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是人道还是兽性，自古就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和宗教命题。前者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想当然了两千多年的，不言而喻的“人之初，性本善”，后者则是基督教原罪说的立论基础。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罪恶的制造者，这是毋容质疑的，也是人类自己得出的结论。
请键入美国耶鲁大学网“Genocide Studies Program（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研究项目）”页，用CGP三个字母做为关键字去搜索，这是“柬埔寨大屠杀项目（Cambodia Genocide Program）”的缩写。无论你是否注意过这个东南亚小国，也无论你是否关注世界政治及持何种意识形态，你都会被震骇并且感到巨大的恐怖和悲哀。像每一个到过波兰奥斯威辛，德国达豪和中国南京的人一样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为自己所属的物种和它超乎自然法则的残暴，野蛮和不可理喻。
一个600万人口的小国，45个月内，三分之一的生灵涂炭。残害，刑虐和杀戮成为社会的常态，浩劫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还是完整的。一个上台后并没有遭遇任何反抗的政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名义屠杀了200万人，即使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也太过份了。这场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的屠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卢旺达的灭族，在被屠杀人数与国民人口相对值上更是创造了世界记录的大屠杀是一次真正的人类灾难。对于中国它还意味着更多一重的苦难和羞辱--这场在“屠侨史”上也创造了世界纪录的浩劫中，三十万侨民在“消灭有钱人，消灭阶级”的呼啸里像牲口一样地被宰杀了。这些侨民不是别人而是华侨--你我的同胞。
从多重意义上讲几乎都是空前的这场人类大灾难，却至今依然鲜为中国人所知。
站在钟屋杀人场曾经的血与白骨的泥淖中，你无论有多长的革命经历，对革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以及有多么丰富的革命知识都会战栗和语塞。经验和知识都已苍白，剩下的只有从常识和直觉出发的，对“革命”二字的重新思考和定义。
“革命”一词在近代的兴起始于晚清，来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兼辅的《万国史志》。他们在写到法国十八世纪末的那场大动荡时第一次使用了片假名汉字“革命”二字，孙中山则从译著中取出“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从此这两个字在中国野火春风般时髦和流行起来。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毛泽东说（他）“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
“革命”二字究其词源却是出自中国。东汉班固《汉书 叙传下》曰：“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意指变革天命，立盟约章法，创设新制；《周易 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本身是穷通变幻的《易》中的一卦，革命是变化中的变化，意指改朝换代。明朝余邵鱼撰《列国志传》，多次提到孟子论及“革命”，多是“以仁制暴”的儒家革命精神。英语“Revolution”一词只是到了所谓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才被赋予暴力的含意，而它的原义本来是且现在依旧是：一，冲突；二，彻底变革；三，巨大的改变；四，巨大的变革；五，循环；六，旋转一周。可见“革命”无论在古汉语或在英语中的意义都是相当广泛的，可以是改朝易姓，可以是改变，可以是改革，改良，演进，也可以是命运的转换。但是自从100多年前“革命”二字由出口转内销之后，其意义就大大地被狭隘化了。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派领袖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檄文》中的表述非常直白：“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则进一步发展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一词在中国上世纪的100年中这种大大的被简化和狭义化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把最暴力的信息以最简单的方式普及给最下层的民众，使一切社会意义上的改革，改良，革新，变革，改变，演进都黯然失色。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民生主义在革命的面前都成了小儿科，成为幼稚的和被讥讽的，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说到“小儿科”，有个典故许多国人都有记忆。