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伟大之处，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社会秩序都依靠刽子手；他是人类社会的恐怖，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将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带走，那么，秩序马上会被混乱所取代，王座倒塌，社会解体。上帝，统治者权力的来源，也是惩罚的来源。他将我们的世界悬在这两根柱子上……”

这是18世纪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一段话，其人推崇的是暴力、黑暗、极权。在18到19世纪——再造价值源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像迈斯特一样反对自由的思想家可不是一个两个，按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看法，大致的代表人物包括这些：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这些都是纵横一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物，为何偏偏要站到自由的对立面去？并不是他们不爱自由，除了迈斯特这样的例外之外，绝大部分思想家都疯热地拥护自由，但是，正是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他们对自由的背叛。

这里面有个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对自由的背叛，热爱自由不过是历史意志的方法论，目的是败坏自由。原因何在？

在爱尔维修那里，人类总是逃避痛苦追求幸福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理解“利益”，也就是说人类是由利益支配的，为了恰当地进行这种利益交流，人要有知，有知了就会认识到只有社会规训才能产生幸福。在当时，社会的观念是自然而和谐的，但之所以出现冲突与痛苦，那是因为过失，普通大众只会带来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的种种非理性与庸俗的后果，所以不能让民众治理国家，要让科学家（精通各种知识的人）精英集团来实行专制主义。这种对民众的不信任与对精英、知识的盲崇，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另一种暴政、理性暴力、技术暴政。

所以伯林说：“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幸福取代自由，政治允诺的不是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越俎代庖地允诺了幸福。自由与幸福的区别在于，自由是政治应该给予人们的最基本的价值与状态，而幸福则是在自由的前提之下个体所创造的生活与内心状态，自由关于主体外部，幸福关于主体精神。政治之鞭只能停留在自由这个界限，不应该侵略到个体的私人世界。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最明显的自由被偷梁换柱为幸福，表现在卢梭那里。斯达尔夫人说卢梭：“卢梭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在各处点燃了火焰。”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公道，这位软弱的花花公子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深谙乌合之众民理，然后在行文中表现领袖气质的人，最擅长“煽阴风点鬼火”。

在卢梭眼里，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类似于宗教概念，一种先验性的教旨。自由，被他偷换成“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说一个人成其为人与说他自由是同一回事。但是卢梭并不推崇幸福，他认为幸福不是人追求的目标，人类追求的是过上一种正确的生活。“正确”在我们理解他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因为这个词会涉及到“权威”。权威与自由不是同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卢梭必然要整合两者，怎么办呢？伯林说：“他的答案具有疯人通常具有的那种简单和精神错乱。”与将人等同于自由一样，卢梭再次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他认为你拥有的自由越多，你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多，你服从的程度也就越高，而自由越多控制也就越多。什么概念都被他炖成了八宝粥，只不过这八宝粥不能吃饱肚子，反而要命。对自由的推重，让卢梭发明了“自由人”，他眼中的自由人是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没有受到文明污染的（这也是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追根寻源时要找到他的原因所在）。经过莫名其妙逻辑不通的推理，卢梭得出的结论是自我控制就是自由，所以人们想要达到目的，就要以国家暴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你以及和你相似的其他人，你们都在寻求你们共同的福祉。在这里，自由终于被偷换成了“幸福”，自由与幸福是同一回事。当卢梭在说“社会有权强迫人们获取自由”的时候，他的这个自由的定义指的是幸福。因为自由无法与强迫联系在一起，只有幸福才可以这样。伯林总结道：“这就是卢梭核心的学说，正是这种学说导致真正的奴役，沿着这条路径，从绝对自由观念的神化，我们逐渐看到绝对专制主义的观念。”我们说过，卢梭喜欢将相对的概念合为一体，所以在他的理论中，一个人在失去他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同时，却在一个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而对此，只有最高权才能理解到，这样一来最不受约束的自由与最严苛和最有奴性的权威发生了重合。当卢梭还有论述人的时候，那讲的的确是自由，但当他涉及国家、政治、社会的时候，他的自由就被幸福所取代，为了幸福，交出所有自由是必然的。所以19世纪以来所有负面运动的创立都可以溯源到卢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除了自由主义。就像伯林所说的：“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最自由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而这种“阴险”，正表现在自由被偷换成幸福的允诺。

那么，什么才是自由？我们这里所谈论的真正的自由，指的是选择的自由，主体可以自由去选择，而不是“被迫”去选择唯一的选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自由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的权利，去创造他们尽可能丰富多样地发展天性的环境。他说出了自由的真谛，这也是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禀信的自由。而伯林将这种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中的积极自由还是现代生活中的消极自由，都是我们所向往与捍卫的。而自由，必须被严格地保持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

但德国人却不这样认为，不管是费希特还是黑格尔，自由是内在的心灵活动，指的是不受宇宙铁定的规律的必然性的束缚，而不是不受邪恶或愚蠢的束缚。在费希特那里，自我是达到自由的必经之途，什么是自我？就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个自我，这是一个超级的自我，庞大而神圣的自我，简直就是自然、上帝、历史与民族。在这种群体观念之下，个体被取消，人本不能算作单个人的存在，而是一种集体性：种族、国家与人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一点影子存在。就像佛徒在这种无所不在的“佛性”中却需要一个佛祖一样，费希特也需要一位领袖：“我们需要一位领袖，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塑造我们的人。”因为这种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的存在，费希特便认为自由即服从，按此推定，一个自由的民族就是一个胜利的民族，自由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征服——自由终于站到了它原意的对立面上去了。

