年 10 月，美国宣布部分取消对越南杀伤性武器销售禁令。
　　总之，美国通过一系列模糊性的举措，刺激了某些国家的行为，成为相关国家采取冒险行为挑战中国安全底线的最后“保险” 。而这些受美国怂恿出现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事件，客观上也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安全压力，有时甚至是战争的压力。
　　（三）中国努力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猜忌适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首先，中国领导人冷静评估美国“重返”/“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影响，研判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跨度和烈度。此轮博弈的时间跨度可能较长，但对抗烈度将可能有限。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曾出现过三次严重的安全危机 ： 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机” 、1999 年的“炸馆事件”和 2001 年的“撞机事件” 。但可以说，这三次事件是偶发的，问题集中在一个领域，不涉及全局，可视为美国试探中国底线的一种挑衅性的战术举措。当面对中国强硬态度和据理力争时，美国往往会较快地从原有立场上妥协和退让。但 2010 年前后爆发的此轮安全博弈起因不同以往，它源于中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安全实力接近和东亚安全结构的变化。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利益之一就是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区域性强权，损害美国霸主地位。能否控制欧亚大陆“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全球的支配” 。维护霸权是美国的既定战略目标，任何一任总统都不会转变这一战略。尽管美国此轮战略调整堪称冷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短期内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不会终结。但是，中美博弈的烈度要低于以往。因为中美在东亚地区已经进行过多次安全博弈，对彼此的战略底线都有较好的把握，不会再有美国航母编队突然云集西太平洋，中美冲突一触即发的高烈度场面，而更多的将是中美双方在彼此战略外围排兵布阵，消耗彼此的战略耐心和资源。
　　其次，中国政府积极回应美方关切，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中国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与美国主导地位，中国的核心关切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领导人深知中美博弈的根源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战略对冲造成的矛盾， 并且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 如果处理不好， 中美两国关系“极可能”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是“极可能”不等于“不可避免”。中国领导人除了努力消除美国的战略猜忌之外，还积极主动提出处理两国关系的新战略构想。2012 年 2 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 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2013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美会晤奥巴马总统时，将新型大国关系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其核心要点是互利共赢，这种核心所蕴涵的外交新理念是“共同发展” ，是试图从增量合作的角度定义大国关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的理念。以往大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难以避免，源于大国总是从存量竞争角度定义彼此关系，所以大国关系往往成为零和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为使中美两国摆脱以往大国争霸模式的一次重要理论尝试，作为一个尚在成长中的理论，新型大国关系本身尚在发展之中， 但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之初就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即使中美在亚太地区持续爆发安全对立之时， 双方都没有放弃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这表明新型大国关系的生命力。这本身就是一个乐观的信号，这将有助于中美两国超越“安全困境” ，迈向某种新型的战略和谐。
　　（四）中国顾全东亚安全大局坚决反击个别国家的严重挑衅
　　针对个别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挑衅，2010 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顾全东亚地区安全与和平大局的前提下，做出强硬回应，坚决反击并成功挫败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企图。
　　1. 对日回应
　　2010 年 9 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巡逻船相撞后被日方非法扣留，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并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包括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中止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综合会议，限制对日稀土出口等政治经济措施。同时，为加强对钓鱼岛的主权宣示，中国渔政船加强了对钓鱼岛海域 12 海里内的巡航，进一步打破日方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 。此后，不断增加巡逻次数和执法船数量， 并逐渐使得中国执法巡逻常态化。针对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非法购岛”行为，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日方对钓鱼岛采取的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维护钓鱼岛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同时，中国政府正式颁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中国中央气象台把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天气预报纳入到中国国内城市预报中，并在新闻联播结束后的《天气预报》节目里播出，以进一步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另外，针对在海洋维权过程中多部门分散执法的不利局面，中国政府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整合海洋执法力量，成立中国海
　　警。2013 年 7 月，新成立的中国海警 4 艘巡逻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同年11 月， 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 中国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 （ADIZ） 。ADIZ 是一种战术防范与战略警告，其完全是出于应对令人忧虑的东亚安全形势，出于自身安全防御需要，不带有任何进攻和挑衅的性质 ； 是防范误判和危机的需要， 是防御而不是进攻， 是维和而不是挑衅。2014 年年底， 排水量 1.2 万吨的“海警 2901”船装备入列，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公务巡视船，重点巡航钓鱼岛海域，该船的入列将大大加强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的维护。中国政府的这些强硬举措， 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欲借助美国“重返”/“再平衡”战略所造成的所谓“战略机遇” ，单方面改变钓鱼岛问题现状的企图，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利益。
