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战略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它的国家利益，但其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及其维护手段却随着形势变化而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认清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因素的“不变”与“变”，对于我们十分重要。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和在国际大格局中的纵横捭阖。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首先是美日等大国和重要地区集团，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议论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不少国家都已经付诸对策行动之中了，有的把“中国崛起”视为机遇，有的则视为威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中国崛起”问题，关键是要以中国持续发展的事实，持久地证明“中国崛起”的本质是走一条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新道路，它只会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益处。按照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只要我们处理得当，可以期待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更富有建设性。

当今，中美关系不仅把两国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同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众多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

布热津斯基曾经预言：“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将失去政治立足点。” [1]

2004 年，中国民众和舆论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但又是明显的变化。过去，美国总统竞选人宣布的对华政策都会引起中国的疑虑和观望，甚至一边倒地认为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的准备。这次不同。首先，美方的竞选人都没有把对华战略列入竞选主题，——似乎这一问题对于美国两大政党和选民已经 “不言自明”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并不特别在意谁将当选。中国除了把最为关心的美国对台政策排在首位之外，它非常在意的是，美国的国际大战略将做何种具体调整以及美国经济今后四年的走向。具体地说，中国非常关心美国能否同时承担得起那么多的沉重包袱，诸如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反恐支出、伊拉克战争、应对朝核与伊朗核问题、防扩散、导弹防御计划、保障国土安全等等——如果美国执意要持续这种安排，则会对美国经济的盛衰荣枯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美政治、经贸关系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密切的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谁都离不开谁”的地步了。这一特点说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更为重要的阶段。它要求我们格外审慎、格外周密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使之朝 “总体建设性合作关系”方向发展下去。这是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国际社会的一大善事。目前在中国的视野内，布什第二任期的对外、特别是对华政策，比起当年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时，还要更“透明”，更“可预料”一些，因而也更为中国所器重、所看好。

中国虽然还只是处于“崛起”的初始阶段，这一“崛起”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已经足够影响美国的总体国际战略并使它不断调整对华政策。这一进程的“变数”不少，值得我们“思前想后”，予以重视、研究。

一、“中国崛起”是一个世界性话题

（一） “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和平崛起”在国内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一些专家学者倾向于谈论“中国和平发展”，而不是“和平崛起”。国际社会一直都从不同的角度谈论并研究“中国崛起”这一问题。

国际舆论、国内媒体无论认为是“中国发展”、“中国崛起”还是“中国和平崛起”，都认同这一过程真正开始于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自己必须看到，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是有种种前提条件的。概括起来有五：

第一，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从政治上保证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路线，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国家主权，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新中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1978 年的改革开放。

第二，二战后出现的大批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运动高潮和普遍的国家利益要求，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和大趋势。

第三，超级大国的核遏制战略及其军备竞赛，不断被开发的新式核武器及其投送手段，使核装备从战争手段转变为政治手段，实际上造成了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这种局面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2]

第四，到20 世纪70 年代，已经有一些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超级大国核武器竞赛、“确保相互摧毁”的“冷和平”机遇，实现了或者正在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目标，而中国则对大战危险估计过高，没能及时转向和平发展。

第五，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它本能地、自觉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上述五大前提条件，在邓小平的著作中（《邓小平文选》第2―3 卷）都有详尽的论述，1978 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是顺应中国发展命运，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历史事件。

（二）中国为什么要谈论“和平崛起”？

“中国崛起”以及“如何崛起”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应该说，我们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谈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在中国国内，郑必坚先生是“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始发轫者。他针对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国际上盛行、喧闹一时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论点。郑必坚先生的文章《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新道路》，详细地阐述了“和平崛起”的十大论点。他特别强调说，这十个论点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特色。” “和平崛起论”提出之后，受到国内一些学者专家的质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这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品格。我们在饱受一个多世纪的衰弱、落后、备受欺凌和宰割的痛苦之后，渴望能在不受别国干扰的情况下，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再者，严格地说，中国还不是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两岸没有统一之前，中国还没有资格称得上是“崛起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就GDP 总量来说，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更不要说人均水平了。中国的的确确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是，中国改革开放25 年来呈现出“崛起”之势，使得国际上议论纷纷， “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对此，不能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

