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大召开在即。18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突显的各种矛盾，以及社会对改革的强大企盼，有可能会启动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新一轮改革。如果是真心诚意推动改革， 笔者以为， 必须对政治制度的设计给予高度关注。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政治制度设计的重要性，类似于城市的规划设计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城市规划是一项科学性、应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通过规划，可以合理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和布局，统筹安排各项建设，协调各方面在建设中的矛盾，使之逐步发展成为设施比较“完善、环境清洁优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并能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现代化新型城市。影响城市规划的因素很多。城市的功能定位、地理条件、人口状况、区域环境以及长期发展的目标规划等等，都影响着城市的规划设计。好的规划设计，不仅城市总体布局合理，城市功能得到发挥，也会促使城市效率提升，居民宜居程度提高。但城市规划合理，需要树立历史观、整体观、动态平衡、超前意识等，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会少一些折腾，城市布局才有可能合理。因此，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城市合理布局及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互协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政治制度设计的意义，特别是一项好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意义，对人类长期的发展，现在看来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美国的开国仅仅200余年，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因素也许很多，但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设计，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这保证了美国自建国至今，虽然国际舞台风云变幻，但美国国内总体是波澜不惊，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破坏，一直是平稳发展。这也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即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直到今天仍受到美国人热烈追捧，并被列为最伟大政治家行列的原因。认真学习美国建国时开国元勋对国家制度设计时所做的考虑，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家们仍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共18之后的中国，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与西方大国共处一个现代时空场景，但各自的问题迥然不同。与美国比较， 从国家制度建设考虑，中国目前仍面临200多年前美国开国时遇到的问题，即建设一个怎样的现代国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美国那里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陆续解决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亚洲共和国，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曾做过艰难的探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有的国家机器推动重来，又陆续进行了制度设计，并保留至今。目前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就是此后陆续设计出来的。但现在看来 ，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对公权力的制约以及如何提供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今，中国自建立共和制国家以来，101年以来，中国至今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迈进途中，即建立一个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这三大要素，或现代国家的三大支柱，都需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只有法治昌明，市场有序， 公民能够有序的政治参与，政体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安康。对此，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所有杰出的留有难忘成就的人物中，首要荣誉看来应属于立法者和国家缔造者，因为他们为保障后代的安宁、幸福和自由，留下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只有为国家设计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才能避免社会动荡，为国家和人民带来长治久安。这样的政治家自然会名垂青史，受到后人的纪念和景仰。

邓小平在说到制度时说，“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指的政治制度。但如何建设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呢，答案是需要设计。

制度设计看似深奥，实际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兄弟两人分蛋糕，切蛋糕者最后拿取蛋糕。这就是著名的“分饼规则”。这一规则的设置，是为了制约和保证“切饼”行为的公正。这种约束“分饼”行为的规则制定，就是一种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特别是政治制度设计，通过“选择”和“择优”，设计相对合理的结构、体制或程序，使它能达到“最佳”状态，并提供实现一定目标的技术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规则设计，通过设置刚性的规制以约束和规范特定对象，例如宪法、法律的制定，都属规则设计范畴；架构性设计，通过结构创设，建构一定的政治建筑，例如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属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治架构性设计；程序性设计，就是以刚性的“秩序”来保证过程和结果的相对公正。

此外，政治制度的设计还包括政策、理念设计等内容。例如，究竟以什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就属于理念设计内容。制度设计，特别是政治制度设计是基于对人性固有的缺陷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

长期以来，我们对制度设计特别是政治制度设计认识不足，对一个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长治久安的巨大积极意义认识有限。对在制度设计中人类通行的理念和规则，例如对权力的制约，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认识，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这也使得我们制度，包括目前存续多年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取得一定成效，但对显现出的一些缺陷和不足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没有在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方面下功夫。

制度设计的意义就在于，人都是有缺陷的，不能依赖于“觉悟”、“自律”之类的话语，需要有完善的体制建构和制度钳制，需要有邓小平所希望的那种好的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普遍幸福，个人的尊严得以尊重，公民权利得以实现。

既然制度设计特别是政治制度设计如此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得到重视或讳莫如深。这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一些缺陷有关，笔者缺乏深入研究。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划入右派，则与他们提出要加强政治制度设计有关。现在回头看看那一段历史，不免让后人产生无限感慨。那么，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共18之后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是否应当在此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呢？关注制度设计，成立类似政治设计院的机构，通过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推进制度设计，建立一个能够相互制约又各司其职同时又能发挥各自巨大潜力的政治制度，以期推进中国整体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若能如此，则国家兴甚，民族福音。这样的政治领导人也一定能够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