1975与1976年相交之晨，八十三岁的毛泽东以重病之躯接见了一对并非大人物的年轻美国夫妇，他们是一年前因水门事件辞职，美国原第37任总统尼克松的女儿--美国传记作家朱丽娅•尼克松和她的丈夫--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艾森豪威尔。是时离毛泽东的去世只剩下9个月，他非常虚弱。一个即将离世的革命老领袖此刻却急切地希望向共产革命的宿敌--两个年轻人父辈们所代表的国家示好，两人因此在北京受到了极为热情和超规格的款待，并在深夜被准予御前觐见。当毛谈到他们的父亲因水门事件辞职时表示了极端的不满并不屑地评论“美国政治太小儿科”。虽然毛的同情毫无悬念地在茱莉亚的父亲--尼克松一方，却令两位年轻人相当困惑和难堪--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毛的价值观。回国后朱丽娅在自己《非凡的人们》一书中用40多页的篇幅写下《毛泽东》一章，让中国方面尝尽了失望与尴尬的味道，以至这本极具历史价值的书至今都没能在中国出现。
在中国，革命把没有几个民众能够真正理解的各种激进的学说，思想和主义高度凝练为一个人人都能听懂的词汇--“造反”，创造性地将苏俄已经狭义过一次的革命再狭义一次，然后以煽动仇恨的手法将其普及到民众，彻底截断了在中国走英国“光荣革命”，美国“民主立宪”道路的希望。
然而可怜的柬埔寨原是有希望走这条道路的。
1. 西哈努克的革命
上世纪中期，独立解放和革命是紧密相关的概念。和美国当年向英国人闹独立一样，柬埔寨人也不甘做法国殖民地，他们也要革命了。1952年，三十而立的国王诺伦敦西哈努克发起“皇家独立十字军东征”。在这面充满血腥和浪漫意味的旗帜下却并没有真正的流血发生。温文尔雅，西方和贵族味道十足的国王凭着他的个人魅力在西方各大国之间旋风般地游说--“要么让柬埔寨独立，要么让这个国家被共产主义吞噬”。美国在这一危言耸听的立论下进退维谷，想“两害取其轻”却在孰重孰轻之间踟蹰不决。而战后尚未洗清投降者耻辱的的法国人，在看到这位年轻的国王当真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了总部和鹿砦，摆开决裂的架式，竟立刻乖乖地交出了政权。这位酷爱演戏的年轻君王居然真的兵不刃血，单枪匹马，“皇家独立”地完成了“十字军东征”，他的王国戏剧性地于1953年独立。
独立后的柬埔寨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三权分立。1955年在国际社会监督下，柬埔寨举行全国大选，西哈努克宣布逊位，组建奉行“国家，宗教和国王三位一体”原则的人民社会同盟并担任主席，主张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全面改革，提出“独立，中立，和平，民主，廉洁”的竞选口号，最终获得全国82％的选票和全部国民议会议席，组成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相的王国政府。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上世纪70年代人口为600万，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林木葱郁，风调雨顺。那里没有台风，没有地震，仅仅一个马德望省出产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三年的供应，曾一度是亚洲的主要大米生产和出口国。高棉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而认同心理宽松，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侨居在这个小国，那里既非 “一穷二白”荒蛮之地，也非“官逼民反”的穷山恶水，而是以其古色古香的文明自矜于世，笃信“慈悲为怀”，“不杀生”的宗教，是那种最不可能发生大屠杀的国家。
公平地说，西哈努克是个好国王。作为一位小国之君，几十年来他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在两大意识形态板块的挤压中历经劫难，受尽屈辱，殚精竭虑，九死一生。虽然他也做错了许多事，尤其是姑息了波尔布特，但人民理解他，那些不惜牺牲个人尊严而屡屡的做戏和祈求，妥协和反复，都是为了要减轻他小小王国和几百万子民的苦难。他为此而受到的鄙视，欺凌和侮辱不计其数。如今他已年过90而依然被人民爱戴，柬埔寨至今流传着一句名言--“西哈努克就是柬埔寨”。可见这也不是一个专制统治下的“邪恶”国家，君民之间不是暴政暴民的关系，而是亲民与忠君。
柬埔寨本是最有可能成为东方瑞士的国家，和平，发展，逐步演进，大不了搞搞颜色革命，来个非暴力不合作罢了。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土壤生出了最血腥的故事。
2. 波尔布特的革命
有关波尔布特近50年的革命生涯过程不在本文叙述和探索之内，也不是本章题目下的内容。本章希望能像一份试验报告，看一位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小僧侣在革命的熔炉中如何被冶炼成连人尸也要再屠杀的狂魔（失势前的波尔布特曾亲自下令将他的战友，柬共军事将领宋成全家11口被处决后的尸体用卡车碾碎）。它是一个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近于完美的菌株--人性在革命中变幻，回归，异化的菌株。
但是若想分析出这一可怕嬗变的全过程依然是困难的。除了耶鲁大学的CGP，我还没有发现亚洲哪个国家有类似的研究，中文资料更是少到几乎没有，所以本文也一定是粗糙的。
