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和重组

迅速的私有化是中欧和东欧的一揽子激进改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最有争议的一个方面，部分原因是对其不公平的认知。在许多国家，有政治关系的精明个人发现自己拥有雇用千万雇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更糟糕的是，许多新业主在他们购买的公司重组中处于不理想位置，也没有有利于私营企业顺利运行的法律环境。

快速私有化有替代方法吗？有种思想认为私有化应该被推迟到复杂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形成，以充分适应民营企业，在某些行业，无论是在经济界和广大市民中，这种思想已成为主导潮流。然而，这种信念似乎是最天真的。有效的法律规则不能由政府法令立即建立起来。而且，即使政府可以建立起来，他们将需要明智的法官和律师予以执行。

撇开实际问题，快速私有化的核心理由是：信誉。从历史上看，共产主义经济进经过多次改革。仅在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都发生重大改革。所有这些改革均遭失败和/或保留到期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改革者致力于改革都是有争论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在任何方面与以前的政治精英发生了联系；零碎的改革会被认为是可以废弃的，缺乏信誉。新的政治精英持久致力于新经济和政治秩序改革的唯一方法是利用快速的、包括私有化的全方位改革的短促的机会之窗口。原则上，这与小规模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最优”顺序的观点无关。对新兴市场秩序存在怀疑的情况下，大规模和迅速的改革是必要的。因此大型规模的新兴私营部门和群众基础可以看作重新国有化的更大的潜在约束。

众多经济文献试图反映经济特征私有化的影响。浅层次的私有化提高公司的经济绩效。当然，相关的问题是与事实相反，快速的私有化更容易产生良好的经济成果——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文献总体结论是快速私有化的经济影响是公司的私有化，如果特定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才能保证所有权的真正转让。因此，当私有化发生在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时，这对企业业绩具有积极的影响。相反，当体制条件不利时，大多数研究没有证实私有化对企业的经济绩效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从总体上看，私有化是一个成功的策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效果比较好。

诚然，在体制薄弱的国家，私有化导致停滞以及公司去资本化，而不是产生更好财务业绩、提高效率。但是，重新国有化或推迟进一步私有化不可能产生重要的利益。正如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内利斯所观察的：“拙笨地修补私有化的政府同样拙笨地修补国有企业管理。”因此中欧和东欧的快速的私有化不总是满足人们的期望，我们不得不见证：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其替代方法会更好。

机构和经济转型

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是体制。市场经济不存在于真空中，他们的业绩取决于一个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法律准则、信任和文化期望等组成的复杂网络。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忽略这些因素的改革者和决策者等人是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改革建议。因此，“华盛顿共识”已经迅速变成苛刻的批评目标和嘲笑目标。

但是，把什么样的更好地透彻地了解体制作用的改革建议提供给未来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呢？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马雷尔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杰拉德·罗兰创立了“新制度主义”方法。该方法的实践经验仅限于时间和顺序问题，同时该方法倡导主张首先实施更受欢迎的改革，为未来改革建立政治支持。这些经济学家还强调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生效之前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和体制框架体系，并在政府控制和重组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发挥潜在的巨大的作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新制度主义者担忧在大型组织中建立、设计和废除过程中存在的外部因素。显然，新的公司并不可能在稀薄的空气中闪现，如果没有强加重大的社会成本，糟糕的和低效率的公司也不会消失。其必然结果是相信新私营部门以及国营经济的权力下放和私有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平衡。

人们想知道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对政策制定者没有过高的要求。早在1990年，瓦茨拉夫·克劳斯极好地观察到：我们可以把转型过程同下棋相比较。如果我们下棋，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下。我们必须知道在棋盘上如何移动棋子。我们必须知道基本开局战略。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15步或25步之后的棋局。

可以这样认为，经济转型甚至比这更复杂。与棋局不同的是在实体经济中，棋子有自己的意志。

如果“华盛顿共识”式的政策被看作是“社会工程”，使用罗兰氏特征分析后，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改革的制度方法是不清晰的。不仅需要政策制定者能够识别转型伊始唤起民众支持的措施，而且他们能够确立改革顺序，产生所期望的结果。即使从特定的政策措施中确立赢家和输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与直觉相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证实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最大赢家是养老金领用者——这种与流行观点有分歧的结果，即养老金领用者是所谓向资本主义无情转型过程中最脆弱的受害者。

