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转型，可以给正在试图彻底改革其经济制度国家一些实践教训吗？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和北非已经打开一个体制创新的机会之窗，并期待这些新体制能有利于创业、创新和经济增长。
诚然，当今世界提供了极少数的真正的中央计划经济事例。即使是表现最差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也拥有相当大规模的私营部门以及市场开放的经验。尽管不同的社会面临广泛的改革挑战，但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此刻也在经历重大的政治变革，都需要推进私有化，消弭扭曲性补贴，稳定公共财政，并为私营部门创造增长空间。
例如，埃及深受公共财政问题之累，这主要是一种扭曲的补贴制度所导致的。这种补贴制度旨在使某些商品保持低价格，从而帮助有需要的人。当然，无差别化的商品补贴主要是有利于富人，然而却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许多阿拉伯国家有着庞大的公共部门——例如，埃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由军队运行。因此，一个向市场转型需要私有化国营企业和军事企业——尽管这种军事企业在整个经济由政府控制的中东国家中占一个较小的规模。阿拉伯之春国家遭受创业精神扼制和官僚腐败更印证了这些法则。穆罕默德·蒙阿西是一个非法售卖水果和蔬菜的有抱负的企业家，被地方当局骚扰后穆罕默德·蒙阿西自焚，继而引发突尼斯革命。
因为背景不同，2012年的中东事件与1990年的东欧事件大相径庭。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与20年前东欧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那么不同。因此，需要牢记的是如果中东的民主转型成功，可能会希望后共产主义转型有许多经验教训。
不幸的是，目前大多数对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论点和理想改革的策略存在缺陷，因为他们没有反映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和政治领域的激励问题所扮演的角色。这不利于提出改革建议——这些建议根植于改革者是无所不知的仁慈的假设。毕竟，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把不切实际的人类认知和动机性需求寄托于政策制定者身上。同样，许多流行的经济改革处方含蓄地假设政策制定者不会面临认知的制约，而且他们的动机是纯粹仁慈的。因此，本文描述一些关于决策者的知识和激励机制的非理想性假设方面的更容易通过测试验证的经验教训。
本文部分目的是试图恢复“华盛顿共识”。本文重视政策制定者关注他们可以直接控制的变量，并提供简单的必要的政策清单，尽管这些对于成功转型还是不够的，但是这种方法为经济转型提供了比其他方式更坚实的平台。虽然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稳健的经济基本原则，但是如果不要求不切实际的政策制定者知识和仁慈的假设，依然尚不清楚是否存在系统改进结局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的姿态是谦虚的。因为最终来看，经济改革的成功或失败不能孤独地取决于经济上的考量。成功转型主要是经济改革如何涉及到非正式的根本体制、文化和预期。换句话说，有待发掘解释经济改革的成功或失败的思想、文化和言语。经济学家普遍认可机制的作用，但他们承认机制能够随意改变。同时，过去一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思想和言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往更坏和更好的方向演变。
最后，文章呼吁行动。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还要在直到最近依然遭受着威权统治的地方，自由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义务促进有关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的自由讨论和严谨思考。尽管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与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脱离独裁和严厉政府的转型是不会成功，除非他们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其转变的方式是他们的公民思考、谈论政府、民间社会和经济。
我们知道多少转型？
对于经济学界许多人士，1989年的秋天共产主义带来了一场惊喜。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执行市场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提倡一般均衡理论的数理经济学家认为，在原则上中央计划者能够解决分配资源和组织生产以及建立有竞争力市场的问题。在1989年年底，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他们最畅销的教科书中写道：“与许多人早期相信的相反……苏联经济证明……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正常运作，甚至茁壮成长。”
只有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央计划注定要失败，他们的论据不容易符合数学形式化。部分原因是以前他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多少阐述。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领袖批评者之一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家们留下了他们的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经济计划所需要的知识是隐性的和分散的。换句话说，个人在经济生活中使用的相关知识不仅包括技术和科学信息，而且还包括时间和地点等特殊环境信息，而这些信息很少连接在一起，因此，很难进行清晰地交流。市场价格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沟通信息，并使用信息进行经济决策。当霜降突然破坏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橘子作物，价格机制诱导消费者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人们无需考虑橙子供应的突然变化的原因。价格信号使人们按照他们不具备的以及他们不能合理预期进行收集的知识进行行动。私人市场的特点不取决于他们是新古典主义的“高效”与否——不平衡与价格信号作用比静止的平衡状态与价格信号作用更具关联性。通过消除这种机制，社会主义把不合理的认知需求寄托于计划者，而计划者期望进行经济决策，但是不是能够使用体现市场价格的简明的分散的知识。
哈耶克的隐性知识观点是敏锐的。此外，社会主义失败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直到最近经济界没有得到充分内化的原因。经济决策是基于一个创造了不正当奖励措施的工厂经理和计划者之间有关输出和资源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即使我们同意，社会主义计划在原则上能够提供高效的结果，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达到这种结果的个体行为是否与激励相一致。在计划经济中，动员工厂经理向计划者提供信息，导致公司增加生产要素和/或相对于其他方式减少产出水平。这种公共选择也导致计划者设置人为的低价格，目的是诱导市场产品短缺，因为短缺能为供应链中商品创造租值。