柬埔寨大屠杀的祸首并非张献忠，刘宗敏式的流氓无产者，而是僧侣出身并曾赴法留学的波尔布特。波的祖父死于高棉王室与泰国王室的征战，姐姐沙良是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的爱妃，所以他还应该算是个皇亲国戚。不幸他的留法生活很不顺心，赴法不久就由于成绩低下而丢了政府的奖学金，潦倒到居无定所的地步。4年留学结束时他没有拿到学位和文凭，以至被同学和后来的战友讥讽为“没有法兰西深度的，不入流的”东方人，是一个“根本无法结交朋友的人”。晚年的波尔布特自己也承认由于学问和法文都不如人，他在留学生中寂寂无闻。按照一般心理学理论，一个人在求学期受到的心理创伤是很难消除的，由此引起的自我价值感降低，无望，孤独和愤怒感多会导致性格的扭曲并影响一生。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尤其是无限制的权力，潜意识中的不满和仇恨会造成惊人的破坏力，这在许多专制的革命领导人身上都不难觅到相似情况。但这只是形成波尔布特从政权领袖到杀人狂这一因果链的一环，更关键的一环在于他是一位具有“九三年”革命传统的法兰西培养出来的合格的“革命博士”，而且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位。
法兰西是个革命的输出国，用时髦的用语--是个价值观的输出国。200年前她诞下一只叫做“雅各宾党”的怪蛋，孕育了革命的始祖鸟，生出马拉，罗博斯比尔这样的革命怪物，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中国和柬埔寨都是法国革命的被输入国，许多曾经的领袖都是这只始祖鸟的后裔--海归的革命博士。他们的生命都因着革命而走向高潮，也都在革命的迅速沉寂中走向沉寂。
从柬埔寨回来后我曾冒昧地向一位曾在1975年出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官员的女士探寻她对波尔布特政权时期大屠杀的看法，我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
“波尔布特吗？他是个风度极佳的好人。想要解密柬埔寨问题吗？你就别做梦了。”
这个回答几乎是我下决心要以一己之力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的最初动力。在悲哀和忿懑中我写下文章《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和摄影配诗《柬埔寨，并不遥远的故事》。我在柬埔寨搜集了若干大屠杀的资料和影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复印，扫描和抄录了尽可能多的有关这场大屠杀的资料，我联络了在美柬埔寨华侨组织，采访了大屠杀的幸存者，那些血腥的场面曾令他们多年不能安寝，以致有些人根本无法和我谈起。
大屠杀发生的年代正是我们这代人初读《双城记》，《九三年》的时间，空间也极近，从广州到金边比到北京还要快，时空双双触手可及。那是人类科技文明已达到“登月”的高度，社会文明已达到“联合国”高度的时空，而从那时起回溯30年的德国纳粹屠犹过程还正是社会和历史学家们研究的热门课题。
这就更加令人不解了。
有关 “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项目最初的调查都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学者进行的。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研究成果的书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Phillips Short的《波尔布特－历史的梦魇》（巧的是他的成名作是《毛泽东》）， Kiernan Ben的《波尔布特政权1975--1979：红色高棉统治下的种族，权力与屠杀》，David P.Chardler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的政治传记》，Michael Hass的《柬埔寨，波尔布特和美国》，Kuehnelt Leddine的《左派再临：从萨德，马克思到希特勒，波尔布特》等。这些著述从各种角度分析波尔布特政权以及波尔布特其人在历史中出现的因果关系，其中不乏截然相对立的观点，但对于这场大屠杀却没有一人去否认。
波尔布特或柬共却没有遗留下来什么理论甚或文字能供人们分析，我也只找到一本澳大利亚学者David Chandler收集和编著的《波尔布特小红书--安卡如是说》，这是他在大屠杀过后的柬埔寨经年收集和研究的结果。除此之外我还尚未发现其他有关论述柬埔寨共产党和柬埔寨革命理论的书籍，更遑论诸领袖们的原著了，因此如上所说，本文的粗糙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本我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的《波尔布特小红书》用英，法，柬三种文字收集了波尔布特语录，包括集会用口号，标语，仪式用语，歌曲，士兵和市民用的口号，劳动时的口号，对民众的恐吓与威慑策略，庆典礼仪上的规则等等。你几乎可以不用去细读它，因为它和你我头脑中尚存的残留记忆几乎完全重合。
先说什么是安卡。你在百度和谷歌里都查不到的安卡（Angkar）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人熟悉的“革命组织”。在45个月的执政期内，波尔布特就是安卡，反之亦然。安卡总控柬埔寨全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如果还算有的话）和精神生活。它是立法机关，是政权，是法庭，是行刑队，它也是社区，是党部，是宗祠，是家庭--党和革命的大家庭。它是主人，家长，是酋长，族长。它可以安排和拆散婚姻，可以对一切人生死予夺。我前边提到幸存者中的一位就多次在现场亲见安卡处死自己的乡亲，罪行多是干活偷懒，偷吃，生病等等，妇孺老残都不饶恕，手法残忍到我不愿书写。
安卡（即波尔布特）都说了些什么，让我抄录一些在下：
“我们应当强迫他们用自己的手工作以便将他们变为新人！”
