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10年初稿 2012年11月20日重修

早在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教授报导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孙永德主任医师发现血库的血被艾滋病病毒污 染，他大力呼吁，由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领导，无结果；1995年河南省周口市王淑平医生发现供血人员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她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结果被免除公职。负责国计民生的父母官们都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控制艾滋病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一. 大搞卖血致富 不管人民死活

90 年代「单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二百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这种情况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与蔓延的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长达十多年的艾滋病，又是不治之症，死者多是青壮年人。2004年，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是年10月就有12人因艾滋病死亡，最多时10天死了8人。同一年，后扬村有34人死于艾滋病。有8户人家祖孙三代全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有的人家死绝了，有的人家剩下孤老和孤儿相依为命，形成了可怕的艾滋村。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他们不惜一切手段，用假药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真实情况，真是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将艾滋病疫情列入「保密」范畴，禁止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同时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瞭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揭露艾滋疫情的人们。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有很多艾滋病受害者，怕歧视，不敢暴露身份。他们隐藏在茫茫人海之中，已成为鲜为人知的艾滋病的传染源。另外还有很多不被自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996 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肌瘤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地意识到因库血感染而患上艾滋病病毒的人，不会只有这一个。这位病人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于是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从此我对以往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又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径与国外不同，病毒类型也不同，性传播机率低。其主要传染途径来源于「血浆经济」，而肇事的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与同伙的乌纱帽，不管人民的死活。见 "妙语"十则:

1． 某省农村艾滋病病人问主管卫生工作的张副县长："俺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张副县长回答说："人总是要死的，早死晚死不一样吗？死几个人算啥！"

（2001年春，程彦军）

2． 我原工作单位的医院杨院长说："厅里（指卫生厅）还未发现一例艾滋病病人，再有记者来采访时你就说河南没有艾滋病病人"。

（2001年12月1日，国际艾滋日）

3． 河南艾滋病问题，只要封住高耀洁的嘴，打走桂希恩，河南艾滋病就解决了。

（2002年，河南省一次会议认为）

4．"管艾滋病孤儿干啥？他们父母造孽（指染艾滋病）死了，该他们受罪"。

（2002年，某处级女干部 ）

5．"抓住高耀洁进艾滋村悬赏500元，其它陌生人奖50元"。

（2003年河南全省各地都执行这一指令）

6．我们河南艾滋病问题，关你们湖北什么事？发动村干部打走桂希恩。

（2003年，"论桂希恩教授下文楼村"）

7．某县官员说："张大夫，没关系，过两年这些艾滋病病人死完了就没事啦。"

（2003年，张可有感，某官员同感）

8． "建议把艾滋病病人关起来，杀死，烧掉。"

（2004年"国际艾滋日"北京名校的硕士生说。一位听到这话的女生反应强烈，她父母卖血供她上学，最后死于艾滋病。这位女生当场与那位硕士生争吵。此事传得沸沸扬扬。）

9．"不卖淫，不嫖娼，不吸毒，不会得艾滋病。"

（2005年，防艾知识调查发现40% 的人如此说。）

10．河南艾滋病不是血传播，是共享针头传播的。

（2008年，十七大北京会议，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河南"美女"高官所说）

以上十条"妙语"多数出自官员之口，言为心声，可见他们对这场人命关天的灾难持何种态度。他们对平民百姓的性命熟视无睹，只有权利至上，其龌龊可耻的灵魂昭然若揭。

二.我的防艾救孤工作多年遭受打压

自1996年秋，我开始编写并自费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5万多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十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二百多万册。这些费用包括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我的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也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当局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和电脑。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宣传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让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自称"国宝"的退休工人，号称自制中药酒专治艾滋病的骗子，要与我合作，我不答应。他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并再次禁止我出国领奖。

2007 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动用50多名警察，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到美国领奖时，获得希拉里单独接见（图一）。我启程之前，当局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还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其中有国会议员）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于是，我又回到郑州的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多次送我食品，还送常用物品和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来访者经常受阻，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计算机和信件。

2007年4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星"。这一消息被河南当局封闭了，至2009年春我还没有收到任何证明。出国后2011年，拿到小行星奖牌。

2007年秋季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就行了，稿费是你的。」

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本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我替他们说假话，吹嘘来欺骗他人。由此可见，众所周知的"徐光吹"果真名不虚传。

