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有一种现象，总将出现的问题归结于特殊阶段，诸如食品安全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环境污染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贪污腐败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社会分化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等等。似乎只要还处于这个阶段，出现问题就不可避免，有了问题就可以免责。而只要过了这一阶段，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对这种“特殊阶段论”，要予以警觉。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阶段都是特殊的阶段。时间是社会存在的要素，任何工作都是在一定时期的工作。每个时期都有独特的问题，或是问题的类别不同，或是问题的程度不同，或是问题的多少不同。正如任何空间都有特殊性一样，任何时间也都有特殊性。于是就有常见的空间上的地域特殊论即国情论，由此也有时间上的阶段特殊论。
当下中国所处的阶段更具特殊性。广为传播的社会转型论认为，社会处于成熟期、稳定期的时候，问题比较少，而处于转型时期问题比较多，因为转型就是变化，过去的规范失效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健全，除旧布新、因变而乱。当下中国正处于这样的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这个现代化如果拆开看，主要是“五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并继续朝信息社会迈进;从农村转向城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转向开放，并面向全球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转型，这么迅速的转变，的确史无前例，出现问题的概率自然比较大。当下出现的各方面问题，如放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看，更容易理解一些。
然而，阶段特殊性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无限夸大，更不能因此礼崩乐坏。社会发展有一定的通则，最基本的要求既不能随地域变化而改变，也不能随时段的变化而改变。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关联的，是普遍性之内的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的特殊性，已经不是特殊性了。比如食品安全的标准之类，是依照健康的基本要求而确定的。不能说一个时期需要注意健康，另一个时期就可以随意损害健康了。是否损害健康是底线，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例外。
客观上存在的特殊阶段是一回事，主观上如何对待这个阶段又是另一回事。一种消极的态度是，对特殊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放任自流，不闻不问，于是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把坏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一种更为负面的态度是，借口特殊阶段，以此规避社会约束，钻发展的空子，牟取不当利益，使得不该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而一旦出现问题受到社会非议和批评时，特殊阶段成了一张推卸社会责任的挡箭牌，成了一块掩盖社会良知的遮羞布。
由此看来，对特殊阶段持积极的态度非常紧要。越是处在特殊时段，越是要提高警觉以克服麻痹心理，越是要采取针对措施以防微杜渐，尽力将问题减到最少，将影响降到最低。疾风知劲草。特殊阶段难道不是考验、拷问人们的社会良知的特殊时刻么?
治理特殊阶段的问题，还要有严格的制度规范。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仅靠自觉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外在的制约不可或缺。中国历来有乱世用重典之传统。越是容易出问题的时期，越是容易出问题的领域，越是要有制度规范，越是要予以严格执行。
中国发展之路任重道远，还要经历许多阶段。随着社会进步，一些问题缓和了，另一些问题突出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总是在不断遇到和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在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不可懈怠，都要兢兢业业。任何所谓的特殊阶段，都不是放任自流、自甘堕落的阶段，而是陶冶良知、锤炼规范的阶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逐渐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