　　2. 对越回应
　　针对 2012 年 6 月越南通过所谓的《海洋法》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挑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向越方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南海岛礁的管理，2012 年 7 月，中国成立三沙市和三沙警备区。此后，针对越南在南海不断进行的挑衅行为，中国不断加强执法力度。为了加强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力量，发展三沙地区经济，进一步改善民生， “南海 981”钻井平台开始在南海地区作业，并从 2014 年初开始，中国开始在南海部分地区填海造岛，为了保护上述经济开发，中国还派出海军护卫舰保护。
　　3. 对菲回应
　　2012 年4月，菲律宾海军在中国南海黄岩岛海域非法检查中国渔船。中国政府快速反应， 派出渔政船只， 保护中国渔民， 此后进一步加强对黄岩岛的实际管控。同时，针对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请仲裁的挑衅，中国政府表达严正立场，2014 年 12 月 7 日，外交部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重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该仲裁的一贯立场，坚持在双边范围内解决中菲南海争端。
　　此外，在对印度方面，中国政府出于地区安全与和平大局的考虑，低调处理中印两国边界地区出现的局部紧张局势， 成功化解了 “帐篷对峙事件” 的不利影响，维护了中印两国的友好大局。
　　（五）中美两国将会超越安全困境实现某种战略和解
　　由于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起因及背景不同以往， 它将呈现 “长周期” “低烈度”的特点，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还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但受中美双方各自国内外因素的限制以及双方高层健全的良性互动机制，笔者认为，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将会走出安全困境，实现某种战略和解。
　　这个结论依据以下三方面事实 ：
　　1. 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意愿很强的国家
　　第一，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历来主张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中国是当今大国中，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某些周边国家之所以跟随美国在安全领域遏制中国，部分原因在于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采取强力改变现状。但是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过程中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而 2010 年前后领土争端集中爆发恰恰是部分东亚国家背离这一原则所致。
　　第二，在发展道路上，中国与历史上的德国和苏联存在根本不同。现代德国的统一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原有的均势格局，对英国等既得利益国家构成不可回避的挑战，尤其是 1898 年的德国，已经是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其又通过《扩充海军法案》 ，挑战英国的制海权。而苏联在经济上坚持“两个平行市场”原则，同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相隔离； 政治上坚持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挑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安全上同美国展开全面军备竞赛。但中国则完全不同，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民族复兴的“快车道” ，而这是一条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经济上，以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成功地完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使命 ；政治上， 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成为 “主权” 原则的坚定捍卫者； 安全上，中国国防建设坚持适度原则，不谋求同美国享有同等军事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军费等重要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一些主要大国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当年苏德扩军备战的政策完全不同。中国不仅不寻求挑战任何重要国际机制，反而随着逐渐融入国际体系，不断调整自身对外战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第三，中国的安全力量建设服务于国内发展。一战前的德国战略目标是争夺
　　所谓“阳光下的地盘” ，二战前的德国将推翻“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作为终极目标，而苏联则以建立全球霸权为国家目标。德苏两国在安全力量的建设和使用上，都是服务于对外扩张。但中国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才是中国的核心目标。中国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 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发展（经济、社会与政治）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环境（安全、经济与政治） 。在这一战略框架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力量是服务于国内的发展，是防御性质的，而且这种建设模式将长期坚持。只要美国不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就可以与一个 “霸权强国”共存。
　　2. 美国自身战略结构的限制
　　在全球层面，作为当今世界唯一霸权国家，美国始终需要在东西两线寻找战略平衡，这无疑将限制美国“战略东移”的力度与深度。为了维持全球霸权，美国必须对全球热点事件保持必要的影响力，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异军突起、利比亚内乱，美国始终难以实现“脱身” ，这一切都会严重地制约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有意实施亚太战略，但屡次被突发性国际事件（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
　　九一一事件）所打断，2010 年的“重返”/“再平衡”战略也难免如此。
　　在地区层面， 美国的 “重返” / “再平衡” 战略有其内在矛盾性。十年反恐战争，消耗了美国国力，美国无力独自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战略行动，需要其远东盟友帮忙减轻负担，但美国对这种帮忙又有所顾忌，担心其盟友反客为主。例如，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最有分量”的盟友，正是日本的加入才使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 TPP）具有实际意义。美国为实施“重返”/“再平衡”战略，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让日本在东亚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默许日本在成为“正常国家”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并不愿日本成为一个有核国家，更不愿日本的军事政策威胁中俄生存安全。日本在东亚的安全作用过度提高， 同样会威胁到美国绝对安全的地位。 “重返”/“再平衡”战略的这种内在矛盾将削弱其最终效力。
