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美日同盟关系的起伏变化是影响亚太乃至全球安全形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民主党政权下的美日关系曾因日本民主党政府实施的外交变革而出现裂痕甚至陷入空前的政治信任危机。伴随着美日对中国崛起关注度的提高、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美日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一度陷入低谷的美日关系正在得到全面修复和进一步强化。在东亚地区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探讨美日关系起伏变化的深层原因和长远影响，对准确理解和把握今后东亚安全形势发展以及大国关系的演变趋势，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美日关系、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美国外交、日本外交
一、前言
二战后，在亚太地区多个大国间双边关系中，美日关系一直以拥有相对牢固的政治互信而显示出明显的综合优势。在牢固政治互信基础上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战后美日关系的重要特征。然而，美日关系的这一优势在2009 年日本民主党上台后遇到了巨大的内在挑战，双边关系出现了数十年来罕见的大幅度摇摆和起伏——从鸠山内阁时期遭遇空前政治信任危机而跌入低谷，到菅内阁时期的逐渐修复和改善，再到野田内阁上台后美日举行正式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双边关系的全面修复和进一步提升。从宏观上讲，造成民主党政权下美日关系大幅度起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美日关系本身包含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同时也与近年来东亚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美日两国的战略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中日关系骤然紧张以及美国高调介入东海、南海争端等东亚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客观上加快了美日两国修复同盟关系裂痕和调整其亚太安全战略的进程。
本文将以概述从鸠山内阁到野田内阁时期美日关系起伏变化基本轮廓为线索，着重聚焦鸠山内阁时期美日关系出现信任危机的外在表现，分析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以及菅内阁和野田内阁推动美日关系得到修复的内外因素，揭示美日关系修复与其战略调整的内在联系，展望其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二、信任危机
2009 年，美日两国的民主党以“变革”为口号先后各自赢得大选，组成新政府，形成了美日两国同为民主党执掌政权的新局面。正当美日两国对民主党政权下的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发展充满期待之时，失望和危机却接踵而至。首次上台执政的日本民主党在大力推进各项内政革新的同时，对长期为自民党掌控的外交领域也大刀阔斧地推行变革，而日美双边关系首次成为主要变革对象。在日本民主党政府调整对美姿态和政策的过程中，引发美日同盟关系出现罕见的巨大摇摆起伏，并逐渐演变为美日两国政府和最高首脑之间一场空前的政治信任危机。
2009 年1 月，巴拉克·奥巴马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为了显示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对亚洲地区和盟国日本的重视，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总统即于2 月迎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访美，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首脑会谈。麻生首相成为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与此同时，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于2 月展开首次出国访问，与多数新上任的国务卿不同，希拉里打破以往惯例，不仅将亚洲作为首访地区，而且将日本作为亚洲四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之行的第一站。尽管从表面上看，美方的这些特意安排似乎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但它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对外发出的美国外交战略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最初信号。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2011 年12 月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由于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国务卿都坚信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来说，最重要的舞台在亚洲，因此，奥巴马政府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亚洲优先的外交战略。奥巴马总统最早接待日本首相和印度总理来访以及克林顿国务卿首访亚洲等日程安排并非偶然，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考虑的。[1] 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外交日程安排上的良苦用心真实反映出美国希望对外传递重视亚洲特别是盟国日本的信号，并借此表明美日同盟关系对新形势下实现美国外交战略转移的重要意义。