许多国家开始从“中国和平崛起”中受益，因而在改变对待中国的态度，更愿意同中国进行合作。但是，少数国家，特别是某些大国仍然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它们的威胁和挑战。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至今并没有消逝，个别国家的“文章”甚至越作越大。今后，“中国威胁论”还会时起时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必坚先生领导国内一批教授、学者专门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3]在国际会议、国内媒体上郑先生反复阐明的“和平崛起”的详细内容，在此已经没有必要赘述了。惟一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要发展，只能走和平之路；“和平”既是走向繁荣发展的惟一可行之路，更是中国发展所谋求的惟一目的。

中国为什么只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第一，世界史告诉我们：一切走黩武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之路的古代及中世纪强国，如古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古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近现代的大英帝国、日耳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日本帝国、前苏联等等，都免不了经历盛极而衰的厄运。中国在规划自己发展之路时，当然要借鉴人类历史的“前车之鉴”。

第二，中国是有着13 亿人口的大国，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饱受战乱之苦，人民祈求和平发展的愿望要胜过任何国家。中国人民最不希望再次经受战乱，哪怕是局部战争。以“和平发展”为途径和目的的发展，表达了全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实在地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是决心超越人类历史经验的全新探索之路。

第三，二战后累积起来的庞大的核武库和投送手段，实际上已经使核武器从发动战争的军事手段演变为遏制战争的政治手段了——大规模战争是任何有核国家都经受不起的。中国也在提高自己的军事核技术，但是谁都明白，这不过是维护国家发展之路的手段而已。中国多次郑重声明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不是玩弄词藻。

第四，中国走“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之路，并不孤立。二战后，在美苏为争霸世界而浪费大量资源的同时，一批国家呈现出经济繁荣局面，走的就是和平发展之路。可以断言，21 世纪上半叶，将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继续走和平崛起之路。这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任何大国、任何国家联盟都改变不了。

国际上许多人并不相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新式的和平发展之路，是一条有利于世界长远和平的新路。但我们坚信：“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 [4]

中国崛起或崛起之后，不免会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但是，事实证明而且还将证明，这种改变只是“相对改变”，而不是“绝对改变”或“压制别国”，中国的繁荣昌盛，绝对不会建立在别国的衰落与灾难之上。

二、冷战后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简说

（一） 战略“无对手”时期

所谓“无对手”，首先是指苏联的突然和平解体和苏共垮台后美国的“失衡”心态，因为，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制订与调整都是以苏联为轴心的。

苏联解体来得如此突然，不仅国际社会没有准备，就连冷战主角——美国也同样措手不及。1989 年，美国资深国际战略理论家兹·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里，尽管对可能导致苏联解体的十大动因做过精辟的分析，但他对苏联解体的时间所做的最早、最大胆的预测，也是将在“2017 年”发生。他对自己的这项预测可以说毫无信心，他说：“当然，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目前（苏联）的制度继续延续，到2017 年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5]记得直到1991 年8 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还对苏联可能解体的前景忧心忡忡，他对主张苏联分裂的叶利钦不以为然，倒是十分赞赏千方百计地维系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竭力支持戈氏的“新联盟计划”。当时，老布什反对乌克兰的独立要求，到基辅发表演说时一面说“乌克兰的未来要由乌克兰人民自己选择”，同时又教训乌克兰人说，“‘独立’和‘民主与自由’不是一回事”，严厉谴责那些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是在搞“自取灭亡的民族主义”。老布什的演讲激起了乌克兰人士的愤慨。后来， 直到90 年代中期乌克兰把全部战略核武器及战略导弹移交给俄罗斯并炸毁境内发射井之后，美乌关系才真正密切起来。苏联突然解体，使得美国一时乱了方寸。最典型的战略思考，表现在福山1989 年所著《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和在此文基础上撰写成书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对于美国从冷战中胜出，福山既表现出意外的惊喜和直截了当的“尼采式”美国优越感，又对世界的未来疑虑重重。沿着“尼采的思路”，福山断言美国资本主义优于一切，“共产主义逐步被自由民主制度所替代，其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不能给人以完全的认可”。在对华外交方面，1989 年以后，美国同样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即使是在1989 年西方对中国“群起而攻之”时，老布什也还是对中国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态度，先后派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或秘密或公开访华，同中国外长、总理、总书记、邓小平会谈，虽然无大成功，但美国对华制裁开始松动。对老布什当时对中国的这种“示好”，可以理解为美国社会一部分精英还在沿着冷战后期的美中友好轨道“惯性”滑行。另一方面，美国也开始期待东欧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中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实现福山式的“历史的终结”。但是，面对中国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美国社会另一部分精英自然而然地把中国视为美国全球利益的障碍，更是美国意识形态、美国价值观的对手。他们认为，从长远看，中国有可能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换句话说，冷战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有过一个“选择”期。这种实际上的“无战略”状态，一直持续到1992 年克林顿上台。

