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为文而受人青睐，在于两大特征：一是写作的私密，较少顾忌，最显真性情；二是记录的真实，为亲历目睹，乃当日发生之事。故此，名士雅好日记，自古形为传统，近代以降，蔚成风气。许多重要人物遗有日记刊行于世，如晚清曾国藩、翁同龢，民国徐世昌、王世杰，乃至蒋介石亦有日记留传后人，既为专业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也满足了一般大众窥睹历史人物的好奇之心。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人物有日记问世者也不乏其人，其中以杨尚昆地位最隆，其日记也就最引人注目。
已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写作日期始于1949年1月1日，迄于1965年12月10日（有个别年份与月份缺失），所记录者为共和国初创至文革前夕17年这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此一时期，杨尚昆主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要职，位居中枢，上承下达，与闻党和国家诸多重大决策，亲历政治云谲波诡风雨阴晴。日记洋洋百万字，前前后后17年，绵绵字里行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重要的历史信息，让我们不但从中得以窥睹杨尚昆一段真实的生活面貌，也看到了同一时期一个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缩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般大众眼中，共和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无不具有一种神秘的光彩。人们对这些开国元勋大都有种英雄般的崇敬，但除了在报刊和影像中的偶而相见，这些深居中南海的中央领导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情形，人们所知甚微，只是依赖想象来完成对红墙内日常生活的构想。《杨尚昆日记》打开了一扇门窗，第一次以原生形态让人们真实地看到红墙内一位家庭观念浓厚、生活品味雅致的好男人形象，与寻常巷陌的模范丈夫和慈祥父亲别无二致。
杨尚昆平时公务繁忙，但周末只要有空，必与家人呆在一起，游玩娱乐，尽享天伦，在郊游、游泳、看电影及聊天的愉快时光中度过其乐融融的周末。离京外出，即便几天的时间，也会与家人通上一番电话；时日稍长，则是书信互通，以诉牵挂。妻子李伯钊术后在北戴河康复的日子里，几乎每晚都能见到杨尚昆陪同妻子海滨散步的身影。每年五一、十一节庆，杨尚昆都会带上家人登上天安门观看焰火。像1964年在十三陵举行的军事大比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与会，此类重要的大型活动，虽不在周末，杨也不失时机地带上上学的女儿，让女儿开阔眼界，增长识见。凡此种种，给人的感觉，杨尚昆与那种似乎一年到头忙于公务而无暇吸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人物别有区分。
杨尚昆另有两大爱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为游泳（洗澡），一为看电影（戏剧）。只要不是生病和条件允许，杨尚昆每日必做的功课就是游泳（不游泳，则睡前洗澡），无论冬夏春秋都是如此，杨尚昆之于游泳实可用“酷爱”来形容。而看电影，当时年代算是一项顶好的娱乐休闲方式。工作不是很忙时，杨尚昆几乎每日都看上一部有时甚至两部电影。除了一般的市场公映片，杨尚昆所看也有不少内部参考片、审查片，还有借来外国驻华使馆的原版片。对所看电影，杨尚昆常会写下一简单评语。有意思的是，一个美国风光片，杨看后竟视为黄色片。风光片怎么会为黄色？想必是海滩出现了比基尼，有碍观瞻而惹起的祸。此折射了当时年代的一种认知观念。与此类同，一部《谢廖沙》的苏联影片，杨尚昆视为宣传人性论，也很不以为然，对人性论影片的不认同《日记》不止一次。杨尚昆这样十分注重家庭人伦、富有人情意味的人对人性论都持一种真实的排拒态度，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入人心，可想而知，后来所以能发展出文革那样惨无人道的全民运动不能说与此没有必然的关系。
从杨尚昆的两大爱好我们推想，杨尚昆不仅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且生活品味相当雅致。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谈到五、六十年代中南海的生活情况时曾提到，杨尚昆家“爱吃西餐大菜”，爱吃西餐自是雅致生活的一种象征，可以证实我们这一推想。杨尚昆的生活品味或许与其早年留苏经历有关，与从事艺术方面工作的妻子影响也不无关系。
《日记》中杨尚昆的身体似乎并不太好，经常生病，感冒发烧。而文革后重返政坛，身体却愈见硬朗，并以九十又一的高寿享于人世，令人称奇。
与家庭日常生活的直接记录不同，《杨尚昆日记》涉及党内政治生活尤其是有关党内斗争或人事关系问题时十分谨慎，多用隐笔，甚至回避。文革前党内复杂而激烈的矛盾斗争，在其笔下几乎没有正面触及（高饶事件有所记录，但有价值的重要记录来自于杨尚昆工作笔记，是《日记》编辑者将其移入《日记》中，与《日记》本身所记仍有区别）。当代中国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在《日记》中反复出现，无论是政治局主席、常委、委员，还是一般中委或候补中委，杨尚昆均是长时期近距离接触，除建国初对毛泽东等极个别人有过赞语，对王明有过劣评，其他人《日记》则不显一字评语。不过，在访问苏联、与苏共争锋相对时，《日记》不仅记事详尽，且对赫鲁晓夫有尖锐的批评。