存在两种考虑因素——局部知识问题和政府部门的激励问题——这两个因素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核心因素。一般地，虽然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于中央计划经济，在解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的不足之处时，分散的局部知识问题和在政治领域存在的不正当激励问题有待发展。不幸的是，这两个考虑因素在经济界一直依赖的大多数经济模型中是缺失的。共产主义的衰落使很多经济学家猝不及防——就像“阿拉伯之春”事件使许多中东政治观察家猝不及防一样。然而，经济学家们预期将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指导前共产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做得好吗？以后知之明，从中欧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可以得到哪些经济教训呢？
宏观经济稳定性
毫不奇怪，当提及建议时，经济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他们知道和理解的科目：宏观经济稳定性。一旦暴露于真正的市场力量，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势必会产生相当大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消费品价格一直保持在计划经济时候的平衡线以下，需要提价以应对自由化，从而对通胀造成压力。同时，各国在市场经济互助委员会解体后，市场预期实现经常账户收支危机，包括大型浪费型重工业倒闭的民族工业结构调整可能会增加失业，因此，对社会安全网络和公共预算造成压力。
无论从任何角度进行经济转型，很显然，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必要的——尽管不是一次改革战略成功的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认识，一个经济学家领导小组正在制定后共产主义国家快速的、系统性的强调恢复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变革策略。这种方法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因为当时反映了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观点，即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采用的或应该采用的主导观点。这种宏观经济稳定是经济转型成功关键的思想非常迅速地、部分地通过杰弗里·萨克斯和其他人的工作，被应用在转型世界的政策实践。
除了强调遏制通胀和预算赤字，解决外部失衡外，无论是在国内、微观经济层面以及外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这种观点认为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本质。这种方法强调经济改革的各种元素之间存在互补性。但是，没有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价格自由化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率。同样，没有实行硬预算约束的自由化不会诱发部分公司的正确的反应行为。因为共产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改革机会之窗。一旦最初的兴奋消退，那么该窗口很可能会关闭，所以速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些快速的改革发挥着作用。当然，萎缩的产量会对自由化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解散进行回应。作为一个经验法则，这种萎缩与初始经济条件有关——不灵活的经济更多地依赖于苏联经济的合作生产结构，从而比那些能对西方市场重新调整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国家损失更多。波罗的海和维谢格德集团国家的转型非常迅速和非常有效。相反，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这本身不是“休克疗法”的控诉。而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逻辑导致的不幸的扭曲结果。毕竟，衰退最深的国家可没有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比如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即使在俄罗斯，民主资本主义的转型失败不能归咎于叶戈尔·盖达尔和他的“kamikaze”团队于1992年提出的一揽子激进改革方案。例如，1992年价格自由化还远远没有完成，总体方案缺乏可信度。这不是盖达尔的错误。俄罗斯人经历了无数次尝试解决经济问题的失败，没有理由相信这一次有什么不同。俄罗斯自由化运动伴随着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改革者们试图强加给俄罗斯企业的硬预算约束快速地因廉价信用流入而垮塌，从而导致1992年灾难性的通货膨胀率2500％。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存在许多其他缺陷——大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奇怪联盟，可能是最为耀眼的一个缺陷。该联盟发生于促进地方垄断和阻止各行业出入境活动的经济结构中，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它也产生不幸的政治影响，造成一个半政党专政。但没有哪个不幸的结果可以归咎于激进的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俄罗斯改革并不都是激进的。
综合考虑后，标记“休克疗法”为失败是不明智的。杰弗里·萨克斯和斯坦利·费希尔等支持者并没有主张：迅速的大规模改革能够解决所有经济问题。他们只是指出，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这可以使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事件加以证实。经常指责“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市场经济的运作的体制框架问题，这是真实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本身并不总是创造一个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环境。但是相关的问题是快速修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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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胡佛研究所《Policy Review》。作者是伦敦列格坦研究所经济研究副主任。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思想库报告》项目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