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决策者越来越需要智库的帮助。时代的发展要求对智库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进行思考，这是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科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开始，也可以从理论开始，还可以从问题开始。从历史开始的研究往往适宜于构建理论体系，可以对现实问题做出解释；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既可以构建理论体系，也可以指导实地研究并形成新的理论；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可以通过理论解释形成新的理论框架，也可以通过理论、历史和实地研究形成解决问题的答案，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条条大路通罗马。检验智库成果的根本是看它们是否能够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拿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现时代，发展不仅要有大思路，也要有具体的对策。在基本战略确定之后，具体的政策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针对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研究和探索中进行理论解释、历史分析、实地研究。通过理论分析来寻求问题的本质解释，通过历史分析来解释同一问题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的，以求得启发；通过实地研究寻求现实中问题的答案。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对于在一些地区是问题的问题，在另外一些地区可能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有现成的答案。寻找解决问题的方略是复杂和艰难的。“描绘天堂比指明通往天堂的路容易得多，只描绘了天堂而没有考虑指明道路的人其实没有做出任何有益的事情”。(彼特·伯恩斯坦：《繁荣的代价》)“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学术研究之要义“，怎么办”是智库研究工作的核心和重点。二者分野于此。不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很难提出解决问题之道的，但知道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也未必能够道出“怎么办”。中国目前实际就面临这样的局面“。怎么办”涉及对政策的把握和理解，还需要对现代政策机制熟悉。智库可以自己去探索“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可以通过学者们的学术研究直接获得答案。现代社会中，最好的方式是合作。真正的智库一定是一个密切合作的群体。
中国在走向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找到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知道了“中国的特色”，这个特色形成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政治、时代等特征，从而也就知道了“是什么”和“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尽管如此，中国依然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要总结自己发展的经验，地区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鉴，还要不断创新。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探索永无止境，创新也永无止境。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处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创新已经摆在了中国智库面前，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
发展是沿着多个路径进行的，有的是在理论创新基础上，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取得突破。有的是通过实践自身的创新。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到各地调研时，经常对地方干部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学习的，因为地方在实践中创造了很多的经验，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我们总是在追赶实践”。费孝通教授一生都在追赶中国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国当前这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许多是前沿性的，没有理论和经验可循，实务者自己在摸索，研究者要跟进，否则就会落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各地实践基础上逐步成熟的。眼下各地正在进行的社会性试验，诸如社区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会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太大，发展极其不平衡，在一些地方是问题的问题，在另外一些地方却不是问题，或者说已经解决了，也有经验。别的地区可以借鉴，学者可以总结，提炼出理论和政策，供别的地区学习和参考，也可以提升为新的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研究发展中的问题，要看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基层公共消费和就业问题上，上海和北京走在了前面。北京自2007年建立了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社会建设办公室，并在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上海市2009年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上海浦东在建设类似工业园类型的“公益孵化器”。另外，厦门很有特色，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成都市的统筹城乡改革综合试验区与基层推行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一体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还有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的和谐社区建设也很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科学研究就是去研究一个真实的世界，并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智库就是要在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告诉人们怎样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但是，是带着问题和理论去认识并告诉人们这个真实世界的。
借鉴国际视角透视中国问题
针对中国面临的问题，看看国际上主要国家在这方面如何做的是会有启发的。国际经验可以提供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思路。这些，我们在对公共部门就业问题研究中体会特别深。在研究地方公共消费和就业问题中，我们收集了大量主要国家的地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和建设的资料和数据，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西欧诸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对它们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对我国现阶段的一些问题的思路也就比较开阔了，至少会有很多的启迪。
我们的体会是，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一定不要离开被研究国家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便是考虑了历史发展阶段，也还要考虑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和政策。很多研究离开了历史的阶段性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往往会混淆视听。另外，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研究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都是成功经验，也有教训，也有不成功的范例。要摆脱那种“凡是外国的都是先进或好的”理念。对此，在经历最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就不应当再有疑义。
重视理论探究和综合分析的价值
做理论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各种现实问题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甚至从基本理论开始，对于分析问题的实质确有帮助。公共就业问题在深层次上涉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公共管理理论等。理论的作用就是对现有的思路和实际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和解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论证。中国学术界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做研究要有理论框架，这是对的。有了理论框架，问题的研究才会深入下去，研究也就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当然这种研究方式也有问题，就是，理论毕竟是以往经验的总结和提炼，面对新的发展和事实，它如何解释？这是一个悖论。它可能能够解释得到的结果，也可能解释不了。解释得了，我们且叫论证，解释不了可以形成新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新的解释。面对这个悖论，决不能作茧自缚，必须有所创新。于是，就有了理论上的创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在理论方面都需要创新的阶段。
不管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现实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现有学术研究的视野，人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理论来引导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从2007年底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打破了所有理论和学术上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自由不受干预的市场是有效的；如果市场犯了错误，它自身会迅速纠正。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管制只会阻碍创新。社会部门只有企业化管理，才能提高效率，等等。历史教训我们重新审视公共部门的作用。
对现实问题研究发现，政府需要发挥作用，社会也需要发挥作用。经济需要在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找到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承认公共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重要办法就是寻求和实现这种平衡。面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德国政府出台了养老保险法等；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出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自那以后至今的历史过程中，经济什么时候在这些因素之间找到了平衡，就会稳定向前，否则，就会出现危机和动荡。20世纪下半叶，美国失去了这种平衡，并通过全球化来向全世界推行这种不平衡，最终导致了全球一道来为美国埋单。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思考问题，我们深深感到，决策者们必须认识到，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投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更扩大至公共领域，以及就业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更扩大至公共部门，投资不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更扩大至人力资源领域的时候，转变发展方式，就已经远远不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是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政策的重点必须放在创造就业上。
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决策往往是经济学家们的事情。当然，公共管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对于经济问题的缺乏了解也阻碍了他们参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决策。造成当前经济政策缺乏通盘考虑的原因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缺乏全盘考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是存在许多问题的，而且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近距离观察美国经济，你会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个社会里，十年来就连中产阶级也面临收入的停滞不前；社会不平衡日益加剧；尽管也有例外，但穷人靠自己的力量爬到社会上层的比率比‘老欧洲’还要低”。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其新著《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的沉没》（Free fall: Ameirca, Free Market,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的一段话，值得深思。其实，在这之前的许多美国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诸如资本主义3.0，等等。斯蒂格利茨还说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在另一路上走得太远了——创造一个物质高于道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获得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以环境和社会问题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没有团结起来解决大家的共同需求，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和市场基要主义令集体感荡然无存，导致一部分人疯狂剥削不受保护、容易上当的弱势群体，令社会鸿沟加剧”。分析这个问题，直接的结论应当是：追求个人主义不会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间接的结论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它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跑到一起。若让它们跑到一起，还需要另外的力量和机制。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公共领域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决策者不仅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历史视野。1929年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在经过短暂恢复之后，不到一年又陷入了低潮，反反复复。2009年底和2010年初，有人预料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复苏就在眼前，不料下半年全球经济又出现动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政府政策不能没有历史感。通过具有全局性的历史视野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根据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性特征来制定政策，这一点在当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决策咨询进入了一个需要更多领域专家参与的新阶段。而且，中国决不能因为自己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而固步自封，中国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各国的经验与教训，必须吸收各国专家参与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大包容性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