“不积累财富就不会失去什么！”
“宁可错抓一千，不可错放一人！”
“多一人不如少一人！”
“拒绝就是敌人，反抗就是尸体！”
“一切权利绝对归安卡！”
“尊重集体，瓦解个体！”
“超大跃进！”“清算过去！”
“自力更生！”“节约！”“抵制西方消费品！”
“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
“学院和文凭毫无价值！”
“君主制是时代的错误”……。
安卡是权威，是敬畏和恐怖，它能“看到一切，了解一切”，它要求人民“盲目地服从”。“安卡的愤怒”就是--监狱和杀戮（其实在波尔布特制下，监狱早已等同于杀戮）。安卡时时刻刻都在追捕“CIA和KGB间谍”。安卡定义“人民的敌人”的概念，他们是：旧时代的得利阶级（尤其是富裕程度普遍超过柬人的华侨），僧侣和越南人。安卡指出“敌人就在大众之中，就是那些不适应集体的人，4.17份子（旧政权下的城市民众），还有病人”。安卡定义“隐藏的敌人”就是那些“党内的敌人”，“戴着面具的敌人”，“抱怨的人”，他们的出路只有--死！死！死！……。
安卡还提出许多劳动口号，例如：
“战斗的，勇猛的劳动者们，努力劳动！”
“努力劳动，多产稻谷！”
“稻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产量必须增加三倍！”
“大自然必须被战胜！
……等等诸如此类。
安卡要求“个体必须瓦解，集体遵照波尔布特”。安卡规定“革命庆典”的仪程，管理男女的婚配，组织新家庭，维护新秩序，取消个人财产，消灭一切商业，禁止社会交往，严禁个人自由，安卡还负责“锻炼新人”……。
除了冷酷，安卡倒也有一些能令你发笑的噱头。比如“柬共是第一个成立仅仅15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柬埔寨是全世界第一个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是“第一个消灭了阶级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国家”。“柬埔寨人既然能造出吴哥就能办到一切”，“柬埔寨是共产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令人无法不想起我们自己的关于“解放三分之二”的冷笑话。
……
你在《波尔布特小红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他自己的东西，要是放在眼下，只要原作者主张，几乎任何一个知识产权法庭都可以依《版权法》起诉波尔布特或安卡剽窃。但就是这些完全抄袭的东西却是波尔布特政权所谓革命理论的全部。
研究波尔布特的西方学者也感到奇怪，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柬埔寨共产党是最极端的以党的教导和宣传作为基本元素来控制社会的，从1975年4月7日上台执政到1979年1月7日崩溃，45个月内他们每天都在开会，学习，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刷品。这与列宁毛泽东们留下大量的文字印刷品相比显得非常苍白。
30年前的柬埔寨尚是个以口口相传为媒介的传统农业社会，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党领袖的政治主张才能转化为恐怖的，如化学萃取了一般纯粹和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语言体系的基础--重复的呐喊对于降服那些完全的无知识和目不识丁者是有可能的。在没有印刷材料的背景下，柬共确信在传统的机械的背诵中可以籍由无尽重复的语言控制全社会的意识，而民众在这种鹦鹉学舌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偏离也是大罪。自以为知识渊博的波尔布特非常信赖这种学问和方法。但就实质而言，柬共和所有的共产政体一样并没有产生出什么经过改造的“新人”，只是使无数的年轻人和无知识的人回到原始的兽性状态，假如那个残忍而无感情的时代确实存在过的话。
《波尔布特小红书》的作者对安卡有一个很冷静也很冷酷的断语--“安卡起源于猿的社会（The Angkar Origin－ated from the society of apes）”。他认为从本质意义上讲波尔布特主义是要把高棉民族跳跃式引向“新的社会”--回到世界的原型。安卡在许多方面企图使人性回到原始的野蛮（back to the dawn of humanity）。45个月的时间内这个政党攫住他的人民的全部心智和灵魂，剥夺了他们做为人类的全部快乐。
这就是波尔布特的革命--从人到猿的革命。
3. 两种罪愆
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这个发生在当代，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的而发生的巨大罪行，几乎可以断定是一个人类行为的先例。如果一定要觅一近似的例子，大概只能用中国上世纪中期那次“大跃进”来媲美。造成过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所谓“大跃进”，多少年来被看作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至今也没有任何对其正式否定的官方文件出现。
古希腊哲人说，“因欲望引起的犯罪比那些因愤怒引起的犯罪更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后者是不自觉地失去了理智而前者犯罪却是因为被快乐所压倒，这种罪行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是被他自己的冲动驱使做出恶事，是受欲望的牵导”。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的而大批大批地屠杀或虐杀同类，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应该属于那种“被快乐所压倒，被冲动所驱使，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的罪愆。