（二）“寻找对手”：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美国的“无战略”，还隐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美国霸气的狂涨。

1991 年1 月，美国“仗义行侠”，针对伊拉克的地区霸权行为发动“沙漠风暴”行动，挽救了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于同年4 月通过第684 号决议，给予伊拉克严厉制裁，对美国给予赞许。这次战争虽然未能取得彻底胜利，但在客观上助长了美国人的霸气与自信。对华外交的短暂“犹豫”时刻也很快结束了。美国人“霸气”造成的反华情绪，被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多次利用，应该被看作他于1992 年成功登上总统宝座的原因之一。此前，虽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明确地对美国人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 ”，可美国并不理会这些。到了90年代中期，迫于中国的强劲发展态势，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但是，整个90 年代的中美关系还是显得十分脆弱，美国国内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势力一直蓄势待发。1999 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2000 年乔治·W·布什胜选，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并不偶然。继新总统向选民以及全世界宣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之后，2001 年春中美撞机事件骤然使两国关系再度紧张。美国当时的态势是，中美两国是战略对手已经确定无疑。对于这时美国的总体国际战略，钱其琛说，“与热战结果不同，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结构并未从两极格局坍塌的尘埃落定中立即清晰地显示出来。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主要敌人在哪里？在美国人看来，似乎并不清楚”。可以说，美国一直处于犹疑、梭巡之中。

（三）“9·11”事件改变美国了吗？

2001 年“9·11”事件极大地震撼了美国。它对美国造成的精神创伤，只有1941 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能够与之比拟。无疑，事件也促使美国调整战略。“9·11” 使得多数美国人在愤怒中夹带着迷茫，它一方面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激情中夹带着手足无措。原因是，在美国本土造成这次袭击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拥有先进武器的大国，也不是通常所谓的“战略对手”，而是抓不住、摸不着的恐怖主义组织，是“不对称”的、隐藏在暗处的“恐怖杀手”。在这种情况下，强大而又“所向无敌”的美国极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甚至出现反映过度的歇斯底里般的情绪。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虽然以宣布美国胜利告终，但人们无法确知美国何时才能从伊战泥潭里拔出双脚。2002 年12 月25 日美国总统同时签署了《国土安全法》和组成“国土安全部”的文件，实际上把反恐凌驾于罗斯福崇奉的“四大自由”之上了。

在美国的战略地图上，这两场战争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反恐”，但是它们决不仅仅是为了反恐。战争的深层含义在于战略大扩张。阿富汗战争是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和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与同情下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也教育了国际社会，即单纯依靠武力、依靠大国的绝对优势打垮一个小国、更迭一个政权，并不能解决反恐问题。阿富汗战争的结果和国际格局的改变，也使得国际社会看到了美国隐藏在战争背后的更深层的意图：扩展它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控制能源的势力范围。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尽管美国对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劣迹”言之凿凿，国际社会并未为之所动，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坚决地站在“反战”一边。趾高气扬的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从而印证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深层意图的论证。

“9·11”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国际战略的另外一些事实是，美国在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的同时，并未忘记进行一系列传统的、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战略扩张，其重大举措有：退出《反导条约》（2001 年12 月12 日）、加紧部署反导系统、研发新式核武器和北约持续东扩。