此一现象饶有意味。我们不妨将其视为政治人物圆熟润滑的一种表现。在党外问题上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为政治正确，不存在风险；而党内矛盾变化莫测，难以把握，自须谨小慎微。但某种程度又未尝不是“侯门似海”，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而预先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折射！因过于谨慎而致使某些重大历史信息未能得到足够反映，是《日记》的一大遗憾。
虽然有此遗憾，杨尚昆到底不想也不愿让极为珍贵的历史从自己笔下悄无声息地滑过，从其有意无意的不动声色的简略记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和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印痕。
请看1962年7月18日的《日记》：“下午少奇同志向下放107名干部讲话，……我听了第四点后，主席即来电话，去游泳池谈话。谈到六时半回家。晚饭后休息到9时，约恩来同志谈主席谈话的要点：（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注意。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什么事情令杨尚昆如此“觉得事态很严重”？且加上两个惊叹号。仅是毛泽东对两部委的不满，对两条道路选择的考虑，当不至于令其那样“十分不安！”并当晚向周恩来报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却又不能直白明言，只好模糊其词。如今我们已知道，《日记》所记，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爆发的一场激烈的矛盾冲突。
1958年的大跃进失败，导致了3年的大饥荒，使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上升。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向来关于形势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喻判断已不适合当前的严峻形势，而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尖锐看法。这一看法获得党内普遍共鸣，却触动了毛的敏感神经，使两人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趋于激化。因此，当刘少奇准备选择在农村试行包产到户，以贯彻经济调整、加快经济恢复时，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对刘的不满终于爆发。王光美、刘源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披露：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少奇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从时间到内容，完全可以判定，《日记》隐约记录的就是毛刘之间的这场冲突。我们还不能确定冲突发生的具体日期，但依据常情，毛泽东召杨谈话当在与刘冲突事发后不久，那么，此事也就有可能发生在接近于18日的7月中旬而非上旬。杨尚昆得悉毛刘冲突的翌日，列席了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的常委会，《日记》写道：“会上主席又说了昨天我谈的两个问题，但未指名。”会上并决定召开北戴河会议。正是在这次北戴河及紧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对刘少奇包产到户的右倾单干风进行强力反击，并点名批评了支持包产到户的田家英。《日记》对北戴河会议内容没有记载，但从8月11日至21日几乎每日都出现的田家英找杨尚昆谈话，不难想见田所受到的强大压力。
中央最高层的矛盾冲突再一次爆发，是在1964年底与1965年初中央召开的有关四清的工作会议上。《日记》隐约其事，但仍有迹可循，1964年12月28日记载：下午3时大会堂河北厅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最后讲话：“……请看看党章（100——104页）（八大文件）和宪法第三章，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另一书是宪法‘第八十五、八十七条’，那里都讲到人民的权利，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段乍听起来让人有点莫名其妙的讲话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而发，是对刘邓不满的怨气发泄。这一年12月中旬，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工作会议讨论四清问题，邓小平认为一般的工作汇报，可不必惊动毛泽东，遂向毛汇报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另一次会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没说上几句即被刘打断。此二事使毛大为恼怒。会议结束时，江青请陶铸夫妇看戏，在休息时间，毛满腹牢骚又不无怨愤地问到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参会人员遂重被召回，继续开会。12月26日，毛泽东71寿辰，请客三桌，席间，毛对着李富春指桑骂槐：“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28日，毛余愠未消，携带《党章》和《宪法》来到会场，借讲话再次发泄对刘邓的不满。杨尚昆所记就是其中部分。
