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亚洲的这两个大国40年来和平友好、互利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但近一时期两国间龃龉增多、分歧凸显，又不能不让人们感到忧虑。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缺乏政治互信是影响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越是在两国关系遭遇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努力扩大共识，维护大局，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中日关系 复交40周年 政治互信 战略互惠
从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迄今，已有40个年头。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这通常指的是人到了40岁就会趋向成熟，有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延续人生道路的决心，再也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那么，中日关系是不是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呢？从中日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取得长足发展，已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这一点而言，堪称已趋向成熟。但从近年来两国关系总是磕磕碰碰、风波迭起的状况来看，中日关系又似乎与成熟、稳定的双边关系距离甚远，很难说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换言之，两国关系中既有“不惑”的一面，又有充满疑虑和困惑的一面。
本文拟就中日政治关系出现较多波折和困难的深层原因以及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途径，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
一、中日两国40年来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与40年前相比，现在的中日关系已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拥有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首先，两国高层密切往来，政治领域的对话日趋制度化。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天皇、皇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互访，这是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两国政府首脑一级的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期间的会晤呈日趋频繁的局面，一系列对话和磋商机制得以建立。40年来，两国间先后签署和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等四份政治文件。这四份政治文件是两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是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2011年底，野田佳彦首相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民主党执政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其间，两国领导人就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并就加强两国在能源环保、金融、灾后重建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
其次，两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彼此已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10.8亿美元，2011年跃升为3428.9亿美元，增加300多倍。而且，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为20.6%，差不多是第二位的日美贸易总额占比11.9%的两倍。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达6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9.7%。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已逾800亿美元，是中国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另一方面，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方兴未艾，持续增长。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显示，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在近四年内增加了20倍。目前，中国是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截至2011年底，中国持有的日本国债总额为18万亿日元(约合1.46万亿人民币)。从2012年6月1日起，日本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启动了日元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中日财政金融合作在欧债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有利于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也有重大意义。
再次，两国间的地方交流和人员交流呈欣欣向荣的态势。目前，中国各省市与日本都道府县等自治体间缔结的友好城市(省县)共有250对，分别占中国对外结好城市的首位和日本对外结好城市的第二位。1972年两国的人员往来不到1万人，两国间甚至没有一条直通航线，2011年两国的人员往来增加到528万人次。其中，日本来华人数为365.8万人次，中国赴日人数为162.3万人次。每天都有100多个航班往返两国的20多对城市间。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到2010年底，在日中国人已达65.7万人，超过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总和，成为最大的外籍居民群体。而在中国长期居留的日本人也有13余万人。其中，上海是海外日本侨民最多的城市。2011年3月，日本发生里氏9.0级地震和特大海啸，中国人民感同身受，中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表示对灾区人民的诚挚慰问，并迅即派出救援队，提供救援物资。胡锦涛主席特意到日本驻华使馆悼念罹难者，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中日韩峰会前还专程前往震灾现场进行慰问。这些举措深得日本各界的好评。中日两国政府决定将2012年定为“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多达400项的活动正有序展开。享誉世界的中国年轻钢琴家李云迪在日本的公演以及日本人气偶像团体AKB48在中国的巡回演出都引起轰动，拉近了两国民众的距离。
