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自身的角色转型问题，一言以蔽之，便是要切切实实地实现中共由至今还带有的浓重色彩的革命党向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转变，而唯有此也才是中共权力生态得以根本性治理的必由之路。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式将改革与发展确定为中共执政的首要任务，而由此结束并彻底否定了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执政思路，可以说这一次的拨乱反正切切实实地将中共重新拉回到身为一个执政党正确的执政道路上，而之后的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推进着社会的整体发展，而之后不断总结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无疑是为这一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要义便是解放思想，而回首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在不断地解放思想下，才得以深化改革，不断地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才能让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的提高。
随着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并将其列为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共十六大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而这一理论的提出则充分体现出中共第三代领导层在领导中国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中共自身的转型问题，并集中体现在了代表性上，而“三个代表”其实也为中共实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提出了纲领性的要求。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权力交接，在这之后的十年中，发展依旧是中共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虽说还是将发展放在极其重要并且显著的位置上，但是回首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的是我们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发展的高额成本，发展的极不均衡，发展并没有更多的惠及于民，这些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充分的现实依据，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也是旨在解答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点，则归根结底要放在“为谁发展”的问题上，不明确这一点，则发展往往就会陷入到对于表面数字的崇拜上，也就是贻害至今的“GDP主义”上，而为了实现GDP数字上的靓丽，各级地方的执政者也就难免陷入到一种“拆了建，建了拆”的高度重复且有严重浪费的“折腾式”发展轨迹之中，而这就是现而今仍然为绝大多数官员所谨遵的GDP政绩观，这一切其实说到底都是未能明确——“究竟为谁而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一中全会之后的新任常委记者见面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首次发表的讲话中言简意赅地指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以说他的这一番表态也可以说是直接解答了“究竟为谁而发展”的核心问题，当然这样的表态我们在过往的各代领导人的发言中也不难听到相似的声音，但如何让这种表态成为一种切切实实的执政体现，而不是空头支票，这说到底还是要落位于中共自身的角色转变上，也就是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性转型。
回顾中共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凭借着武装斗争而夺取政权的政党，自然而言的自身上也必然会带有浓重的革命党的鲜明色彩。在革命战争年代，要实现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一方面靠着一种坚定信念的支撑，同时也需要严格的纪律性进行保障，而这种来自于军队的严格纪律性保障也由管控思维加以集中的体现，自然之后虽说成功实现了国家的政权更迭，中共自身也坐到了执政的位置上，但这种管控思维却是根深蒂固，并未有根本之改变，虽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社会也越发变得宽松与自由，但这种管控的思维模式却从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管控与管理，看似只是一字之差，却所代表的执政理念却是相差万里，管控之核心落在控制二字上，而控制所要达到的效果便是一种将社会的发展整体纳入到自身的控制范围之内，而力求的是一种近乎于绝对的稳定，而由此与之相匹配的便是大而全的全能政府，实施的是家长式的指导与教育，而大而全的控制结果便是力所能及地将一切社会领域笼络到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由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掌控的难度必然是不断的加大，那么随着而来也必然是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虽说有时一些开明的行政体制改革意在缩减行政编制，但当这种管控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之时，政府机构一时的缩编不过是再度膨胀的开始，而这一不断膨胀的过程也必然是对民众利益剥夺与占有的过程，自然也是不断激化社会矛盾的过程，因此其结果如何也就不言自明了。
相比之下，管理则重点落在理顺二字上，理顺什么？说到底政府需要理顺的就是公权与私权的法律界限问题，而当政府切切实实的划清了这一清晰的界限，并予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的进行确认与保障，那么整个社会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的理顺了，而要实现这一点于执政党而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约束自身的权力，毕竟在权力与权利的PK中，后者是毫无疑问地处于弱势地位，一个唯有真正懂得约束自身权力并且予以法制性确认并切实遵照执行的政党才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毕竟对于行使权力的放纵，就是对于践踏权利的放纵 ，而唯有约束自身，才是保障民众合法权利的前提，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要执政党处理好自身的执政地位与法律，尤其是与宪法的地位问题，一个唯有以宪法为执政之基的政党，才算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因此依法执政，对宪法和法律抱有一颗起码的敬畏之心，才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执政者最为基本的政治素养。
未来十年，对于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而言，必将是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十年，而中国的发展能否突破改革的瓶颈，能否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能否理顺并化解不断突出的社会利益矛盾，其实根本还是落在中共的自身改革上，而中共的自身改革则归根结底要落位于其自身的角色转变上，而中共能否成功地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性政党蜕变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则关键取决于能否真真正正地将宪法与法律置之于其执政之基，执政之本的根本定位上，对此我们不妨存下一份期许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