《反导条约》是美苏于1972 年签订的关于控制开发导弹条约，全称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illistic Systems,AMD），旨在限制军备竞赛，保持核均衡，使有核国家不再无止境地发展导弹投送手段。但是，80 年代里根提出发展多层次导弹拦截、攻击，包括开发外层空间武器手段的《星球大战计划》后，《反导条约》显然陷入了危机。苏联解体后，美国曾一度放弃里根计划。克林顿执政后期重又提出《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NMD 和TMD)计划，并于1999 年春获得国会通过。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保证美国的国家“绝对安全”。2000 年乔治·W·布什上台后美国加紧执行、实验和部署NMD 和TMD。此时，已有的《反导条约》成了导弹防御计划在国际法方面的约束。美国坚持要求修改《反导条约》，使美国得以放手开发新型导弹防御体系。美俄从此开始了艰苦的谈判。由于美国一直持强硬立场，谈判终于破裂。2001 年12 月12 日，就是在“9·11”发生后不久，也是在各国特别是大国亟需联合一致反恐的时刻，布什总统单方面宣布推出《反导条约》。目前美国已经在阿拉斯加部署了第一层“导弹防御体系”。

战略扩张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北约持续东扩。东欧苏联巨变，特别是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Warsou Pact）消失之后，北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90 年代北约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呈现强化和东扩趋势。2002 年11 月，本已拥有19 个成员国的北约布拉格峰会决定，在1999 年已经吸纳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基础上继续向东扩展。为迎接东扩，2003年6 月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决定改组战略、战区、战术三个层次的指挥系统。2004 年3月29 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向北约盟主——美国递交入盟正式文本，4 月2 日7 国总理齐集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盛大仪式。7 国国旗升起，与原19 个成员国旗并列。据称，已经实现了“天鹅绒革命”的格鲁吉亚将在2007 年进入北约。到2010 年，北约很有可能再把乌克兰、摩尔多瓦纳入囊中，甚至连白俄罗斯也将是北约东扩的对象。人们自然要问，冷战早已结束，难道真有必要如此一再扩大北约吗？作为军事政治组织，它的目标究竟针对谁？毫无疑问，首先是针对俄罗斯。不论怎么说，与中国相比较，拥有强大核武库和巨大能源资源的俄罗斯不可能不被美国视为“现实的”战略对手，而中国充其量不过是美国“潜在的战略对手”罢了。其次，北约持续东扩还有从政治军事两方面牵制欧盟的意图：美国必须防止独立倾向日益明显的欧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更为重大的干扰。实际上北约东扩的同时，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并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改写。这并不意外，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对此也早有准备，但他们没有料到欧盟的发展竟会如此神速，如此顺利，一次就吸纳了10 个新成员国，它们的总体实力超过北约新成员。1997 年布热津斯基预测欧盟东扩以及东扩之后的发展前景时，既正确又不正确。他先说：“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它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但是2004 年5 月初欧盟几乎与北约东扩同时实现的跨越式的东扩，则出乎他的预料，他曾说：“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欧盟制宪、对伊拉克战争、对所有国际热点问题包括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立场，特别是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同美国的分歧，都是国际格局出现实质性改变的另一重要标志。它与中国崛起一样，都是不以美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硬”格局的演变，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必然。谈到欧盟与北约同时东扩，这里只需引用布热津斯基早在1997 年曾说过的话就足矣。他说：“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洲可能会变成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它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三、构成美国战略的三个“恒定因素”：理想、实力、手段

一般都把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的国际战略，特别是“9·11”后的外交，归纳为极端美国主义的“新保守主义”。不论从它的政策表现和制定政策的核心班子看，这一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在“新保守主义”的外衣下，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美国战略的坚硬内核——现实主义。