2009 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北京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家保安局便衣警察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没有找到我，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近年来，艾滋疫情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输血感染艾滋病者日渐增多。虽然官方宣传强调以同性恋，吸毒传播为主要渠道，但我目睹儿童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者达几十人，成人因疾病、外伤和手术输血感染者更多。这些感染者中，年龄最小的周枫林只有10个月，于2006年6月死亡，当时才19个月（图三）。最大年龄的农民赵承月，74岁，2006年2月因"胃出血"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难道说这些人也是因吸毒和同性恋传播的艾滋病吗？

结合本人的调查，艾滋疫情严峻，艾滋病受害者上访省、市、北京的事件多不胜举。还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向我诉苦求助，仅2008年元月就达58人。这时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依然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 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才能保住乌纱帽。为此他们用了五种 "妙法"：

1.金钱收买，请吃请喝，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 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公款旅游，这种活动最多。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吓、监控、软禁，甚至造谣诽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他们说，艾滋病防治得力，现在，有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而那些领导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目的。他们互相吹捧，互利互惠，大官高升，其乐融融。只要没有人敢说真相，互掩互盖，外界便无人知晓他们黑暗的内幕，更无法知晓艾滋病的真实情况。

在河南和外省各地，我可以举出大量例子来说明许多人被五个"妙法"击倒了。我不想伤害他们，他们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这种现实。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造成大量艾滋病感染和死亡的「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去尽力捂盖子，中国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这场艾滋病灾难死去多少人？只有天晓得！说白了，官员造成了血祸，血祸造成了艾滋病泛滥。

三.为了揭露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走出国门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4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误了法国方面的谈话时间，至今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年5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我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6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免遭更多麻烦。同时可以把我手中这些书稿修正完毕，发给出版社。我曾经多次想，如果我遭遇不测，这些书失去了历史价值，我就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多年！在坎坷的道路上，在艾滋疫区，不知见过多少艾滋病带毒者的磨难与贫困，病人的痛苦与呻吟，临死前的眷恋与泪水，家属们的悲哀，孤儿们的怨恨，还有被艾滋病魔夺走了全户生命的人家，只留下空荡荡的卖血钱盖的青砖瓦房。在野地里增加的新坟，村子已被坟墓包围。2002年，政府号召开始平坟。近来，河南发起了平坟运动。2012年艾滋重病疫区河南周口地区3个月内铲平230多万座坟墓，这是对掩盖艾滋病疫情又一新招。更让人痛心的是艾滋病患者在歧视和冷漠中过着非人的生活。近几年来更出现了许多患有艾滋病的弃儿，请看被台湾关爱之家收养的弃儿们。当今世风每况日下，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已见怪不怪。

岁月不饶人，既老且病使我力不从心。自2006年4月老伴去世，再没有一个家人帮助我的工作，子女们总怕招惹是非，更怕惹怒了贪官们的私欲。还有人看到我那几万元奖金而眼红，骗子们更是不停地骚扰我。我孤苦伶仃，度日如年，若不是这些书需要留在人间，我早该安息了！死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是我真 实的想法。我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这是被社会逼出来的。我不是艾滋病病人，也不是家属，只是凭我这颗普世良心，替这个艾滋弱势群体说些真话，做些实事，苍天无眼，逼得我走到如此地步。

举个例子来说吧，官方悬赏五百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它人赏五十元），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14日，我和复旦大学高燕宁教授，香港杜聪先生（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旁系后裔）在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当地警员抓住。我去艾滋病病人家中送东西，村干部站在屋顶上监视着。若把东西给这些村干部，病人就一点也得不到了。我往贫困疫区寄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计算机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我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我的工作被迫无法进展，只好闭门静心总结这十多年来的艾滋疫情见闻。

2009年6 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使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让后人评说，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此时我已不知哭了多少回，有时我流的泪把枕头湿透。当时本人已八十三岁了，在世年日为时不多。为了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告知世人，我离开自己的国家，飞越重洋，冒险远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除权贵阶层人员之外，还有很多人关心我，拥护我，支持我。我到美国三年多了，很多人从国内来看望我，还有华人华侨，美国白人黑人，我昔日的学生，纽约各大学来的人更多，很多每周都来帮助我工作，抗艾工作者经常来信。既有美国的基层人员，也有美国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国务卿希拉里女士，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等，他们都很关心我的生活与健康。我三年来又出版了五本有关艾滋病的书，有的书在香港获奖，并译成英文出版。我虽然身居异乡，精神并不孤单。我住在纽约快三年了，生活很快乐充实。本人86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希望尽量搞艾滋病有关资料，不想再与其他事务联系，不愿再添加任何麻烦，故婉言谢绝与外界的各种不必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