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开共产党十八次党代会，很多人关心将来新一届国家领导会如何治理经济。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破八’已成定局，按年率计算，这是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199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头一次低于8%的数字。由于年初中国政府公布过7.5%的增长目标，早已给国内外媒体打了个预防针，‘破八’了也算完成政府预定目标，且在国际上看这也是令人羡慕的数字。

但谁都明白，中国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历来都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年初国内外大多数人（可能也包括制定政府目标的官方经济学家）都认为‘保八’应该问题不大，更何况长期以来在国内外流行什么8%增长率是中国经济的‘马奇诺防线’之说，说低于它就不能消化新增劳动力，故会引起社会动乱云云。一看‘保八’真的保不住，国内外就有些人开始大谈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甚至还散布什么中国政府会造假统计数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官方发表数据等种种传闻。

据说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而倾向于夸大成绩造假统计数据，或对一些跨省企业的数据进行重复计算，我想这样的现象肯定会有的。但我实在想不出中国中央政府能有造假统计数据的动机，因为对他们来说统计数据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搞两本帐。中央政府通过国家统计局直属的调查总队对地方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一定的核对和鉴别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这种制度能起到一定作用。中国政府发表的综合统计数据往往低于各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之和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基本上认可中国政府发表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否意味着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实际上包括历来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而闻名的北大林毅夫教授在内，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不可能仍然按两位数的高速发展。换句话说今后应该满足于较低的发展速度，为适应较低增长速度的时代环境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比如要提升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等等。

而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当然无可非议，但它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互为替代的关系，两者本来并不矛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言，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并没有过时。我担心的是，有些人借口我国的经济规模大，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所谓历史‘经验’，来掩饰经济改革不力的问题。

要看到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了，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获得巨大发展，但人均GDP仍然大大低于亚洲4小龙。人家到了我们沿海地区现在发展水平的年代经济发展速度仍然相当可观，比如韩国1995年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而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达8.9%。至于那以后韩国遭遇经济危机并不是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另有原因。更何况我国中西部地区则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的历史并不长，现在正满怀希望迎接‘雁行’经济发展模式在它们那里重新开花结果呢。

其实中国的所谓‘后发优势’的特点依然存在，即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真正的城市化的路还很遥远。只要不搞那些‘未富先骄’的东西，踏踏实实地搞经济建设，那日子还长着呢。凭什么说中国已进入低增长时代，灭自家的志气呢？

当然有些人举一些我国目前投资的边际产出递减的一些现象，来证明靠投资拉动高增长的年代已去不复返，但这正是需要改革的非效率的问题，它并不能证明今后中国必定或应该往那方面继续走下去。好比不考虑改革‘只生一个子女’的政策，只说几十年后中国老龄化的负担会把中国经济压垮一样。活人怎么能因尿而憋死呢？

‘改革解放生产力’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因为它已经历过几十年实践的检验。整天计算要搞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才能应付国内经济难题的政府官僚和官方经济学家们不妨回顾一下，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是怎么过来的。近几年来政府一会儿鼓励人们购买房子，不惜推出提供城市蓝户口或低利贷款的优惠政策，一会儿又倒过来搞什么限购限贷来打压房地产市场，这样的政策折腾使消费者和企业都弄得只能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无法做长期计划。还真不如政府少搞那些政策折腾，专心找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上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找改革的对象。

当然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每一步新的改革都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改起来远比8，90年代困难。但这正是我国强有力的政府存在的理由和有利条件。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成为时尚，不愿创业和进民营企业，个个都想进靠垄断享受高福利待遇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这本身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近几年中国改革乏力，经济发展缺少动力，社会缺乏活力。

先不要急于下定义说中国已进入低增长时代，要看看还有哪些可选择的道路。中国还有巨大的相对贫困人群呼唤能使他们脱贫致富的改革措施出台，好比70年代末期广大老百姓企盼邓小平的改革措施一样。这也许就是即将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