人类史就是一部从兽到人，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史。在所有的人类行为特征中，直接从动物前驱衍生出来的就是“灭族屠杀”，它的两种常见模式都有动物先例：不分雌雄一律杀死（例如黑猩猩与狼）；杀死雄的留下雌的（例如大猩猩与狮子）。人类历史上的“灭族屠杀”屡屡发生，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连动物行为学家也常常感到难以捉摸。
灭族屠杀最常见的动机是强势族群图谋弱势族群的土地和资源，或者利益的另一种形态--权力斗争使某个族群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另一个族群。历史上最野蛮的人类行为莫过于13世纪忽必烈时代蒙古帝国在中国以及欧亚境内的种族灭绝，其惨烈程度令许多国家的史学家甚至不忍记录。被杀怕了的欧洲人从此将蒙古人称为“黄祸”，中华汉民族虽然曾是那次大屠杀中最不幸的受害者，却至今都因人种划分的原因而受这个野蛮帝国的牵连。这是土地，人口和资源之争；发生在公元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到近代，教会已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仇恨，它使天主教蒙污并在世界范围内贻害至今。这是宗教之争；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是种族之争；还有五胡乱华的杀戮，满清入关后的屠城，纳粹屠犹和日军南京大屠杀……，凡此非战争的屠杀均发生在不同种族种群，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渊源的人群之间，其中包括战胜者的杀俘行为。而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大屠杀却是发生在同种，同族，相对同一文化，意识形态及宗教环境，战胜者已经掌握国家政权并毫无遭遇反抗的情况下政权对自己的人民施行的大屠杀。它令人类行为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双双感到“更加难以捉摸”。
人类应该怎样对待这种自作孽不可活的超级大灾难？原谅，忘却？不原谅，不忘却？原谅但不忘却？
人类学家Jared Diamond在《枪炮，瘟疫与钢铁》一书中提出历史的因果链这一概念。他说“记录与描述历史和研究与利用这些记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后者是为了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改变或者避免某种历史过程的结果。研究与利用这种结果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心理学家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精神病学家努力去了解人类精神偏异的起因，社会历史学家努力去了解灭族屠杀的起因，不是要为罪愆的产生寻找理由或者为其辩护，而是想要利用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只链条。”
CGP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符号（Sign）。不是吗？有顶尖的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在研究这一次极端的反人类行为，这是柬埔寨之幸，是亚洲之幸，更是人类之幸。它像一簇小小的火花，给这个常常令人失望甚至绝望的星球带来一丝温暖，一丝信心--毕竟人性，人道现在还是我们小小世界的主流，虽然人类最后有极大的可能毁于自己，却因为有了无数像CGP一样的小小火花而给现在的我们很多的希望。
和CGP的理念相反，有些人建议忘却，至少在自己存活的时代不要去触动这些巨大的伤疤，更不要去探究其因果链。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乔森潘先生就是这样建议的。作为红色高棉反人类罪的最大嫌犯之一，他多次呼吁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忘却这一段历史，以遗忘来获得和解与宽恕。他的呼吁换来的是羞辱--在最近一次国际法庭的审判庭外，由于庭警的疏忽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审判红色高棉反人类罪的国际法庭开开停停，远没有纽伦堡审判或东京审判那样势如破竹的气势。许多人希望这段历史让子孙们和未来的考古家们去头疼，毕竟伤疤和化石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意味着剧痛而后者意味着成就。然而伤疤是这么快就能变为化石的吗？难道不怕它引起新的疽痈吗？如果人人都不去找出斩断生出罪愆的因果链的方法，我们又怎么能断定这样的灾难不是绝后的呢？
西方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的研究是对人性，人权和人道最好形式的尊重。