从根本上讲，在转型国家中职能运作和强制执行财产权利的进步来源于完善法律制度，这种期望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更复杂的资产和市场关系中，若果没有对在市场上新兴的做法进行实际观察，本质上是不可能提前识别理想的法律体制。当然，制度秩序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关键因素。然而，不能够设计市场秩序规则，也不能把它们强加给市场参与者。

这与制度有关。但是，只是肯定其重要性是不太可能足够的。如果为市场经济创建合适的复杂的法律和监管环境，我们应该记住有本质上，没有任何已知的创建方法可循，也不能通过公共政策手段、通常支持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和文化规范来创建。同时，经济改革、非正式规范、文化环境和局部期望之间互相作用——有时被乔治梅森大学的Peter Boettke等学者称为“杂种动物（Metis）”——对于成功转型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激进市场经济转型的和存在代议制政府的国家，这样的转型似乎已经成功发生。不仅在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选民没有因改革阵痛而惩罚进行改革的政府，甚至付出代价后，他们继续支持变革。“杂种动物（Metis）”式相互作用与改革者们试图强加给的体制变革不适宜的国家遭到强烈反对，并产生意外的经济成果。例如，在俄罗斯，盖达尔政府的努力没有博得利益集团或选民的同情，因为他们没有深深感激制度变革。

“杂种动物（Metis）”式相互作用的差异可能与地缘政治和地缘地理有关。在中欧国家，人们都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即他们想成为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欧洲的一部分。在许多地方，这些国家依然存在战前管理良好和经济繁荣的回忆。在俄罗斯，观念大相径庭，因为许多人看到了苏联的崩溃以及俄罗斯民族的败北。虽然捷克和波兰有望成为欧盟成员国，支持其法律改革，在俄罗斯没有出现类似的发展前景。难怪那儿缺少显着的改革发展的动力。

虽然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地理位置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即使在比较成功的中欧国家，我们看到“杂种动物（Metis）”式相互作用的巨大差异，从而影响着转型的结果。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等部分国家的观念存在鲜明的差异。斯洛伐克人认为Klaus支持的激进转型方案不适合斯洛伐克经济利益，而温和的改革方案将更好地满足该国的经济利益。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几十年刺激的观念分歧导致1993年的“和平分裂”。在随后几年中，斯洛伐人不得不发现资本主义，通过一个反复的过程来创建自己的自由市场，其间首先涉及任人唯亲和不计后果的腐败，但后来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变革，使其成为欧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捷克斯洛伐克实例表明，“杂种动物（Metis）”式相互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在变，盛行的文化规范和期望也在变。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没有很好地解释和理解这些变化。经济界人士甚至更不太适合提前预测、管理、策划这些变化。这意味着谦虚的重要性，无论我们讨论世界的体制变化还是经济变化——在我们没有深入认知的国家尤其如此，例如，阿拉伯世界的国家。

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遗留太多的真正的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在世界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没有为民营企业和人类的繁荣创造空间。在遭受糟糕治理和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国家，对于那些思考西方可以成功促进迈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的人们，后共产主义转型的主要教训可能是“杂种动物（Metis）”式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政策干预来变革的可能性。多少地，西方热爱自由的人们需要在观念上投入，使新兴经济体的精英和公众自己看到，自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政府没有可靠的替代方案。这种投入可能在不确定的、可能是遥远的未来结出硕果。但是一旦理解了市场的作用，建立了有限制的、代议制政府，并转化为人们思考和谈论他们的国家的方式，那么就很容易地解决的技术专家的问题：哪些改革应该处于第一位，哪些改革应该处于第二位。

致命的幻想

经济学可以向自愿改革者提供一份顺利转型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措施清单。在这方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可靠实施的宏观经济稳定、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旧式清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方案。事实上，未来的改革者们不会有太大的其他变革。政策制定者在改革之前应该设计一套完善工作制度和法律规范，他们谨慎计划渐进转型的步骤和顺序，但是这种观念是致命的幻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策制定者无所不知，兼具仁慈。

同时，经济不能真正抓住社会变革的深层根源。这种根源决定了经济改革之成功与失败。除非对社会持有唯物论式远见，制度、文化和思想仅仅是生产力的副产品，否则这不应该是一份惊讶。1989年后，观念和言语的变化把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转变成成正常的繁荣的国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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