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和右，最近几十年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焦点话语。左派和右派看上去似乎泾渭分明：回拨改革、向往文革是左；面向西方、崇拜美国是右。然而，左右的区分在历史和现实中比这要复杂得多。左右有不同的表述：在阶层上，左倾向于中下层，右倾向于中上层；在态度上，左倾向于激进，右倾向于保守；在趋向上，左倾向于未来，右倾向于过去；在主义上，左倾向于社会主义，右倾向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左倾向于公平，右倾向于效率。如此种种，从不同的视角，对左右的判断并不完全相同。
讨论左右，有必要对派别与政策加以区分。左派和右派，是对群体的称谓。左倾和右倾，是对政策的称谓。左派与右派，与左倾与右倾，并不是等同的，前者对人，后者对事。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政策，而不是群体。对于左右政策，毛泽东曾有段话：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毛泽东这段话提供了观察左右的一个视角，即以时代做基准衡判左右。正确政策的基准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契合时代。超越时代的政策即是左，落伍时代的政策即是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屡屡出现的左倾，都是超越时代的结果。
中国革命中曾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左倾，归根到底是对时代认识不准，高估了中国的革命形势，高估了世界的革命形势。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总体上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的社会中，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当时左倾革命的极高的目标、过激的手段，都超越了中国的时代，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出现的左倾，也是超越时代的结果。新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无疑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然而，我们当时曾错误地将这个过渡时期一压再压，并且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再提高。尤其是，在刚刚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就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发展水平估计过高；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苏联赫鲁晓夫左倾盲动的影响。换句话说，大跃进就是对当时的国内时代和国际时代都作出了过高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判断。
高估时代的左倾底色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为什么左倾多于右倾，有其深刻的原因。过去使用左字，有加引号的“左”和不加引号的左两种。只有加引号的“左”才是贬义的。社会主义自出现以来，就是代表下层民众、主张社会公平。在意识形态光谱中，社会主义始终处在左的一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壮大而战胜资产阶级的结果。然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先是在相对落后的俄国、接着是在更为落后的中国生根开花。社会主义，这个本来该出生在富贵之家的大家闺秀，却投胎在贫穷之家而成为小家碧玉，理论上的白天鹅变成了现实中的丑小鸭。社会主义起点的落后，目标的极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有意无意中抬高起点、急躁地追赶，就成为一种常态了。而这些从时代角度看，就是超越了时代的要求。为什么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左倾，不能不反省这个基因。
中国过去在时代认识上，长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高估中国的时代。革命时期高估时代是为了革命的合法性。旧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以及工人阶级人数少，与经典社会主义的设想距离很大。为了缩小这种距离，除了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外，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高估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情况依然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水平，远远比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始终是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短板。为了弥补这块短板，一方面是有意将社会主义现状说得高一点，另一方面就是试图加快发展，以接近和超越发达的资本主义。起点低、目标高、心态急，这种先天性质的毛病，才会不断重现。
二是高估国际时代，并且混淆了国际时代与国内时代。国内时代与国际时代并不总是同步的。对于落后国家，国内时代总是落后于国际时代。比如，西方进入了大工业时代时，中国还是小农经济。西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白热化之时，中国主要还是地主与农民的冲突。总之，中国在社会发展上与最发达国家相差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由于世界发达国家的重大影响和示范作用，中国在自己的工作中常以它们为参照的标杆。过去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苏联是老大哥，苏联怎么办，我们也想怎么办。中国大跃进的超英赶美，就是明显受到苏联当时战略影响。现今的全球化中，我们各方面工作又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人们总是以发达国家的现状来比照中国、要求中国。这使得我们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乃至政治改革方面，都面临着外在的压力。如果我们混淆了国际时代与国内时代，以国际时代代替国内时代，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就是超越了时代。
对国内时代估计过高，对国际时代估计过高，混淆了国际时代与国内时代，对国际因素权衡过重等，都是在时代问题上带有超前倾向，都会引发政策上的左倾。
初级阶段的防左战略
克服左倾必须清醒而准确地认识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从本国情况出发的。而社会是什么样的性质、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最重要的国情。中国革命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析了中国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选择了不同于俄国的革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定，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定，准确地把握了时代，有效地扭转和抑制了左倾的势头。
落后国家容易超越时代，把国际时代当做国内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容易超越时代，把理想当做现实。中国兼有落后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身份，因此防止超越时代的左倾激进，毋宁说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党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没有变”，正是这样的清醒剂。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今天评判和克服左右，当以此为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