其实在大屠杀中被害的西方人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大约不足100人，大部分是新闻工作者，而中国侨民死于这场浩劫的数字则极为惊人。到了暴政结束的1979年，60万华侨骤减为30万，华侨遭受了比柬人更大的苦难。更令人悲哀的是，安卡屠杀华侨几乎不避讳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中国驻柬大使馆工作的华侨翻译和工人几乎无一幸免被屠戮的命运（见《红色旋涡》）。在国际社会中，仅仅屠侨本身就是万难被侨民的祖国容忍的，这也是越南1978年底悍然出兵柬埔寨的最直接的理由--她的两万侨民被屠杀殆尽。但让人深感不解的是作为柬埔寨最大的邻国，作为30万侨民的祖国，做为对这一极端的人类行为负有无法推脱的历史责任的大国，做为对CGP拥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有发言权的当事国，中国30年来却不发一言，真正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在我看过的所有有关CGP的文献和著作中，中国都占据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位置。如果说波尔布特革命的启蒙老师是法国人的话，那么他的毕业导师或终身导师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到了波尔布特的时代，法国早已变为最反对暴力，战争和革命的国家（也许正因为此才有贝当的“维希政府”，才有对西哈努克“皇家十字军东征”的不战而退，才有希拉克的“不参战”吧），而中国还正在革命的兴头上，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最高领袖叹息“……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老人家的革命瘾是远远没有过够的，未必不希望来个“动荡中交”。因此当他听到波尔布特的“壮举”时，连声称赞他“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弄得小波更加颠三倒四，回到金边就做了5个小时关于《党的肌体已经生病》的杀人宣言，紧接着金边大迁徙的血雨腥风，一轮又一轮的大屠杀从此就没有间断过。
柬埔寨三朝元老洪森曾明确指出“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
输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中国曾经是一个被输入国，也曾经是一个输出国，我们现在把这条进出口通道掐断了是非常明智的。波尔布特上台前中国对柬共提供的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援助即便都可以不解密，但如果将这头革命怪兽上台执政后45个月内的大屠杀过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掩盖起来，那无疑会贻害子孙，在互联网的时代也是不可能办得到的。美国人做CGP研究，不排除有他们对自己30年前越战期间对越，柬外交政策错误作反省的原因。中国与其让不准确的消息由不正规的渠道传入，不如正视前辈们所犯下的罪愆，用自己的手来斩断罪恶的因果链，为子孙带来福祉。本文作者认为研究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的教训除了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也有人类学的意义。鉴于大屠杀的国际审判至今都未结束（甚至还没有象样的开始），这个课题更应该是世界性的。
多么希望我们的某个大学，某个社会科学院有一天也出现CGP这样的研究项目，只为这个可怕的G（Genoside - 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在我们小小的，可怜的星球上永不再现。
4. 人性与人的天性
伟大的维克多•雨果曾有一句名言--“革命是为了恢复人的天性。”这句话和他另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常常令我感觉自相矛盾。现在我不得不说，雨果还是对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确实是为了，不仅是为了，而且必然会恢复人的本性，只是这个本性是，而且只能是人的罪性和兽性。
上世纪70年代实际上已处在非理性的共产主义思潮在全世界全面退潮的时段内。尼克松已经访华，东西方冷战的铁幕已经撕开。就在和平与进步的呼声渐起之际，革命却以回光返照般的冲动洗劫了柬埔寨，在野蛮和邪恶两个方面击碎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底线并使其看到自己的本相--是谓革命使其回归了的天性--这里不妨暂且叫它作“猿性”。
人性不可能是人的天性。人性是人依靠一种神奇的，形而上的力量战胜了内心的邪恶，战胜了如猿如兽的人的天性后所余下的不多的，却是最为可贵的东西，那就是人道--爱，宽恕和怜悯的能力。
二十世纪是个暴力革命的世纪。这个“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和“辞源中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让我再简约一次叫它作狭义革命。这种革命有可能摧毁邪恶的载体却无法摧毁邪恶本身，最后却将自己异化为邪恶的孪生子，它释放和回归的是人的天性，摧毁的是人性。人性因此在二十世纪遭遇了空前的践踏。
既然世界上唯一一件不变的事物就是“变化”本身，那么二十一世纪我们必将继续遭遇革命即遭遇“巨大的变化”，但那是“辞源中的”革命，让我姑且叫它作广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的革命”，“通讯的革命”以至“公厕的革命”就都不是广告夸张而是正常用语了。
这一天已经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