　　3. 中美双方良性互动机制
　　中美两国之间现在有九十多个沟通、合作的平台，这些平台构成了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有助于双方消疑释惑。尤其是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对面的会晤更是消弭战略误解的最好途径。近两年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有过多次成功的会晤，尤其是 2013 年 6 月美国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和 2014 年北京中南海的瀛台会谈，更是给双方的战略和解带来重大机遇。会谈中，习近平和奥巴马都高度评价了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地区发展的积极意义，并表示中美在亚太地区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关系。尤其是在 2014 年的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中美双方还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延长签证有效期、尽快恢复和结束《信息技术协定》谈判、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等合作成果。正是因为有上述因素的存在，笔者认为，中美此轮安全博弈不会是中美“新冷战”的开始， 而是大国关系处于转型过渡阶段的磨合期， 中美双方如能正确应对，完全可以超越“安全困境” ，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实现大国的战略和解。
　　三中美安全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
　　不可否认，此轮中美安全博弈不仅对中美双方原有的战略走向与战略构架形成冲击，还对国际安全格局态势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美国东西两线作战，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 。
　　（一）中国战略西向且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东亚是中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美国“重返”/“再平衡”战略给中国东面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过度倚重东亚的战略，不仅可能加剧同美国的摩擦碰撞，而且会带来某种战略风险。当前东亚地区已经出现某种“安全困境”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单纯加大安全博弈的投入，不仅不会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甚至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面对来自东面的战略压力， 中国已经开始逐步调整对外战略方向， 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向西挺进，从“战略东向”转变为“战略西向” ，它可暂时避开地缘政治拥挤不堪的东亚，转向大有可为的西线，以达到扬长（经济贸易、基础设施）避短（军事、安全压力）之目的。
　　2013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 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战略构想。同年 10 月， 在印尼国会演讲时，习近平又提出要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 “一带” 、 “一路”的两个提法在 2014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他强调指出“我国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表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战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这个构想在实践层面的安排尚显不足，但该计划的提出为中国经营欧亚大陆提供了一条整合各种“战略资产”的主线，表明了中国对欧亚内陆地区的重视程度和不断加深的整体规划水平。这是中国在对外战略上的 “西部大开发” ，有助于推动国家战略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平衡。
　　另外，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 “一带一路”战略还体现了中国对“大亚太”的区域认同，这有利于构建国际安全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助于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认同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构建认同是减少战略误判、避免国际冲突的重要方法。不可否认，当前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之所以遭遇如此大的困难，与当前亚太地区的国家身份认同混乱与缺失有很大关系。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亚太地区国家发展状况非常复杂，这个地区既有最发达的国家，也有很落后的国家； 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 既有远在域外但时刻不忘亚太的国家，也有身处东方却以西方自居的 “区域人格分裂” 的国家。如此复杂的国家身份认知，导致亚太地区国家矛盾重重、纷争不断，这是影响当前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原因。 中国的战略西向与“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推动这个地区的国家身份认同。因为“一带一路”所连接的是东亚、南亚和中亚，沟通着太平洋与印度洋，是地缘上的“大亚太”区域，该战略的实施显然有利于培育该区域的认同。中国将发挥其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体的优势，为构建“大亚太”认同做出贡献。目前，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大力推动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将成为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这既有助于构建“大亚太”的区域认同，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地位。
　　（二）美国东西两线作战其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
　　美国是“重返”/“再平衡”战略的施动方，握有主动权，但在整个战略实施过程中，各方的回应以及各种突发状况也在促使美国不断调整原有战略。
　　首先，对华态度有所“软化” 。尽管从 2010 年至今，美国的“重返”/“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安全压力，但中国崛起的势头并未被打断。不仅在经济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强，取代美国成为亚洲许多重要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即使在安全领域， 中国的影响力也得到明显提升。美国已经意识到，“重返”/“再平衡”战略不但不能阻遏中国崛起，反而由于严重伤害中美互信和东亚安全环境，有悖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因此，美国逐渐对前期强硬态度进行“纠偏” ，在具体措施上对“重返”/“再平衡”战略进行调整 ： 第一，不断弱化该战略中的对华强硬色彩。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整个战略以军事部署为主，且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色彩，但 2012 年以后，不断淡化整个战略的军事色彩，突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在整个战略中的分量，试图以经济安排替代军事部署，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逐渐将自己同盟国与中国的对峙“拉开距离” ，2013 年 2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美国只字未提钓鱼岛，整个公报重点集中在 TPP 问题上。