布什第一任期内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突出特点有三：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更迭别国政权。“9·11”事件使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由其对外战略的工作次重点变成了首要任务。美国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国土安全法》（2002 年11 月25 日），甚至不惜牺牲民权保安全。尽管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打得很不顺利，但是在2004 年大选中美国民众还是最终选择了布什。反恐，它所唤醒的美国“民意”，使政府不必担心在国内会遇到反对而放心大胆地到国际上横冲直闯，也就是实施布热津斯基所定义的“新型的霸权”。早从20 世纪初以来，美国在国际上驰骋纵横，其国际战略核心从来都是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视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当然，21 世纪它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只不过表现形式将会有所不同罢了。由此我们认为，“9·11”改变了美国，但是改变的只是国际战略的政策“排序”，而绝不是它的战略核心及价值观。

构成美国国际战略核心的“恒定因素”有三个：理想、实力、手段。

1．美国的理想。“美国理想”或价值观，最初体现在《独立宣言》（1776 年）和《解放宣言》（1863 年）里。这两个《宣言》向为美国人引以自豪，体现着“美国精神”的初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对美国人民的历史创新精神有过高度的评价。1864 年11 月马克思以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名义给美国总统林肯的信中说：“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1864 年11 月24日，恩格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种人民战争（按，指美国南北战争）是有了大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它的结局无疑将决定整个美国今后几百年的命运。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奴隶制度一经粉碎，这一国家就会繁荣起来，在最短期间内它就会在世界历史上占据完全不同的地位，它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陆军和海军，也很快就会找到用武之地。”1865年9 月，马、恩领导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曾给内战中取胜的美国人民发去热情洋溢的《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信中对美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致以热烈的祝贺，同时对尚未能彻底粉碎奴隶制提出了殷切的、含有警示意味的希望，“因为对于你们一部分人民的不公正已经导致了如此悲惨的后果，让这种情况终止吧！让你们的公民被宣布是一律自由平等的吧！” “最后，我们呼吁你们，共同事业的兄弟们，砸开自由肢体上的一切镣铐，你们的胜利才是彻底的。”1867 年7 月25 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版序言》中盛赞美国社会走在欧洲的前面，说“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对美国历史上的这两场战争的胜利，给予正面的评价。1918 年8 月20 日列宁就美国独立战争写道：“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美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这种传统就是18 世纪的反英解放战争以及19 世纪的国内战争。”1919 年5 月，列宁再次称赞美国独立战争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 众所周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曾对美国人民创建的独立、民主制度寄予厚望。就在1989 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期，邓小平语重心长、高瞻远瞩地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有的学者把肇始于美国建国二百多年以来的“美国理想和价值观”，称之为美国人的“气”。[8]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正像马、恩上述担心的那样，美国人的这种“气”随着它连连登上世界各种“第一”的交椅而演化，而变异了。即由最初的“正气”演变为“豪气”，进而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霸气”了。

2 .美国的实力问题。美国也同以往的一切“霸权”一样，不免依靠实力来维系它的国际地位。汪淑珍对此有系统而全面的计算，说明美国的确也具备这样做的“底气”。试看她整理的一些具体数据：早在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就实现了从头号工业大国向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转变。1914―1918 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美国的GNP 由386 亿美元骤增至840 亿美元，人均GNP 由389 美元增至804 美元，到1938 年基本摆脱大萧条后，石油和汽车生产均占世界的60%以上，发电量和钢铁产量分别占30%和25%；1937―1948 年，所有大国的经济都为战争所严重削弱和破坏，只有美国大幅增强了实力，工业生产由占世界的42%上升为53.4%；出口贸易由14.2%升为32.4%；黄金储备由50.5%升为74.5%，从而确立了世界范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经济霸权为日后的政治霸权准备了前提，大幅度提升了美国人的傲气。[9]比如说，二战后的美国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并不像迄今为止其它国家那样“耿耿于怀”——因为，“美国强大”。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似乎忘掉了1941 年的珍珠港事件和随后进行的残酷的太平洋战争。不过，它对日本也有“气短”的时候。那是在20 世纪60―70 年代越战期间。当时，美国由于扩张性政策和巨额军费开支，经济增长一度遭到重挫。而日、德等国却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要买下美国！”——这是当时对美国人心态的写照。1971 年8 月13―14 日，美国财长约·康纳利在总统召开的政治经济顾问会议上坦言：“不应掩盖我们的债务真相——我们一文不名了，任何人都能打垮我们”，他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已经不言自明，“我们没有可供选择的办法”，任何拖延“都将把总统置于要求兑换货币者手中”。会上决定立即“关闭黄金窗口”，对进口货物加收附加税，冻结工资、价格，增加投资刺激，缩减政府开支。[10]但是，山不转水转。1991 年3 月至2001`年3 月，美国经历了战后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年均增长率为3.4%，远远高于日本的1.1%和欧盟的2%，失业率从7%降为3.9%，通胀率降至3%以下，实现了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美国的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0 年的24.2%增至2001 年的32.5%。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从1994年起一直高居榜首。美国依靠“新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胜利结束冷战，赢得了和平“红利”。至今，“9·11”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创伤，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东西方财界、学界一致认为，至少在今后50 年内，美国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尽管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出现比例性的相对变化。

