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于2004年第六期《天涯》的《L县见闻》文章中，王晓明先生提到了农村被城市文化殖民的现象。他认为：“‘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是很难把这个如地基塌陷一般巨大的威胁，真正逐出我们的社会的。”
这样的表述，使人难免会认为或许文化学者更有一双容易看到“存在”背后的文化指令的眼睛。但不管怎样的描述，比之严峻的现实来都只是一个通往真相的入口。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从90年代初便已经恶化，到现在已回天乏力的严峻问题。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殖民已经使农村文化生态处于一个极端恶劣的境地。而在三农问题中，几乎没有人讨论这种文化殖民问题。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至少到现在，我所看到在“三农问题”视野里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摆到一个重要地位的，也就王晓明一人。
这样的事情是不言而喻的：现实可以被我们体验、感觉，乃至用语言捕捉到，但它遵循自身演绎的逻辑。只有在一种浸泡已久的麻木或完全想像不到的隔膜中，我们才需要用具体的事件，以及他人的话语表述来提醒，使我们睁开久已迷?鞯难劬Α６杂诿挥信┐迳?钐逖榈娜死此担?梢源泳?Ｌ?降摹拔幕?孪纭敝锌?降脚┐逦幕???亩窳莹D―它意味着乡土的文化形式基本上已被摧毁。而对于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就有农村生活体验，到现在或在城市谋生或仍然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感受农村文化生态的极端恶劣的一个明显例证便是发现过节和过年已经淡然无味。这不仅是一个乡土艺术的凋零、文化形式的被摧毁、远离农村生活的本真状态的娱乐形式已占据主流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在城市的文化殖民中，农村普遍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文化上的焦虑。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史，也是20多年的农村被文化殖民过程。改革初期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城市化”成为一种蒙胧的想像，成为农村的一种向往，由此使农民的精神生活开始遭到冲击。如果说在此以前对于城市，对于“公家人”、“非农业户口”的羡慕曾经使他们有一定的压力，产生一定的心理挫折的话，那么由于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体制，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出现因城市的诱惑而带来的巨大压力下的心理创伤。他们仍然是从容不迫的，贫穷的农村生活拥有发源于乡土，并可以用来构成他们的精神生活、给他们以一个精神家园的文化形式。而“乡镇企业”虽然给农村营造了“城市化”的前景，对他们的精神生活造成了冲击，但由于它的乡土性质，并没能在此产生出一种可以对农民的精神生活进行解构的异质文化形式。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都没能出现因精神生活荒漠化而体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它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突然消失”和“打工热”兴起。
此时改革的重点早已移向城市，农村成了一块被人遗忘的角落。农村改革中获得的收益，逐渐被各种坑农政策损耗殆尽，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已全面败落。另一方面，城市高速发展，不断地变幻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享受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近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它与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强烈对比，使本已日益衰弱、消失的乡土文化雪上加霜。这种现实的严重失衡造成了已经找不到一种可以在乡村中抵抗异质文化“入侵”的精神生活支撑的农民的心理恐慌。农村此时再也看不到希望，成了一个人人都想逃离的地方。大量的农村青年流向了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而老弱病残在农村则基本上已经使许多本来还可以发挥作用的乡土文化娱乐形式陷于瘫痪。
此时，许多在平时本来可以给农民提供劳苦之余的娱乐的文化形式似乎都一夜之间消失了。而许多尚未消失的文化娱乐形式，也多在春节或非常重要的日子才能出现。然而即使是这样，它的形式意义也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在短暂的精神愉悦中无法掩饰已经被挤到一边的乡土文化在城市文化的殖民中所带来的精神困境。只要农村不能恢复或能建构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文化生态，只要城市文化在“入侵”中与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相结合而附带了过多的价值判断，那么在一种“被殖民”的困境中农民的文化心理就将是极为脆弱的。
在许多似乎已被“现代化”的进程所抛弃的中西部农村，不管曾经丰富活跃的文化娱乐形式如何令人怀念，如今似乎都已开始了一种乡土文化的冬眠。不仅“电影”这个概念已经从生活中消失，甚至龙灯、花灯、傩戏、对歌等等，即使存在也因文化焦虑而使“共同体的狂欢”魅力丧尽。出自农民创造并表达农民劳动之余对爱和美的生活的追求与表达的文化形式在“现代化”的城市文化冲击中失去了价值的光辉。
如果一种与土地的质朴和生命力紧紧密相关的文化生活不是一种“安慰”，不是一种对一个精神家园的“建构”，不是通向“终极关怀”的努力，而仅仅是一种“麻醉”，那么他们现在的“麻醉”也是令人心酸的。除了偶尔的赌博，他们的所有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像王晓明在L县看到的那样看非常拙劣的电视肥皂剧。他们也会沉浸入剧情中，或欢笑，或悲叹，或过后津津乐道，但却绝不会深思。从本质上讲，这种电视剧与他们是隔膜的，其剧情背后的生活和理念都与他们的生活处于一种异质的状态，不仅未能切入他们的生活，更不能直面他们的精神困境。他们在“看”电视时只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一个品头论足者，一旦有新的肥皂剧出现，给过他们娱乐的剧情马上便会成为过往云烟。越是沉浸在这样的肥皂剧中，农村的文化生态便越益恶劣，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对肥皂剧的热衷仅仅是文化生态已经极端恶劣的自然反应。