中日两国是亚洲两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两国的和平友好、互利合作，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各自的发展，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40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所取得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当年两国政治领导人排除干扰、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断是高瞻远瞩、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二、中日关系正处在是继续长足发展还是停滞、漂流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
许多迹象表明，中日关系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近一时期，在促进两国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积极因素不断增长的同时，导致双方龃龉增多、分歧凸显的消极因素也在蔓延、滋长。
世界上任何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日关系也不例外。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一直是在风风雨雨中前进的。一般而言，20世纪70～8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成长期”，冷战结束的90年代则是对立与分歧相对增多的“磨合期”。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两国在各自加快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先是相互进行战略摸底，继而围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了战略对峙，首脑互访中止了五年之久，是邦交正常化以来绝无仅有的。从2006年10月起，中日两国高层进行了名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的一系列互访，双方一致同意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关系全面回暖，堪称“柳暗花明又一村”。
正当人们期盼着中日关系能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的时候，两国间再一次出现激烈冲撞。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拦截中国渔船“闽晋渔5179号”时发生碰撞事件。日方执意扣船抓人，宣布将按日本国内法进行审判。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方强烈抗议，但由于日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最终不得不采取强烈反制措施，中日关系由此出现了严重对立。此后，双方虽曾努力寻求转圜，缓和气氛，但两国关系中不和谐的噪音仍此伏彼起，绵延不绝。
进入2012年后，日本国内对华消极因素急剧蔓延滋长，致使两国间的对立与分歧明显增多，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涉及领域广，升级速度快。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制造事端，涉及范围从否认南京大屠杀、怂恿反华分裂团体“世维会”在东京活动，到炒作“购买”钓鱼岛等，涵盖了历史、涉疆涉藏和领土争端等各个领域，呈现出“综合并发症”的特征。而且，从2012年4月16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首次提出“购买”钓鱼岛，到6月2日多名国会议员参加在钓鱼岛海域举行的“钓鱼比赛”，再到8月抓扣香港保钓人士，国会议员和右翼团体成员赴钓鱼岛海域“慰灵”和登岛，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急遽高涨，给中日关系笼罩上一层厚厚的阴霾。
第二，右翼先发难，政府紧跟进。近期中日间的龃龉与对立，往往是日本右翼势力率先发难，日本政府或是默认或是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随即却又踩着右翼势力先行的轨迹，将其破坏中日关系的倒行逆施
上升为国家行为。石原慎太郎作为一名混迹日本政坛多年的“鹰”派政治家，其炒作“购买”钓鱼岛的过激行为无非是为了抬升自己的政治行情，但令人吃惊的是，身为首相的野田佳彦在2012年7月7日宣布，为保持对钓鱼岛的稳定管理，日本政府正就购买有关岛屿并实现“国有化”进行综合研究。这一罔顾中日关系大局、违背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错误决定，将两国关系再一次推向冰点。
第三，多边为舞台，拉帮对中国。从近期日本政要的表现来看，大有将中日间的分歧推向国际社会、拉帮结伙对付中国的趋势。2012年6月2日，野田内阁的防卫副大臣渡边周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期间，声称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对日本是威胁。不仅如此，日本在深化日美双边军事同盟的同时，极力促成日韩军事情报合作协定的问世，并且同菲、越、印等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也打得火热，从首脑互访、联合军演，到提供巡视船。日本的政治家和主流媒体并不讳言这些动作是为了“牵制中国”。两国间的战略博弈已从双边关系的领域溢出扩展至地区和全球层面。
显然，如果听任上述消极因素蔓延滋长，势必会迟滞和影响两国间日趋密切的经贸交流和民间往来，使中日关系偏离正确的航向，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漂流、倒退的局面。事实上，由于两国政治关系风波迭起，龃龉增多，国民感情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2012年6月20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八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都降到了八年来的最低点。中方调查显示，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占64.5%，低于2011年的65.9%，但高于2010年的55.9%。日方调查显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占84.3%，比2011年高出6%，比2010年高出12.3%。中方调查显示，认为中日关系“非常好”或“总体来说比较好”的比例为42.9%，比2011年下降11.6%。日方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非常好”或“总体来说比较好”的比例仅为7.4%，比2011年的8.8%还要低。由于受样本数和设问的限制，民意调查的数据是参考性的，但严峻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三、中日两国缺乏政治互信是影响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日关系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缘何会出现此曲折与反复，其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这是两国在彼此力量对比发生“世纪逆转”后进入心理调适期的客观反映。