也就在此期间，毛泽东定下了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的最后决心。（参见拙文：“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杨尚昆未必知悉内情，但显然感觉到了某种变化。1965年1月14日，杨尚昆在日记中罕见地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但他断不会想到，“刘话不灵了”的这种变化，却是一场政治的疾风暴雨正在酝酿生成的先兆，也是自身命运即将被改变的预示。到了这一年10月底，杨尚昆的命运开始了逆转。
10月29日，杨尚昆在日记中抬头就写上一句：“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接下写道：“上午10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谈话内容未着一字，从“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可以看出谈话对杨十分不利。接下来的两天，杨尚昆一直处在“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进去”、“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的抑郁之中。究竟是什么事情使杨尚昆如此无精打采，黯然神伤？11月5日《日记》揭开了原因：“彭真同志已通知我的工作的调动。”原来29日的谈话是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转调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从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转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贬放。
杨尚昆被贬放，与“私设窃听器”（也称“秘密录音事件”）密不可分。半年后文革爆发，杨尚昆被打倒，《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认为杨尚昆所犯错误有四宗，其中之首便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其实，这是一桩陈年旧事，发生于1961年4月下旬，《日记》在同年4月26日至6月24日间，对此事有所记录与反映，撮要如下：
4月26日杨尚昆在河北保定白洋淀考察工作，晚间接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电话，要其次日下午赶回北京（日记没有提及电话内容，但从后面的日记可以推测事关“秘密录音事件”），杨“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第二天下午5时20分，杨尚昆甫抵北京永定门车站，“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随后的日子，杨尚昆一面召集办公厅有关人员“谈关于录音的情况”，一面向周恩来、康生等报告有关问题。5月8日，杨“向主席写了一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5月20日，参加书记处会议后，又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了一次关于录音问题处理的意见。6月24日，“3时半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
“秘密录音事件”，在《日记》中从最初的接获事发到最后一次出现，时间整整两个月。此事的缘起，据有关资料，于196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南巡，车停长沙，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卧房谈话。其后，服务员步出车外，遇专列一无线电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一时心血来潮，对服务员说，他刚才听到了毛泽东与其谈话内容。服务员大惊失色，转身便向毛泽东报告，专列上装有录音，毛泽东闻讯雷霆大发。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秘密录音事件”。
据《叶子龙回忆录》，中央录音工作的建立，始于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目的是核对速记，以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对中央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进行录音，中央领导知悉其事，毛泽东本人也有过专门指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嘛。” 据此，中办机要室对录音工作做了具体规定，得到毛的同意。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其一些重要讲话与谈话进行了录音。
但毛泽东很多场合的讲话并不喜欢被记录，更不用说被录音，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后尤其如此。而中央办公厅则认为党的主席的每一次讲话与谈话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指示，都应该也需要记录与保留。“秘密录音事件”盖由是而生。就事而论，毛泽东固然知道有录音一事，但不料其有音必录且预先不闻，龙颜震怒，着旨严肃查处，是为必然。此事牵涉多个部门，包括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在内的众多人员为此获咎，叶也黯然离开了中南海。杨尚昆虽当时躲过一劫，但从此失去毛的信任，最终也未能幸免于文革前夕被放逐的命运。