2014 年 9 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Elizabeth Rice）专门访华，她同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就因美舰机对华抵近侦察而引起中美关系紧张问题进行了沟通，赖斯表示“两国应尽可能减少存在的分歧，寻找新的方法开展更加有效的合作，不断深化两国两军关系”。这表达了美国希望同中美两军关系入手，增强中美双边关系可控性，减小中美关系对抗性和不可知性的意愿。第二，国际层面谋求同中国合作。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朝核问题到伊核问题，尽管中美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意见和矛盾，但美国已经愈发意识到没有中国同美国的积极合作，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奥巴马总统日益将中美关系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其次， “重返”/“再平衡”战略有所降速。随着“重返”/“再平衡”战略展开，美国战略关切日益集中在亚太地区，这引发了欧洲和中东传统盟友的不满。为安抚地区盟友的不满情绪，美国在不放弃“重返”/“再平衡”战略前提下，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加大对欧洲和中东等战略重心的关注，实施更加“均衡”的战略，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表明美国不会抛弃欧洲和中东。在欧洲，2013年 6 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 TTIP）的谈判，考虑到美欧经济交流的高水平，TTIP 出台的象征性和对欧洲的“安抚”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在中东，奥巴马政府摆脱第一任期时简单的应对型中东战略，在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后，提出较为清晰的目标。2013 年 9 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宣称美国在中东拥有四大核心利益，即保护盟友及伙伴的安全、保障地区能源自由流向全世界、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而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安全利益，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周期性冲突以及 ISIS 在中东异军突起表明这两个问题美国一个都没有解决好。为此美国不得不加大对中东的关注力度，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正逐渐被 ISIS“拖回”中东。
　　2014 年 8 月，美军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 ISIS 实施空袭 ； 9 月，美军对位于叙利亚境内的 ISIS 武装展开空前密集的打击，为了加强打击效果，美国还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特种暗杀部队，更首次决定直接培训叙利亚的自由军 ；12 月，美国地面部队首次与 ISIS 正面交锋， 涉入力度不断加深， 这些都表明美国短期内无法 “抛弃”中东。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势必消耗美国的实力，加重美国的战略负担，同时也分散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对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效力势必下降。受此影响，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有所降低。
　　（三）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西升东降”
　　受此轮中美安全博弈的影响，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四大力量（中、俄、欧、美）中，至少有三个力量将博弈的中心转向欧陆西部。
　　首先，中国加强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同中国拥有漫长的边境线，健康的中俄关系对稳定中国“后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俄关系长期以来处于“政热经冷”的状态，经济交流水平与两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密切的政治联系极不相称。面对美国“重返”/“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巨大战略压力，中国不仅在政治层面加强中俄两国互动，更力促中俄关系均衡发展，通过加强经济联系来增强两国关系稳定的内生动力。经贸领域，除传统的油气合作外，更积极推动人民币和卢布互换业务，同时在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合作，提高中俄经济合作水平，改变传统的单一贸易模式。政治领域， 中俄之间的合作正逐渐从双边层面向国际层面延伸。两国不仅共同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和上合组织建设机制化，更在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危机中，形成某种战略“默契” ，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已成为双方的共识，中俄关系已经被越来越多认为是事实意义上的“准同盟”。
　　其次，中国进一步提升同欧洲的关系。目前中欧关系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中欧之间虽不乏政治协议，但多为宣言性质，加之长期以来，中国将欧洲视为美国的政治“附庸” ， 因此中欧之间的政治关系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在东向压力下，中国开始有意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面全面提升中欧关系： 第一， 深化对欧盟的认识。2014 年 3 月 30 日，习近平成为首位访问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元首，表明了中国已经开始将欧盟视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对欧盟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第二，加强同欧洲大国交往。 在中法签订 《中法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之后，2014 年 3 月，中国又分别同德国和法国发表了《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 ，中国不断增强同欧洲大国关系的战略性和操作性。第三，提升经济交往水平。中欧经济交往虽然维持庞大的总量，但多为贸易交流，合作层次较低。尽管当下中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都面临着发展转型的挑战，这就为中欧提升经济合作水平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2014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在访问欧洲之旅中， “讲得最多的就是创新，谈得最深入的也是创新”。中国希望通过“创新”在中欧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从而推动中欧之间在各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发展。中国有意将中欧目前简单的经济交流，通过深度的发展“捆绑” ，提升为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发展势头依然很猛的中国，其“战略西向”势必改变国际安全格局的重心和布局，加之当前不断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欧陆将可能成为未来大国力量博弈（中欧、中俄、欧俄、美俄）的中心舞台。国际安全格局态势将呈现某种程度的“西升东降” ，即东亚 - 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有所下降，而欧陆西部的安全地位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