2010年，由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一年。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有日本的十几分之一，但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仍然引起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朝野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国民都有一种对亚洲近邻特别是中国的优越感。二战后，日本实现了被誉为“世界经济奇迹”的高速增长，坐上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足足有43年。但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迅速上升，日本越来越感觉到其在亚洲的地位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威胁。主要表现在：(1)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结构”趋于解体，日本在东亚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已不复存在；(2)美国在诸如朝核、伊核等问题上，常常撇开日本与中国磋商，一些智囊人物甚至提出中美实行共治的“G2”构想，致使日本精英层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3)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参加的“二十国峰会”取代日本作为亚洲唯一代表出席的“八国首脑会议”成为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论坛，日本昔日的“亚洲代表”光环迅速褪色。亚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两强并立”的局面。中日两国GDP排序易位后双方都需要经历一段心理调适期。就中国而言，原先不曾料到会这么快赶上日本，不习惯被推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而日本则是在震惊之余，倍感痛苦和难以接受现状。一二十年前还远远落后于自己的中国，居然会反超并取代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这使许多日本人心里难免会产生悔恨与嫉妒相交织、警戒与怀疑相纠结的心态，既担心中国可能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进行“秋后算账”，也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将自己贬为附庸。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摩擦与对立的敏感时期。
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在日本各大书店畅销书柜台上陈列的书要么是渲染中国危机重重、即将崩溃，要么是强调中国“威胁”日本和世界，是新的亚洲盟主、超级霸权等等，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更是充斥各种报章杂志和电视报道。政治家们则以敢于对中国说硬话、狠话自诩。从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一些政治家和舆论领袖的激烈反应和大众传媒煽情式的报道来看，日本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已经失去了原本还有的那么一点点自信。这起事件激活了日本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一时间，日本政坛和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极端的和违背常理的言论。例如，时任官房长官的枝野幸男公然称中国是“恶邻”，与中国“不可能有战略互惠关系”。外相前原诚司更是指责中国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的应对是“歇斯底里”。几十年来日本外相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朝日新闻》前主笔船桥洋一在《致中国友人的信》一文中言之凿凿地称：“日本和中国现在又回到了原点，前方一无所有，十分凄惨。”他呼吁日本人“丢弃天真的想法，降低期望值”，“准备同中国进行一场漫长斗争”。这种愤激之言出自这位“国际派”的著名媒体人口中，不能不让人们感到惊讶。
其次，这是民主党执政团队中“少壮派”集团推行外交冒险路线的严重后果。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掌控日本的最高权力。这是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政坛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迭，是日本国内人心思变、人心思新的结果。但是，民主党毕竟缺乏执政经验，又无法驾驭庞大的官僚队伍，这就导致它执政后在内政外交上接连出错，陷入困境。民主党政府的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致力于构筑“对等的日美关系”，密切与中韩等亚洲近邻的睦邻关系，引起美国强烈不满，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蓄意设卡，导致鸠山执政不到十个月就被迫下台。继任首相的菅直人急于修复日美同盟关系，除了在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维持原定方案、迁就美国外，还重用党内“少壮派”集团，直至将政权完全交给“少壮派”集团，致使日本的外交格局再次出现了小泉时代对美倾斜、对华强硬的失衡局面。
民主党内的“少壮派”集团以“凌云会”会长前原诚司、“花齐会”会长野田佳彦为代表。他们不仅毕业于松下政经塾，其麾下也多半是松下政经塾的同门弟子。松下政经塾以“培养建设新国家的日本领导人”为宗旨，其毕业生以信奉新保守主义著称，与自民党内的“鹰”派政治家毫无二致。前原诚司在2005年9月出任民主党代表后，主张日本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并称中国是日本的“现实威胁”。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时，前原身为指挥海上保安厅的国土交通大臣，亲自下令逮捕船长，扣押审讯，显然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菅直人第二次改组内阁时，前原改任外务大臣，更是用在野党时期惯用的冲撞路线来应对这场风波，企图迫使中方接受日本对涉事船长行使司法管辖权的事实。如果这次审判能形成判例的话，前原自然是日本外交的最大功臣，而即便做不成，也可乘机抹黑中国，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震慑其政治对手，特别是让冲绳居民接受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的方案。前原等人还反复强调，中日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日本的一位退休外交官指出，这正是当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一贯的主张，是让日本国民产生强烈屈辱感和愤怒的说辞。“在为最大限度回避武装冲突而进行外交努力时应该停止这种让中国人感受‘葛罗米柯式屈辱’的做法。”
野田佳彦是松下政经塾第一期毕业生，在民主党“少壮派”集团里属于“大哥大”式的人物。菅直人辞职后，野田于2011年9月当选民主党代表和日本第95任首相。强势推行消费税增税和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进程，在内外政策上与自民党趋同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些评论家尖锐地批评民主党已成为“第二自民党”。野田上任初期以“泥鳅”首相自诩，在处理对华关系上还比较谨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鹰”派政治家的色彩日渐显露出来，有些地方比自民党走得更远。例如，他在出席自卫队阅兵式时用“忘战必危”鼓励官兵做好应对不测事态的准备。如此露骨的战争叫嚣，连自民党时代的历任首相也不敢轻言。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的主张后，野田先是予以默认，但回避明确表态。小泽一郎率领其支持者脱离民主党后，野田佳彦面临的政治压力日益加大，政治运营陷入困境。于是，野田便铤而走险，宣布了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这固然是为提升民意支持度、化解政治危机的对策，也是野田一贯主张的强化对钓鱼岛“法理占有”的必然结果。野田罔顾中日关系大局，挑衅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利益，势必导致中日关系由“盛夏”跌回“严冬”。