3.美国保持霸主地位的手段，是随着形势演变而不断进行调整的。由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确立的最初的“正气”，逐渐增添了“傲气”，进而转化为“霸气”和骄横。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出色地总结出代表美国外交不同侧面的四个重要流派：18 世纪美国开国时的财长（1789―1795）、制宪会议代表（1787）、联邦党领袖（1789）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主义（商业利益至上派），[11]《独立宣言》起草人、美国第三位总统（1801―1809）杰斐逊主义（民主制度至上派），第七位总统（1829―1837）、战争英雄杰克逊主义（价值观和军事实力至上派），“国际联盟”倡导人、诺贝尔国际和平奖获得者第二十八位总统（1913―1921）威尔逊主义（道义理想至上派）。我们要想对“新保守主义”有较深入的了解，不妨试读米德对“杰克逊主义”的论述，他说：“杰克逊主义学派代表了美国人深刻而广泛的人民主义大众文化，崇尚荣誉、独立、勇气和军事自豪。”“杰克逊主义学派的态度和观点已经发挥了而且依旧发挥巨大作用，塑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今日的“新保守主义”正是“杰克逊主义”更高、更广的张扬。这次胜选之后，布什改组政府的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安排，表明“新保守主义”还在大行其道，还没有达到巅峰。但我们必须注意，奉行“杰克逊主义”，丝毫不意味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极端排斥其它学派。相反，美国决策层总是要同时运用其它“学派”作为主流政策的重要补充，甚至“全盘变换”。美国一贯采用不同学派的策略手段来维护它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使之更符合主、客观实际。所以，伊拉克战后，当美国宣布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没有找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时，虽然在国际舆论的批评下显得被动，但却丝毫不感到愧疚，因为美国“负有”向世界其它地方推进民主自由价值的义务。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这一点不仅在决策层中，而且在民众中也容易引起共鸣。美国外交之所以能够极大地影响世界，其秘密正在于此。

我们还要引用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说明美国外交决策层各个“学派”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现象。在200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前国务卿、民主党人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对布什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但同是这位奥尔布赖特，在1998 年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前夕，竟然说过：“如果我们不得不动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我们高瞻远瞩。我们更能预见未来！”

由上述可知，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与变化从来都是围绕“理想―实力―手段”这根“轴”运转的。“美国从各个学派吸收政策，而不是获取战略”。上述一切丝毫不是说，今日美国的自我感觉完全良好。美国的国际负担过于沉重，正如米德所说，“作为20 世纪发挥全球主导作用的国家，美国以一种新全球霸权国家的形象进入了21 世纪”，“现在美国是孤家寡人；美国必须对世界问题——无论是军事、政治、社会还是经济问题，做出最前沿的反应，对此没有人怀疑”，基于此，即使今日的“美国霸权是军事上高高在上，文化上全球蔓延，技术上主导潮流，经济上强大无比”，但是，“1989 年以后，很显然，美国政治体制中没有有效的共识”，美国实际上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二者必居其一”：“美国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方面是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美国完全主宰所有其它国家，但是危机出现时，它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是多边世界体系，美国放弃一定控制权，但是能得到更多帮助。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权衡？世界的问题和需要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美国利益面临的潜在挑战也正是如此。”——可以说，米德的这些话生动地描绘了当今美国人的内心世界。美国越来越多的国际战略学者开始对其国家被称之为“霸权”、“新型的霸权”感到不安，从而开始反思了。例如，从伊拉克战局进展困难以来，美国资深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等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独断专行含有批评、审视这一层意思。

