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马来西亚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和困境。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腐败问题等掣肘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也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自1977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始终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线。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下，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问题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为束缚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来，以新总理纳吉布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力图重燃马来西亚经济活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一、马来西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二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增长陷入停滞状态，人均GNI难以突破，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包括：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产业结构未能成功转型升级，技术和知识贡献率很低；金融体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场波动能力差；城市化问题严重；民主进程缓慢；腐败滋长和权利寻租现象横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国际公认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马来西亚就是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曾是东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甚至要比韩国更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迅速走向工业化。1977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I就已经达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韩国人均GNI为93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401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水平，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金融体系脆弱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缓慢。1998-2010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只有2.07%。21 世纪初马来西亚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只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韩国人均GNI的34.5%。 201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 19890美元，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二、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现行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结构、人力资源发展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马来西亚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致使国内经济转型乏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看，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驱动力，扩大内需成为支持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整个变化过程类似一条马鞍型曲线，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倒马鞍型曲线。比如，1970-1990年，韩国投资率从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韩国投资率从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费率75.4%从上升到83.5%左右。从总体上看，亚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率普遍达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率仅维持在60%左右，仍未达到亚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费率水平。此外，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结构也不尽合理，马来西亚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高达20%左右，而日韩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3%左右，和日韩消费结构相比，马来西亚明显是一个生存型的消费结构。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未能成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是因为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马来西亚基尼系数为0.462，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是亚洲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15%最富有的阶层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85%的社会大众仅仅掌握了20%的社会财富。15%最富有阶层人均收入为36784美元，85%的社会大众人均收入为 1623美元，两个阶层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线以下。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威胁马来西亚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09年马来西亚2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间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所以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增加不足于弥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消费下降，结果导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缺乏驱动力。
（二）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马来西亚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向工业化。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涨。在与中国、越南等低生产成本国家竞争中，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下降，马来西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面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欧美国家的需求疲软，马来西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由此马来西亚进入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由于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长期被锁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缺乏比较优势，使得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难。目前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现行教育体制僵化过时，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虽然马来西亚对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僵化过时，被马来西亚企业界批评教育内容严重脱离生产实际，产学脱钩严重，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马来西亚现有人力资本已经到了极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马来西亚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372人和44人，远远低于日韩研发人员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韩国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马来西亚美国电子工业（MAEI）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严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许继续雇佣外籍员工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拥有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投入（R&D投入）约为11亿美元，只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0.64%，远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RSLD的投入。2009年马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数仅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韩国获得的专利数分别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的技术自给率很低。马来西亚的高新技术多半是由外资和合资公司掌握，而本土企业维持经营多是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研发水平的提高。高端技术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移动产业价值链的动力，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升级转换。
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如今在低端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加工方面，面临着中国、越南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受到了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端挤出效应。在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马来西亚又难以在人力资本、产品质量、技术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进一步增长，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体制改革滞后和腐败问题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战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战后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1971年）到改革运动兴起（1999 年）；改革运动兴起（1999年）至今。战后到1999年是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形成阶段，1999年改革运动兴起标志着马来西亚威权政治开始面临转型压力。马来西亚曾通过威权政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国民经济起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马来西亚仍继续沿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腐败问题、权力寻租、市场行为扭曲现象大量浮现，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同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义和种族文化影响。这种族群主义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因为这一主义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适时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这严重破坏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安定。比如，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就带有明显的种族倾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住民优先政策。依照新经济政策规定，银行贷款、商业经营许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马来人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的经济比率调整目标。这项政策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非马来资本的生产积极性，造成马来西亚大量私人资本出逃，严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直接参与到微观经济运作上，导致马来西亚出现金钱政治。
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对权力缺乏坚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权力泛化滥用现象严重。腐败掠夺和破坏马来西亚的公共财富，使马来西亚公众利益直接遭受损失。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腐败印象指数（CPI）为4.3，世界排名第60，这是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贪污指数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马来西亚是除了中东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输出国之外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2000-2009年年间马来西亚人均外流赃款为5320美元。同时，在马来西亚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恶化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环境，严重妨碍马来西亚私人资本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其中，2010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私人部门投资水平的1／3，也是亚洲私人部门投资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失衡，城市化问题凸显
马来西亚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造成马来西亚过度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906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49.8%。200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145l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高达2051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30年马来西亚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7.6%。过度城市化导致马来西亚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马来西亚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凸显。此外，过度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发展与工业发展争夺资源，反过来制约了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
三、马来西亚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的共同远景指导下，马来西亚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试图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一）马来西亚推出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方案
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制定新经济模式方案、政府转型计划，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试图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因素。
在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为系统的当属2010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模式方案（NEM）。它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和经济发展思路，并将成为指导未来10年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NEM的主体框架分为：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其中，三个阶段目标分别为：20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国家财富增长；满足当代需求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四种动力分别为：坚定的领导和政治意志力；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推动力；在政策执行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政策的适应力。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营部门活力、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力、强化公共部门、实施透明和市场友好型的平权政策、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增长源泉和确保可持续发展。
2010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GTP的宗旨及目标：公平对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权益将受到保护；以民为先，关注人民的需求；通过透明化与责任制，以绩效为先。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个关键成果领域，即打击腐败，减低犯罪，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领域。
201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个马来西亚的宗旨是维护及巩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团结以面对各种危机及挑战，这预示着马来西亚政府将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团结和消除种族歧视，为新经济模式方案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重视人力资本发展，注重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鼓励技术研发
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政府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十个大马计划。第十个大马计划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个理念是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的。新经济模式中提出的12个国家重点经济领域中，七个是高度依赖熟练劳动力的领域，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电子电器产业。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过教育、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劳动力队伍已迫在眉睫。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未来将重点提高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质量。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将成为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办法。为了吸引外国人才和扭转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2011年1月，马来西亚“人才公司”成立。该公司将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筹划全国人才的蓝图，并且负责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培训的所有人才问题。这一举措将提高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帮助马来西亚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马来西亚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制约着马来西亚经济转型。政府已经承诺将促进科技创新，鼓励研发和促进研发成果商品化。1992年马来西亚成立科技发展公司，科技发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马来西亚国内对新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 2009年科技发展公司拨款1.43亿马元给95家企业，同时用3.50亿马元参股50多家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另外，马来西亚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和研发。2007年开始，马来西亚将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海洋和空间研究和科学技术服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三）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专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发挥私人资本对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由马华公会和战略分析与政策研究学会合办的华人经济大会上说：“私人部门对2020年远景规划的项目和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第十个大马计划每年6%的增长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推动，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私营部门。”2001年至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马来西亚寻求在未来10年实现私人投资翻一番。马来西亚政府智囊机构宣布政府核准的131个项目所需4440亿美元总投资，其中的60%将来自私人公司，32%来自于政府相关公司和8%来自于州。和过去10年政府投资主导社会总投资，私人投资仅占总投资10%左右的情况相比，这将在根本上改变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近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种种限制。2009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权出售给马来人，但这不适用于战略性产业如电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权给民众，而其中的一半必须出售给马来民众。政府允许股票经纪及单位信托公司外资持股由原来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可达100%。同时，马来西亚政府收回了马来西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C）的大部分权力。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曾包揽马来西亚一切外资相关事务，经常无端对外国资本施加各种限制和阻拦，被外国投资者讽刺为马来西亚竞争力提升的障碍。为了鼓励外国投资，马来西亚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大部分主要工业化国家签订投资保障协定。
参考文献：
[1]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转型——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挑战[J].农村经济，2011（4）.
[2]张飞，全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J].亚大经济，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