再者，这也是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加紧构筑防华、遏华战略联盟的必然趋势。中日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一直是与美国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日本作为美国盟国，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上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中美关系发展顺畅，日本就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而一旦中美交恶，日本就不得不与中国拉开距离甚至踩上一脚。另一方面，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中日这两个在亚洲拥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走得太近，以致削弱美国对东亚事务的主导地位。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对倡导“疏美入亚”路线的鸠山由纪夫百般施压并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换句话说，日本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究竟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美国。
奥巴马上任后，鉴于过去十年里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削弱了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增长最快最富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的关注，开始逐步将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在美国眼里，已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其霸主地位的竞争对手。但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加上美国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明显下降，它已经不能单独遏制中国。于是，美国便采取拉帮结伙的办法，构筑防华、遏华的战略联盟。其策略一是强化它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双边军事条约，二是借口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唆使东盟中的个别国家将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和国际化，压缩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空间，三是利用美国主导的TPP，打乱“10+3”、“10+6”的进程，对正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巨大影响的中国进行牵制。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的这三大策略，招招与日本有关，而日本的当权者也是亦步亦趋。近期，日本国内在中日关系上的噪音明显增多，其源于美国“重返亚洲”的这一战略调整。自然，对日本的“对美一边倒”，美国也是“投桃报李”。以钓鱼岛问题为例。美国过去一向小心谨慎地避免介入。1972年2月，时任总统安全助理的基辛格曾明确提出，让钓鱼岛问题沉寂下来最符合美国利益。1996年9月，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表示，美国在有关钓鱼岛的争端中不会给日方提供保护，钓鱼岛不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但是，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盖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等政要却异口同声地宣称《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将“非常坚决地支持我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日本”。同年12月，日美两国在毗邻钓鱼岛的九州岛大分县海域举行了以夺取被占岛屿为目标的两栖军事演习。到了2012年，美国更破例允许日本借用美军在毗邻关岛的提尼安岛派驻由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进行训练和演习，并有意将其升格为自卫队的常驻基地。其所作所为，显然是给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中“少壮派”集团的对华挑衅行为撑腰。
四、在两国隔阂和疑虑加深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关系在步入“不惑之年”之际出现的扑朔迷离、方向偏移，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讲，是两国在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相互重新定位和调整关系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40年来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逐渐增多，彼此都从与对方的交流和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好处。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最新的民意调查尽管显示出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观感严重恶化、普遍不看好双边关系的现状，但中日两国的被调查者中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和“总体而言比较重要”的分别占78.4%和80.3%。这应该是未来改善两国关系的出发点和民意基础。另外，国际格局在进入新世纪后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大国间的博弈加剧，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趋向缓和，国际大环境也不允许中日两国加剧对峙直至引起严重对抗。中日关系中“不惑”的一面是主流，“惑”的一面是支流。
回顾40年前，中日两国不仅处于隔绝状态，而且还存在着反对邦交正常化的强大政治势力。中日两国终究还是结束了不正常的过去，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应该说两国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长年累月的努力为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堪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是，最终能克服障碍、一气呵成则是和当时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为首的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果敢坚定的政治决断分不开的。