异质或异构的文化一旦碰撞总会发生较量。某一文化系统内的不同文化形式同样会相互渗透而出现文化殖民现象。按“强力者说了算”的规律，文化殖民背后必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支撑。权力、财富等稀缺社会资源通过与人的恐惧心理、享受心理结合，并通过它们所隐含的价值判断，非常容易摧毁没有这些稀缺资源的人的心理防线。而在共同的一个文化系统内，人们的心理防线主要并不是由各不相同的文化形式构成的。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相比，除了人数外，在所有重要的资源方面都极不对等，农村远远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只要农村的贫穷与城市的富裕产生强烈的对比并使农民感到绝望，只要城市文化能渲染一种可以刺激农村的落后并作出价值判断的氛围，那么农民就会在羡慕、自卑的复杂心理中“接受”城市文化的那一套语码，并反过来鄙弃曾给以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个精神支点的文化。
“分享”城市物质成果的幻觉使得这种被文化殖民的心态颇像中国人在强大的西方面前的一些“文化选择”。然而因为他们终究很难有机会成为城里人，或者因歧视而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在对他们的文化殖民中更加剧了他们的精神焦虑，甚至摧毁了他们用来维护心理上的生存的存在依据。王晓明在《L县见闻》中曾提到过许多学校教育向农村学生灌输逃离农村、向往城市的内容，事实上这早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在现在，在“义务教育”根本不“义务”，在许多农村孩子因高额的学费而不得不辍学与农村已使他们感到厌恶而产生剧烈的精神冲突的今天，它已经极为严重罢了。
如果我们留心分析，那么就可以看到：从“文化”的分类上看，侵入农村领域的“城市文化”主要不是精神文化，不是制度文化，而更多地是物质文化。这种物质文化甚至与高品味的生活方式，开放、民主的思维方式等等深层次的“文化语码”没有关系，相反更多的是一种欲望的表达，一种感官的刺激，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的放纵。它是文化工业粗制滥造的产物，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多次批判过的具有奴役指令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这种文化殖民很难说是农村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的过程。它通过城市与农村的不言自明的等级界定和城市的“现代化”包装而大行其道。
这种文化殖民建立在城市对农村歧视的基础上，洋洋得意地发出它对农村居高临下的嘲笑和怜悯。它甚至使许多看不到“文化”影子的商品都因城市与农村极为悬殊的购买力，以及它在城市和农村出现的先后顺序，通过一次性消费的时尚花招而使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身份认定”获得一个明显区别的特征。比如“解放鞋”就是农民的身份标记。这样的一个其功能只在于使脚不裸露并能方便地活动、行走的物品已经被强加了一种屈辱的象征――它代表贫穷、落后和愚昧。比如某件时尚的衣服，它最初只有城里人穿，城里人通过它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档次而与农民区别开来，而当农民都已经穿上这种衣服时，它已经过时了。此时就造成了这样一件滑稽的事情，这件衣服再也不是高贵的象征，它已经与城里人的高人一等相剥离，穿在农民身上，它相反充满土气、落后、低贱的气息。换言之，即使仅仅是一件本没有什么含义的物品，通过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时空滞后性，它也被赋予了过多的价值判断，使文化殖民背后的歧视与羞辱再次成为可能。
因此，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殖民具有一种基于人格不对等的侵略性。它不仅满足了文化奴役的欲望，使农村的文化生态极端恶劣，而且再次强化了基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城里人”与“农民”的心理隔离。而农村越是败落，城市越是发展，这种文化殖民便将越野蛮和剧烈。因此，说到底这个问题的根源仍然是“三农问题”，或者说是“三农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李昌平“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泣血呐喊起码可以告诉我们：农村的“经济基础”已经使农村的文化等“上层建筑”摇摇欲坠。温铁军以其扎扎实实的研究指出：土地是农村的社会保障。这不仅使“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提法沦为书斋里的呓语，而且还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块土地在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的今天，已经不足以支撑农民在农村这样一个共同体中包括文化在内的生活体系了。当苦难的生存已经使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内的生活失去从容不迫的氛围，那么想要从乡土文化中再次发掘出一种安身立命的资源便是极为困难的。当农民在各种坑农政策的搜括下深感无力，当苦难的农村生活被充满诱惑力的花花绿绿的城市生活笼罩上一层阴影，起码在许多青年眼里，这样的生活已经因为绝望和恐惧而感到陌生。贫瘠的土地使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切都失去了魅力。这种文化生态的恶劣使他们挣扎在想逃离却又无法逃脱、与苦难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暗无天日的精神煎熬之中。
农村的文化生态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农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的回忆。从本质上讲，它超越于感官的物质享受之上而不受农村的贫穷或富裕支配。因此保持这种文化生态而拒绝城市的文化殖民并不是要使农民永远保持在前现代的农村生活的状态，恰恰相反，没有这种文化生态的支撑，不拒绝这种无助于制度设计的文化殖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便永远只是一个“二等国民”，而城里人也在这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奴役中能永远保持一种高人一等的文化心理，农村要摆脱困境，就要困难得多。
这种文化殖民对于农民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它对自有独立价值、不能以物质利益衡量的文化生态的破坏，更重要的在于，它给欲摆脱困境的农民强加了一种精神的焦虑，一种对土地的厌恶，一种对有利于自己生活前景的制度设计的冷漠。它以隐秘的方式瓦解了人们的理性，使幻想中的“城镇化”生活与现实苦难的农村生活日益分裂。文化殖民使一种只满足感官欲望的一次性文化消费为城乡分享，但与这种文化殖民有着隐秘的联系的制度与意识的歧视却使农民应该享有的与这种文化消费同构的生活遥遥无期。因此，“三农问题”无法忽视农村被城市文化殖民的问题。在温铁军、李昌平、于建嵘、党国英等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作出了诸多可敬的努力后，文化学者应该在农村文化的这个领域进行有力的呼应。(《天涯》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