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设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设想作比较，二者之间一个最重大的差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不同。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是对于一个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一种理论抽象，它舍弃了各种具体条件和因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说还不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现阶段还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特征的论述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做出的科学预测，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源头。它所论述的基本原则，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实践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比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我国现阶段在社会建设上，尽管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不可能完全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更不可能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努力逐步地消除这些矛盾，尽可能地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着力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推进社会和谐。

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设想之间虽有不同，但仍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是“源”和“流”、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源”、共性与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流”、个性与特殊性。实际上，恰恰是二者之间的差异，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填补了经济社会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白。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比较，二者最主要的差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最主要的特征是封闭僵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通过改革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排斥市场的“计划崇拜”、排斥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崇拜”以及排斥民主的“集权崇拜”。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单纯追求民族—国家的建设目标，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下更加注重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建设。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更注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建设，比如让民众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失业补偿、低收入补偿、养老金、残疾人救济金等)，拥有工作，获得健康服务，拥有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住房，享受基本的义务教育，等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否定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始终持扬弃的态度，这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就开始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人也只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但并没有全盘否定苏联70多年对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探索。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肯定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充分看到了苏联共产党所高扬的始终是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所追求的始终是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在苏联的最终实现。正是在借鉴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通过改革和探索，不断突破原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束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在经济领域，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创造既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超越，也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超越。在政治领域，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这是从原有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重大转变。在文化领域，把马克思主义一元化领导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结合起来，创立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格局，实现了从原有缺乏活力的文化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体制的根本转变。在社会建设领域，把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从原来忽视社会建设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相比较，二者最根本的差别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模式不同。从意识形态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尊重并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而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在世界观上是多元论和实用主义。从政治体制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国家政体，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作政治模式，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在政治上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张在资产阶级国体条件下的多党轮流执政。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吸取和借鉴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有益成果。比如，在提倡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绝不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照抄照搬，更不能说我们所走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这实际上是未能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的结果。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党的十七大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正式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全世界宣告，这“社会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次正式命名明确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模式与西方经典资本主义模式

以中国模式与西方经典资本主义模式相比较，二者之间最鲜明的差别是在社会的本质属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道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如何“特色”，但始终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要不要马克思的问题上标新立异，而是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内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通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模式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没有照搬任何一种模式。有西方学者实事求是地认为，中国从70年代后期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农村的落后，东亚经济的腾飞，以及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都使“中国很难照搬任何外国的现代化模式，无论是西方的、东欧的，甚至是日本的模式。中国就是中国，她只能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一种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