费希特推进一步是黑格尔。如果说费希特这里自由被取代为内心的幸福，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则被替代为服从宇宙理性或历史目的的消极幸福。黑尔格把宇宙看成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个体只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与洞察力，就会知道宇宙或历史的意图何在，那么自由是什么呢？在顺从于宇宙理性与目的前提之下，处于自己不得不处在的环境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就是自由，我们将自己等同于世界的理性原则就是自由。在黑格尔眼中，自由与理性是同一回事，有理性就是去理解，理解就是成为强权（规律、某人）的自身存在。而不自由就是受到障碍的抵制，当你攻下障碍之后它就成你的东西，你就是自由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黑格尔与佛教的类似之处。佛教也要承认佛法（几乎等同于黑格尔的理性或历史），佛教也讲顺应时势与强力，不讲反抗，有趣的是在佛教史上，它几乎都是在对强权与成功者的依赖与顺应。也就是从成功者的角度来看世界。黑格尔亦如是，他是通过胜利者而非失败者的眼光来看历史，凡是胜利的都是自由与正确的，因为失败者不理解宇宙，所以他们失败，也就不值得同情与可怜他们。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你看不到悲悯，看不到反抗，你需要做的是服从强权与胜利、成为强权的帮凶、成为国家渺小的一颗螺丝钉——这就是自由。如果你失败，你就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就是不自由。

伯林如是总结黑格尔：“黑格尔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占有阻挠你的事物构成的，直到你征服和占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你做到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理解成义务，不要去抗议、哀悼和抱怨压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负担，要满心欢喜地欢迎它们。”所以黑格尔式的自由就是做一个奴隶，并且做一个热爱主人与压迫的并且成为帮凶的奴隶。在此，黑格尔也误读了自由，它所言的自由本质不是自由，而是幸福，做一个奴隶可以是幸福的，但一定不是自由的。当他在讲如何才能获得自由时，其实讲的是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幸福。

有意思的是，在“第二轴心时代”里，几乎所有思想家都以为自己是那个新的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救世，这种救世主心态在绝大多数思想家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前面所言的这几位是这样，圣西门也是这样。圣西门与爱尔维修一样，是精英专制的鼓吹者，尤其是科技精英，这些精英可以在管理社会时对自己实行一套标准，对乌合之群采取另一套标准，不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精英。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圣西门自然地攻击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他发明了世俗宗教，马克思正是他的衣钵传人。这位脑子里永远乱成一团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认为武器的发明创造了所谓的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创造出阶级，因为拥有武器的人能够支配那些没有武器的人。除了崇拜科技之外，圣西门还崇拜天才的大人物，以及工商巨头，他认为正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将继续创造着更好的历史。在此，圣西门也将自由替代成了幸福，他所设计的反民的科技专家治国方案，目的是幸福而不是自由。在他看来民主做不成任何事，而自由也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可笑口号，因此他也反对平等。伯林认为认为：“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这种对于面包、靴子而不是对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号的大声呼吁，已经成为所有强硬的左翼政党主要重复的老调。这个多少散发着邪恶气息的语调，可能也会追溯到温文尔雅、博爱仁慈、道德高尚的圣西门。”

伯林在此说出了一个真相：所有左翼的政党，直接代替人们进行选择了——也就是剥夺了人们的选择——幸福，并且幸福只是在物质富足国家强大的意义上被理解，或者在精神生活“正确”的意义上被理解。本应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幸福，被政党与国家规划好，并强制性地让你去幸福，私人领域因此被侵占。这就是对自由的强暴与剥夺。在剥夺自由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你不幸福我强迫你幸福”的暴力、积极、奴役，最后会导致独裁。而本来的状态是：政治只保证自由，幸福让个体去创造。没有公众的自由就不会有幸福，但有了“幸福”，绝对不会有自由。幸福是自由的私人化与结果，而自由却不是幸福的结果。

而在18到19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谁像迈斯特一样倒退、一样反对自由。他完全站在了当时流行价值的对立面，为了取代自由，他鼓吹的是过去与屈从；为了反对科学，他热衷于迷信与偏见。为了打败乐观主义，他赞同悲观主义；为了取代和平，他拥护战争与流血；为了驱走光明，他呼唤黑暗。这位恶魔思想家认为，人只有受到权威的恐怖才能获救，要让人们通过不断的受难来赎罪，处处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与无助。在这些观念之上，迈斯特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最早鼓吹者，而他的继承人则是索雷尔之流。当时的思想家中，对他好评的极少，爱弥尔·法盖公爵对他的评价最为公正：“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这是因为，在迈斯特这里，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甚至不是正面的价值，要维持这人世间的更高的国家的幸福，必须采取剑与火的恐怖方式去统治。

“第二轴心时代”过去了，但是它的影响在今天并没有消散，如果说西方主要继续了自由这种普世价值，那么从部分的法国到德国到苏联到中国到朝鲜，一路北线东来，继续的则是“幸福”这种可怕的政治允诺。所以才会有法西斯主义、极权、独裁、奴役、屠杀。这北线东来的政法传统，出发点是善良地为人们设计了幸福，并以国家与政党来促使人们获得幸福。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自由被取缔，奴役与屠杀也就成了必然的现世状况。我们一再重复：自由是政治与公众的价值，而幸福则是个体的价值。自由的宝贵就宝贵在于，它是政治与个人之间的安全缓冲地带。基于两百年来可怕的因政治允诺幸福而带来的灾难，我们还是让幸福呆在人体的价值中，这比较安全。

最后，我们要重申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用伯林的话来说，“自由的本质是什么？自由的本质从来就是，如你所愿地去选择的能力——你选择它，仅仅因为你自己想这么选，而不是因为有人强逼你这么选、胁迫你这么选，也不是因为你身陷某个庞大的组织中而不得不选；自由的本质，就是毫不屈服的权利，就是力排众议的权利，就是仅仅因为那是你的信仰而要捍卫它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