回顾两国老一辈政治家为揭开中日关系新篇章所做的努力，至少有四点启示是未来增加政治互信、深化与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要借鉴的。
第一，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间交往很少，共同利益并不多。但双方的领导人坚持从大处高处着眼，坦率对话，求同存异，终于为两国人民开拓了一条“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间很容易产生竞争意识，并且由于彼此利益的错位、对立、冲撞，势必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竞争本身并不是坏事，它可以促使彼此努力提升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核心竞争能力。但是，过度的竞争甚至相互对抗和排斥，却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越是在两国间分歧和对立凸显的时候，越是要清晰地意识到长期友好合作是中日两国唯一的选择。“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要准确地对对方国家进行战略定位，实事求是地客观评价对方国家的发展趋势，不能让个别领域的分歧和对立来扭曲和动摇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大方向。
领土问题牵涉双方的国民感情，中日两国都不可能在领土争端中放弃自己的立场。但领土争端再大，也大不过两国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大局。在暂时难以打开僵局之时，应致力于防止偶发事件引起的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两国国民情感对立的扩大。与此同时，宜在两国没有争议的领域扩大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酝酿、巩固彼此间的信赖，为解决争端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第二，忠实履行两国间的政治承诺和共识。当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总理引用《论语》中的“言必信，行必果”，赞扬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使两国的和平友好有了良好的开端，田中首相也以“信为万事之本”回赠。事实上，回顾40年来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凡是忠实地履行了两国间的政治承诺，双边关系就前进，反之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增进政治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强调“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既是两国在经历一系列风波后达成的共识，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对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一些日本官方文件如《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中，依然在渲染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而从一些政要的表态中也不时可以听到对“中国威胁”的指责。这类言行有损两国间的战略互信。未来，两国间应该通过政府首脑和知识精英、舆论领袖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战略对话，就双边关系和各自内外政策及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努力提高政策透明度。特别是要围绕中日四份政治文件，就双方40年来是否遵循这些基本原则进行评估，探讨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两国如何与时俱进地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第三，互相照顾对方的战略关切。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与双方领导人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互相体谅对方的处境，照顾对方的战略关切是密不可分的。“复交三原则”是中方为实现邦交正常化提出的政策底线。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是在接受“复交三原则”的大前提下启程访华的。但是，在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中方照顾到日方的处境，没有坚持将废除“日台条约”写进《联合声明》文本，而是采用由大平外相举行记者会宣布“日台条约”失效的方式解决了这一悬案。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①这段话说得太深刻了。我们今天在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时，也要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要照顾到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要照顾对方的舒适度，不能唯我独尊，一意孤行，甚至为谋求眼前的、狭隘的政治利益，把对方逼到不得不出手反击的地步。
第四，进一步推动两国民众的直接接触与交流。中日友好归根结蒂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而民间交流一向是中日关系的传统优势。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以民促官”。目前，中日两国都处在重要的转型期，社会思潮日趋多元化，而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加快资讯的传播速度，也终结了传统的信息单向传输模式，使得“草根”的声音越来越对舆论导向和政府决策发挥影响。少数舆论领袖和传媒的偏见与误读也已不能完全左右两国社会的主流思潮。
在新形势下，两国一定要努力扩大各阶层各领域的民间交流，超越狭隘的民族情绪，培养公众的国际意识。这将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青少年代表着未来。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青少年都是最富活力、也最具可塑性的人群。中日两国间已有加强青少年交流的机制性安排，未来应进一步加大青少年交流的力度，广泛播下友谊与信任的种子，增加彼此对对方国家的魅力，为推进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莫道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也是对各自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共同挑战和课题，在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诉求和战略需要。相信两国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一定能拿出智慧，克服彼此间的隔阂和疑虑，争取互利双赢，共同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来源：《日本学刊》2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