奥巴马政府上台8 个月后，日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2009 年9 月，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接近三分之二席位的日本民主党，与社民党和国民新党达成三党联合执政协议，组成了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为首相的鸠山内阁。鸠山内阁成立后，开始对日本内政外交进行全面变革。在外交领域，鸠山首相极力倡导以“友爱”精神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主张在构建“对等”日美关系的同时，加强与中国、韩国和东盟各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推动建设“东亚共同体”。[2] 在鸠山首相的积极推动下，构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建设“东亚共同体”成为鸠山内阁实施外交变革的两大亮点。
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美关系上强调对等，无疑意味着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二战后，在日本自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连续执政过程中，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一直被赋予“基轴”地位，不仅受到历届政府的特殊关照，甚至变成了日本进行外交政策调整的禁区。对于历届自民党政权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路线，美日两国政府都早已习以为常，美国方面甚至有自信优越和高枕无忧之感。尽管日本民主党在2009 年8 月的众院选举前公布的竞选纲领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进行外交变革的两大目标，即构建“对等的日美关系”和强化“以建设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亚洲外交”，但这些表态并未引起奥巴马政府的足够重视。正因如此，当上台执政的鸠山内阁真正将外交变革的矛头指向日美关系时，确实令奥巴马政府感到有些始料不及和手足无措。
鸠山内阁对日美关系进行调整的基本理念是实现日本外交的“主体性”与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具体而言，鸠山内阁希望改变日本以往过分依赖和迁就美国的传统外交路线，让日美关系在运营过程中更多地体现日本方面的主张和利益。围绕日方的主张，美日两国的立场和解读相距甚远。从美国方面看，尽管日本要求“对等”的主张理论上无可厚非，但是，它在美日关系的外交实践上并不现实，实际上是一个“终究难以实现”的梦想。[3] 从日本方面看，在外交上寻求构建对等的日美关系尽管困难重重，甚至充满政治风险，但是，对民主党和鸠山首相来说，困难和风险正好是其在外交变革上彰显民主党特色的机会，因而具有值得大胆尝试的现实政治意义。
为了展示民主党政权全新的对美外交理念与政治决心，鸠山内阁成立后立即采取了以下三项令奥巴马政府十分不快甚至有些恼怒的大胆举措：
（1）于2009 年9 月和11 月在外务省成立调查小组和有识者委员会，对以往历届日本政府皆矢口否认的美日核密约等相关问题展开调查，并于2010 年3 月公布确认其存在事实的调查结果。
（2）于2010 年1 月终止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自2001 年以来在印度洋向美英等国的反恐舰艇提供燃油补给的活动。
（3）停止执行自民党政权与美国于2006 年达成的有关冲绳普天间美军机场的搬迁协议，决定在冲绳县外或日本国外另选新址。
从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历史来看，以上三项措施无疑均为“超常出轨”之举，而停止履行日美普天间机场搬迁协议，更令奥巴马政府感到不安、困惑和恼怒。鸠山内阁在对美关系上之所以实施如此大胆的举措，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日本民主党需要在对美外交上显示与自民党的不同，以追求“非自民党”特色来扩大和巩固民主党的国内民意支持基础。战后日美关系在日本外交上拥有的特殊地位与双边关系的非对等性，一直困扰着日本社会。核密约和普天间机场搬迁等问题正是反映这种困惑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日本舆论的主流虽然支持维护和发展日美同盟关系，但对自民党执政时期外交上过分依赖甚至完全追随美国和轻视亚洲的“对美一边倒”姿态则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舆论流露的不满情绪表明，如何实现对美外交和对亚洲外交的相对均衡，同时使日美关系更加对等，已经成为日本社会期待解决的重要外交课题之一。自民党内虽然也有呼吁调整日美关系的意见，但并未上升到党的政策纲领层面。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大胆改变对美外交姿态成为初掌政权的民主党显示其与自民党不同的难得机遇。民主党希望通过否定自民党的“负面外交遗产”树立民主党忠实履行选举承诺的形象，增强民众对鸠山新政权的信任与支持。