四、中美关系未来四年展望

(一) “台独”势力：美国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从1950 年朝鲜战争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症结。至今，两岸和平统一，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的严重挑战。毋庸讳言，台湾问题就其实质来说，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政的行为造成的，是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侵犯。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不得不反复申明，它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三个联合公报”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台湾这块战略前沿要地。美国坚持实行《与台湾关系法》，坚持对台军售并给予多方面支援，原因也正基于此。

是美国对“台独”势力养痈遗患，致使台独势力一时间“有恃无恐”。头号“台独”顽固分子李登辉先是以“两面人”手法骗得蒋经国信任后，于1990 年得以继承蒋氏衣钵，成为台湾“总统”。初期他没有立即露出“庐山真面目”，甚至还兼任过一届“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稍有巩固，他的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他一再借重美国抬高他的“台独”身价。1995 年5 月他借口“回访”母校康乃尔大学，意外地得到了美国的首肯，6 月份他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在美国大肆活动，宣扬“台独”理念。美国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再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中美关系一度陷入极端紧张的低谷。直至布什第一任后期，美国才开始意识到，“台独”一意孤行不仅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同样也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它开始对肆无忌惮的“台独”加以有限度的“约束”了。“台独”一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听从美国约束，是今后中美关系好坏的要害。“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必将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中国需要不断敦促美国遏制台独势力，但是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约束力”上，绝对不能放弃必要时动用武力的权利。

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需要东亚局势稳定。这符合它的大战略利益。而把和平发展列为第一要务的中国，同样需要远东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台湾，我们的方针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和平统一”，但惟一的前提是：台湾当局必须不贸然践踏“红线”即“修宪公投”直至宣布独立，“去中国化”就含有这样的危险。

也就是说，中美双方都有条件地希望，不打破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现状。我们也期待台湾问题终归能够和平解决。

（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与中美关系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于提高执政能力的政治建设工作。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第八专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中共党把对外工作列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重要内容之一。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的巨大贡献。《决定》以承前启后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洗炼的语言，对中国的涉外工作提出了很高、极具远见卓识的要求。

《决定》向我们提出了“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水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坚持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和“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四大任务。《决定》把做好这一切列为提高执政能力重要内容之一，说明中国对新时期将要执行的外交方针，当然也包括对美外交方针，是充满信心和清晰明确的指导思想的。这既是对中国涉外工作者提出的高标准、高要求，又是新时期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决定》把“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列为第一位。我们必须为此刻苦努力。我们不仅要从世界大潮趋势，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而且要密切追踪“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和地区的发展变化情况。为此，我们必须像《决定》指出的那样，重视学习，不断进取，积累并扩大国际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知识存量。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决定》提出的第二和第三条要求，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

做到这一切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维护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决定》的第八专题第四项要求指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首先，在核不扩散和亚太经济合作问题上，特别是在东亚、东北亚和南亚安全与经济合作问题上，中美双方尽管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但是在诸如朝鲜半岛无核化、东盟10+3 问题、南亚核安全、印巴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环境保护、打击跨国贩毒和犯罪、防治跨国疫病等问题上，利益汇合点及共同语言是越来越多了。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解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但是“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坚决反对和阻止外国干涉势力插手两岸事务，坚决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大政方针，“所以，《决定》第八部分末尾，在阐明了五个方面的执政能力之后，采取空一行加以隔离的形式，分别对这些重要问题作了论述，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和任务要求。”在维护国家合法权益的同时，在维护国际社会权益方面，中国同样负有重任：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历来如此。

《决定》的深刻含义在于，社会主义中国有决心和信心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总之，我们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和平发展之路，建立国际和平大局之路。随着中国持续的和平发展，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随着中国在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方面发言权的增大，中美关系必定会更加复杂，矛盾与分歧会增多，但是利益汇合点也将逐渐增多，总的趋势是关系会更加密切。人们通常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又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独占鳌头”和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双方“谁都离不开谁”，中国崛起之后就更是如此。

