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未来4年的美国政府，不管谁在白宫执政，不管谁在国会上立法，美国将更加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但是，面对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亚太的‘相互依存’而带来的巨大利益，美国还是要竭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人们已经熟知了奥巴马政府以“再平衡”为目标的“战略枢纽”转向亚太战略。这一战略实行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经有所斩获（如东亚地区恐惧中国崛起的美国盟国纷纷支持美国把全球战略中心放到亚太），也遇到固有的限制（如在美国金融危机下缺少财政手段）。这一战略随着美国即将开始新一个政治周期，势必要做一些修改，甚至是大的修改。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国问题是美国未来4年的外交政策中的首要问题。

挑战论

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2012年11月1日在美国乔治敦大学举行的关于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美中关系“将是我们历来所面临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战。”他认为，这一关系比“任何其他美国的双边关系都要困难”。

持有“挑战论”、确认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性的不仅是诸如坎贝尔这样的在职美国外交官。最近笔者在京参加了一场中美学者战略对话会。参加者多数是年龄和事业上正值黄金时段的中青年学者。会上，美方发言者有的也提出了类似坎贝尔的挑战论。而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上，笔者也从一些美国来的“汉学家”那里听到类似看法。归纳为一点：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已经改变了世界历史，这本身就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西方人在竭力研究中国，成就了他们的“汉学”。中国人也要竭力研究西方，以便成就我们的“西学”。值此美国人把中国看做是其最大的挑战，笔者建议我们中国人先好好研究西方的挑战文化，然后再做出我们的回应。

挑战是一个关系性（或者相互性）概念。30多年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不挑战”美国。但是，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把中国，尤其是未来中国，列为美国面对的最大的挑战。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首次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对手，将使世界局势变得更加严峻。

我们可以对美国在新的亚太战略中把中国列为挑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解读。不过有一点应该可以得出：美国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性已经超过了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的苏联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性。

美国认为德日苏挑战了美国，所以，美国分别用政治冲突和军事战争的手段加以回应，最后击败了这三个国家，占据了全球权势金字塔的塔顶。美国采取不同的方式深刻影响了战败后德日的发展，以及试图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取向。

美国拥有比较正确和及时的战略敏感性和战略自觉性，历史上，这种敏感性和自觉性是战胜德日苏的关键。

复杂性

但是，美国人也发现，当今的中国怎么看也不像是昨天的德日苏。上述提到的坎贝尔对中国了解不多，他本来是军事安全问题专家，对日本问题有些专长，不懂中国，但分管美中关系，也使他不得不研究中国。面对现实，坎贝尔也看到了美中关系的另一面：与华关系具有高度的困难性，即美国难以使用当年对付德日苏的办法对付中国，原因是这一关系的高度复杂性。

复杂性当然是现实，但复杂性更是借口。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不断重复地指出，中美关系很复杂，从而为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外交留下运作空间。

自相矛盾

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是认定来自中国的空前挑战，另一方面又认为与华关系前所未有的复杂，结果，美国的战略陷入自相矛盾和自我设困中。

根据他们的历史经验（这种经验终归是有限的），多数美国人即便认为中国不是昔日的德日苏，也还是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甚至，关于“中国还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强国”的描述已经占据了一些美国人简单的头脑：中国不仅在经济，而且在军事、政治、“软实力”等全面挑战美国的地位，美国将由此进入一个“后霸权”时代。在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下，不少美国人对此很坚持。虽然他们知道中国也面对着巨大的国内挑战，且在战略意图上并无挑战美国的意思，但美国就是不信不存在中国挑战，所以，美国与中国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发生了“信任赤字”。

仔细研究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在对付中国挑战上，美国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外交政策新手段，无非是西方强权过去屡试的软硬兼施组合。

美国不仅向中国展现“硬实力”，大兵压境，而且组织“离岸平衡”，与日本、印度等海洋国家进一步结盟，阻止、延缓中国成为世界海洋大国。

鉴于中国已经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一员，美国新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这意思好像是说中国从来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其实还并非如此，作为国际规则的仲裁者的美国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的可持续性以及可核查性。中国在过去40年，非但不拒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反而几乎全面参加了这些规则。美国知道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纳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

除了让中国服从既存的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美国还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着管理中国的新国际规则。由于全球范围制定新规则要通过和落实比较难，美国就在地区范围内制定新规则：与一些亚太国家搞了所谓代表自由贸易最高规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要求东盟基于美国声称的全球公海“航行自由”的原则制定关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在制定这些以约束中国为目的的国际规则时，美国并不要中国成为谈判一方，而是利用新形成的规则迫使中国让步。当TPP和COC在未来完全谈成，美国就会强力要求中国在参加和拒绝这些新规则之间做选择。中国如何参加，就得接受这些规则，并付出有关让步和代价，美国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性再次获得确认；中国如果拒绝参加，美国就找到了中国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从而可以利用多边工具打击、孤立中国的理由。

接下来的未来4年的美国政府，不管谁在白宫执政，不管谁在国会上立法，美国将更加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但是，面对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亚太的“相互依存”而带来的巨大利益，美国还是要竭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挑战性”定义之外，美国只好用“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来自圆其说。

可以说，挑战性和复杂性几乎成了美国对于与中国关系的自问自答。

所以，当我们听到美国人把中国定义为“挑战”时，这一定是坏消息，因为西方对付挑战者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将注定面对来自美国巨大的压力，甚至强加给我们的冲突；不过，当我们听到美国人又在嘟囔着说，与中国的关系居然挺复杂的，不是只有“挑战”那么简单，也许，这是“不太坏”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