其次，鸠山首相以及小泽一郎前党首等民主党高层实力派人物的外交理念是推动鸠山内阁调整日美关系的内在动力。作为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家，鸠山首相本人对同时推进构建日美对等关系和东亚共同体抱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尽管鸠山首相本人并不反对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基轴的主流理念，但鸠山首相更重视在具体外交实践中建立日美对等关系。与此同时，从鸠山首相的立场上看，日美对等关系不仅仅是在日美双边关系层面上的对等，还应该与日本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有机结合。实际上支持鸠山首相外交理念的小泽等民主党高层，明确提出了应在日本、美国与中国之间构建“等边三角型关系”的政策主张。鸠山首相和民主党高层的上述政策主张，尤其是东亚共同体构想招致白宫高层的不解、困惑和强烈不满。[4] 奥巴马政府认为，鸠山首相的对美政策加大了美日两国间的距离，导致同盟关系更加疏远。不仅如此，鸠山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因包含将美国排除在共同体甚至亚洲地区之外的意图，更令美国感到不安和难堪。在美国的反对和抵制以及日本民主党内部不同意见的制约下，尽管鸠山首相和民主党高层的政策主张对探索日本在东亚的作用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第三，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成为鸠山内阁试图实现日美对等关系的突破口。由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是具体左右日美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重要事项，以此为突破口可以取得一石多鸟的效果。鸠山内阁不仅可以通过呼应日本国内特别是冲绳县内要求将基地迁到县外或国外的政治诉求，寻求逐渐缩小驻日美军基地的可行途径；而且能够以敢于对美“说不”的姿态，展现民主党政权摸索建立日美对等关系的政治决心，提高其国内民意支持度。然而，从结果上看，鸠山内阁在普天间问题上的尝试未能成功。
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之所以能引发如此严重的政治后果，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而且在于它直接引发了美日两国政府间空前的政治信任危机。普天间美军机场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区。由于1995 年发生三名美军强奸当地少女事件以及长期存在的机场噪音和安全隐患等问题，美日两国经过多年协商于2006 年达成将其迁至冲绳县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的协议。美国出于重新部署太平洋军力的战略需要，一直期待搬迁协议尽早履行。但是，由于搬迁协议内容牵涉美日两国中央政府、冲绳地方政府以及冲绳居民之间十分复杂的情感和利益关系，其最终履行被一拖再拖。最让美方难以容忍的是，鸠山政府上台后决定停止执行美日两国政府耗费十多年好不容易签署的搬迁协议，宣称将为普天间机场在冲绳县内或日本国外另选新址。
从日本方面看，重新考虑日美普天间协议有其国内合理性和民意基础，因此，鸠山内阁很难只说不做或半途而废。在鸠山内阁因无法确定新的搬迁地址而在日本国内成“骑虎”之势的形势下，美国既不表示同情与理解，也无丝毫退让之意，仍坚持要求日本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奥巴马总统2009 年11 月访日时曾当面对鸠山首相表示，希望当年底前解决普天间搬迁问题。鸠山首相当场以“请相信我”作答。美方以为日方会尽快履行搬迁协议，但日方却一直在重选新址问题上兜圈子，使美方高层大失所望。在普天间搬迁问题上的美日分歧和对立，不仅导致美日政府间的政治信任陷入危机，也使奥巴马总统对鸠山首相的个人信任跌至低点。[5] 2010 年4 月举行的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美日未能举行双边首脑会晤。鸠山首相与奥巴马总统仅仅在与会各国首脑聚餐时交谈了十分钟，这在以往的美日首脑交往中是难以想象的。奥巴马总统的故意冷落，使鸠山首相成为峰会上的“最大输家”。[6] 面对难以收拾的困局，尽管鸠山首相多次以首相宝座作赌注，承诺在2010 年5 月底前拿出解决方案，但由于美方的不合作、执政联盟三党内部意见不统一以及冲绳县内的反基地运动高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鸠山内阁不得不放弃为普天间另选新址的承诺，于5 月底与美国发表共同声明，近乎全盘接受了自民党时期的日美搬迁协议。作为鸠山内阁变革日美关系突破口的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九个月后又回到了原点。面对普天间问题上无法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并引发三党执政联盟破裂的困局，鸠山首相于2010 年6 月被迫辞职。
三、同盟修复
鸠山首相的离职，尽管缓解了美日两国政府紧绷的政治神经，但并不意味着美日同盟关系的自动修复与改善。事实上，在鸠山内阁执政的九个月中，不仅是日本单方面地调整对美关系，美国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或明或暗的对日施压甚至“报复性”措施，使美日两国间的分歧和对立呈愈演愈烈之势。自2009 年鸠山内阁上台后，华盛顿就曾多次向东京施压，要求日本继续实施印度洋供油行动，并尽快实施普天间机场搬迁协议。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迫使丰田公司实施规模空前的汽车召回，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直接和间接地惩戒日本的超一流“形象企业”和日民主党为首的执政党联盟。此外，奥巴马政府甚至有意减少和降低美日高层之间接触和互访的数量与质量。即使在勉强举行的两国高层会晤中，美方也有意使其局限于短时间的礼节性寒喧，或者只重复表明美国以往的原则立场，以此增加鸠山内阁在与美交往上的心理负担。奥巴马政府对日本高层实施的心理战，无疑也对鸠山首相的继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鸠山首相辞职后，菅直人副首相被选为民主党新党首和继任首相，菅内阁成立。由于对美关系陷入危机直接导致鸠山内阁倒台，因此，对菅内阁来说，修复和改善对美关系成为必须面对的首要外交课题。2010 年9 月，菅首相首次访美，在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的首脑会谈中明确表示，“日美同盟是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菅内阁将以安全、经济和文化人文交流等为支柱推动日美关系的深化发展”。与此同时，出于消除美国在普天间和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对日不信任感的政治考虑，菅首相还表明了日本将按日美协议推进普天间机场搬迁的决心，并特别强调他本人虽然赞成鸠山首相提倡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但认为应该构建“包括美国在内的共同体”，并表达了理解奥巴马总统重视亚太的政策以及日本欢迎美国参加东亚峰会（EAS）之意。[7] 菅首相全力修复对美关系的表态虽不足以完全化解美方的对日疑虑和不满，但基本获得了奥巴马政府的谅解和积极回应。从结果上看，菅内阁成立后的首次日美首脑会晤，起到了制止日美双边关系继续下滑和促进首脑间互信关系重建的作用，表明民主党政权下的美日关系经历了九个月的危机之后开始走上了逐渐修复的轨道。