我们历来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乔治·W·布什的连任，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在第二任期内的外交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无疑是大大增强了。但是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互动互利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像《决定》指出的那样，“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

陈水扁虽然于2004 年3 月20 日在台湾“总统选举谜团 ”中“胜出”，但台湾同胞却以“大比分”打掉了硬行塞入的“公投”。[12]12 月11 日“立委”选举中民众的“翻盘”，使我们看到了台湾民众对国家分裂的极大忧虑。美国对台湾此次“立委”选举结果也甚感“宽慰”。2004 年12 月17 日，中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启动了审议《反国家分裂法（草案）》进程，并将在12 月25―29 日人大常委会上讨论法律草案，估计最终将在2005 年人大全委会上完成立法程序。制订《反国家分裂法》是顺民心、得民意的盛举。陈水扁大肆宣传这是大陆“改变台海现状”之举，并不意外。其内心的惶恐不安和惊慌万状，是一目了然的。他的意图无非是乞求美国的介入，给他支持。这是不会成功的。中国由最初拟议制订《国家统一法》转为制定《反国家分裂法》，表明了中国人极高的政治智慧，可以说是对国际形势和大好机遇进行全面深入考虑的结果。笔者以为，一部《反国家分裂法》对台湾同胞释放的是善意、真诚的手足之情，而对“台独”势力则是冷静、威严、正义的“震慑”，是对他们的严厉警告和对他们倒行逆施的“硬障碍”。“一部《反国家分裂法》可抵百万雄师”。[13]以法制法。美国也没有任何理由借此恶化双边关系。再说了，为什么美国能够“越俎代庖”，制订并一直没有放弃《与台湾关系法》，而拥有合理合法独立主权的中国，却不能有自己的《反国家分裂法》呢？中国这项国内立法必将成为“台独”的“紧箍咒”，是对“台独”势力渐行渐远的“去中国化”设立的“禁止通行”的“红线”。勿谓言之不预也。

总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美关系更有建设性的未来——尽管我们也要随时准备经历双边关系的曲折和坎坷。

注释：

[1] [美] 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55 页。

[2] 美国在阿拉斯加已经部署了几枚反弹道导弹，但是就在近日，2004 年12 月15 日，美国，经过“周密”的准备，耗资数十亿美元进行的导弹防御系统全面测试，意外地遭到失败，说明导弹防御系统仍不成熟，尽管超级大国的冷战结束了，但世界仍然处于“核遏制”时代。

[3]例如，今年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就此课题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此外，散见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论述就更多了。

[4]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环球时报》，2000 年2 月18 日。

[5] 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第78-113 页、第287 页。（Zbigniew Brzezinski :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cMillan, Inc. , New York,1989 ）

[6] 以上均见姜长斌：《乌克兰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载《欧亚社会发展研究》，1998 年第5 期（总第352 期）。

[7]罗斯福在1941 年1 月6 日《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转引自梅人主编：《美国历届总统》，时事出版社，1992，第325 页。

[8]王缉思：为[美]沃尔特·拉塞尔·沃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译本所作《中译本序》，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9] 汪淑珍：《美国经济霸权的兴衰》，中国改革开放论坛：《论坛通讯》，2004 年第10 期。

[10] [美]迈克·沙勒：《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美、中、日关系和尼克松“冲击”》，《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中美合作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396-397 页。

[11]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以下简称《美国外交政策》），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四章《毒蛇与蝎子：汉密尔顿主义路线》；《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310-311 页；顺便要指出的是，近日《日本经济新闻》（2004 年11 月29 日）也注意到了米德的新著即上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但却把亚·汉密尔顿称作“美国建国之父”，显然有误；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只是总司令乔治·华盛顿的秘书，美国建国后任华盛顿政府财政部长。

[12] 姜长斌：《冷静评估台湾“公投”与“大选”》，载《大公报》，2004 年3 月27 日，A6 版。

[13]罗援：《一部〈反国家分裂法〉可抵百万雄师》，载《环球》，2004 年12 月20 日，http://www.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