《日记》记录了杨尚昆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1965年11月9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第二天“中午主席找去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谈话内容日记未着一字。几十年后，杨尚昆对这次谈话有过追忆，其中毛泽东说的一句话颇能反映毛式风格与性格。毛泽东说：“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杨尚昆这样重要的干部其工作安排与任免，是断不可能不经得毛泽东的同意与批准的。
27日：“朱德同志80岁生日，去玉泉山时在他家中坐了一下，未说什么，彼此心照而已！”朱德与杨尚昆是老乡，又是长者与领导，登门朱家既有祝寿之心，也有辞别之意，然“未说什么，彼此心照而已！”党内政治的沉闷与压抑，此可见出一斑。
12月8日：“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简短的一行字浓缩了太多难以明言、也难以为他人体味的失落与苦涩。往昔中央会议，杨尚昆亲与部署和安排，此回却成了排除在外的局外人。而会议内容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却是杨尚昆断不会想到的——会上罗瑞卿突遭整肃，不出数月，杨自己也被捆绑到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揪出批判。
12月10日，是杨尚昆离别北京的日子，《日记》写道：“16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待时间！”对一位政治的失意人，时间是最好的安慰剂，也是最客观的公证员。十年过后杨尚昆重返京城，在生命的晚年走向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杨尚昆日记》除了可以让我们读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光影之外，还能看到若干一般正史不载也就难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或能为正史拾遗补阙，或可为专家提供研究线索。如1955年5月9日，中办有关工作人员向杨尚昆汇报信访接待情况，是日《日记》：“近几日的接见工作，情况比较严重，南门打了窗子，西门红墙写了标语。来访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六种情况，即：一类是吃饭问题，分为：失业、被减、旧的复员军人、新的复员军人四种；二类为告状，分为党外、党内两种。大有增加的趋势”。当年的上访者竟敢在中南海写标语、打门窗，这样的行为很可能超出今人的想象。
又如《日记》1959年1月18日：“据各省汇报（缺河南、广西）：病情严重，发病者约500万人，已死7万人。”此处病情，当指因饥饿而起的水肿无疑，可知中央高层1959年年初对各地因饥荒而出现病、死的严重情况就有清楚的了解，如此，当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为民请愿的激烈批判更显无理。
再如，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以参会人数而得名。1月28日《日记》记载：“由下午2时起，到3时40分止，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约8000人，分批地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与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合影。”由此可知，原来“七千人大会”实际与会人员近8000人。
还如，邓小平缺席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般党史或者不提或者以“因病缺席”而一笔带过，《日记》对邓病有详细记录：1959年6月5日：“夜间11时半，接李福坤同志电话，小平同志在俱乐部打弹子，不慎滑倒，经医生珍视，后来即送入医院会诊，2时半北京医院来电话，确定是骨折（右大腿），必须卧床8周，可以治好。”两个月之后，8月27日，杨再度“去北京医院看小平同志，并与他谈了约1小时多。”此时庐山会议已经结束。另如，1960年5月19日杨尚昆随毛泽东乘专列外巡，“晚11半到达南昌，下车去招待所，与彭真同志通话传达主席指示。（中略）3时返车上，主席亦于跳完舞后同回。”
最后，《杨尚昆日记》中出现的人名称呼也有值得一提之处。国人对人称多有讲究，不同的称呼可以反映不同的情感色彩，显示关系的远近亲疏，公共场合如此，私人日记更是如此。《日记》按党内习惯对人多连姓带名称同志，或略姓以名称同志，或去同志直接以名相称呼，这一顺序可以反映彼此关系的从远到近。《日记》在建国前夕的49年，多以“周”称代周恩来，绝大情况下这是行文的方便，看不出情感，不过有时同一天日记同时出现李克农、周恩来或任弼时、周恩来时，“克农”、“弼时”与“周”的不同称代，则可见出彼一时关系之亲疏。建国后《日记》以“总理”、“周总理”或“恩来同志”称呼周恩来，偶尔也以“周”为简称的，如1960年1月3日：“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听一波、立三、周关于6个大协作区会议情况的汇报”，此时难分亲疏，却能反映一时的情感或情绪。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情绪，只有天知矣。
而对毛泽东的称呼，《日记》绝大多数时候循党内习惯以“主席”相称。唯一例外的是，1953年年底至1954年，尤其是54年元月期间，“主席”成了“主”或“主公”，这一变化诚然是为方便的简称，但很难说没有杨尚昆某种心理变化的因素在其内，因为在这之后，对毛泽东的称呼一如从前，仍以“主席”相称。联系到这一时期正是高岗事件的发生期，这一称呼的变化是否与此事有关，殆难以考证，给人留下的已是一个不可求索的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