菅内阁之所以急于修改鸠山内阁的外交路线并全力修复对美关系，主要是迫于日本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从国内方面看，菅内阁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快消除鸠山内阁遗留的负面政治影响，维护政权的长久稳定运营。鸠山内阁因与美不和而在九个月后倒台的前车之鉴表明，修复与改善对美关系已经成为菅内阁维持政权稳定持续的重要外部条件。在菅内阁看来，鸠山内阁对美外交之所以短期失败，不仅因为其对日美同盟的价值轻描淡写以及流露出的“脱美入亚”的政治姿态，未能在普天间搬迁等诸多具体问题上避免与美正面冲突也是导致关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菅内阁采取了与鸠山内阁不同的对美方针，即一方面突出强调日美同盟在政治安全上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则在普天间基地搬迁等问题上采取更具弹性的敷衍和拖延策略。对美国国内期待日本积极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问题，则采取回避姿态。2010 年11 月，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菅首相作为东道主虽对TPP 表露积极姿态，但对日本是否参加的提问则避而不答。从结果上看，菅内阁的对美外交策略收效明显，即在普天间、TPP 等问题没有实质进展的状况下，日本较为成功地避免了美国对日不满情绪的持续增大，基本维持了日美关系逐渐改善的势头。
从国际方面看，菅内阁面临更加严峻的周边局势，即如何应对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撞船事件引发的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在朝核问题和绑架问题久拖不决以及天安舰事件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形势下，日本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增强防御力量以应对来自半岛安全威胁的呼声不断增大。然而，日本自身拥有的军事应对能力以及在半岛事务上的国际影响力却显然不足。在此现实状况下，通过强化与美、韩两国的政治安全合作来增强自身的应对能力成为菅内阁的优先选择。在朝鲜半岛之外，菅内阁遇到的更大的国际挑战是撞船事件引发的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2010 年9 月7 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相撞事件。日方以妨碍公务为由逮捕了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中方在多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抗议日本非法抓扣中国渔民的同时，采取了多种政经“反制”措施。中日两国均出现针对对方的游行示威，两国间的情绪对立随之高涨。在内外压力不断增大的形势下，日本冲绳那霸地方检察厅于9 月24 日宣布释放中国渔船船长，围绕撞船事件的中日两国间的激烈对抗终于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
在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政治力学中，中日撞船事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安全效应。一方面它导致近年来相对平稳的中日关系瞬间跌入谷底；另一方面却为日美关系的进一步修复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日本方面看，面对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在钓鱼岛维权方面主动出击行为的增加，日本深感强化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美国方面看，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激化，也为奥巴马政府将日本拉进共同对付中国的战略同盟、重建美日安全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8] 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于9 月23 日在纽约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时表示，“尖阁诸岛（指钓鱼岛等岛屿——笔者注）适用于1960 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 条”，明确了美国有协防日本义务的美国政府立场。10 月27 日，在夏威夷举行的美日外长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克林顿国务卿再次表明了美方的上述立场。[9] 与此同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会谈时也表示，美日两国应遵循安保条约共同维护“包括尖阁列岛在内”的东海海域的稳定。在中日围绕钓鱼岛等岛屿主权归属争端大幅度升温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就同一问题重复进行的立场宣示，大大增强了日本“联美制华”的信心和能力。
2011 年3 月11 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 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使日本遭遇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灾难同时降临的“东日本大震灾”。灾难发生后，美国迅速展开名为“朋友作战”（Operation Tomodachi）的大规模救援行动，先后动用2 万4000名美军官兵以及包括“里根号”航母在内的24 艘舰船和190 架飞机与日本自卫队联合救灾，受到日本全国上下的高度评价。日本内阁府2011 年9 月至10 月间实施的有关外交的国内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的对美“亲近感”上升至82%，创下了1978 年该调查实施以来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无亲近感”也降到15.5%，为历年来的最低纪录。日本外务省分析认为，上述舆论调查结果反映出日本国民对在“朋友作战”中表现出献身精神的美军抱有好感，日本遭遇的空前的自然灾害促使日美两国的关系纽带更加紧密。[10]
四、战略调整
美日关系的修复和改善不仅得到了东日本大震灾、中日撞船事件等偶发因素的客观帮助，更得到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美日亚太战略调整等必然因素的有力推动。如前所述，重视亚太地区是奥巴马政府成立初期就已确定的战略思路，但是，由于对伊拉克、阿富汗等的战略调整消耗了美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实际上在2011 年之前，奥巴马政府重视亚太的战略姿态并不十分明显。2011 年2 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较为清晰地表露出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意图。该报告称，受中国、印度等国崛起以及朝鲜核武开发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挑战，美国在继续加强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保持合作的同时，将扩大与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尼和新加坡等国的军事合作。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发表数月后，美国国务院于2011 年10 月对外公布了国务卿克林顿为《外交政策》杂志撰写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该文章指出：“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未来10 年美国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将是把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11] 克林顿的文章公布一个月后，为了在实际行动上显示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秩序的意志和决心，奥巴马总统以更加明确的措辞与外交行动公开宣示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11 月16 日，奥巴马总统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将在澳大利亚北部城镇达尔文部署2500 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长期驻扎。17 日，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时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付出巨大生命和财产牺牲之后，“美国正在将其注意力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他已经向国家安全小组下达指示，要求把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作为“最优先”的任务，美国国防预算削减不会影响其在亚太地区的开支。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强调，“美日同盟是地区安全的基石”，美国将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盟国的协作，在安全、经济（TPP）以及人权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为构筑亚太地区的未来担负起更大的长期责任。[12] 同日，奥巴马总统还特意访问了美国计划驻军的达尔文。
2012 年1 月，奥巴马总统在五角大楼公布了美国新的国防战略，强调在未来10 年大幅削减国防预算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将确保战略重心向亚太的转移不受影响，并继续保持在该地区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6 月，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时发表讲话称，为了适应战略重心向太平洋的转移，美国将重新实施军力部署，在2020 年前，将目前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海军力量大致5 比5 的比例调整为6 比4，太平洋将集中6 艘航空母舰、大部分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以及潜艇。[13] 在回答奥巴马政府缘何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提问时，太平洋美军司令罗伯特·威拉德列举了三方面的理由：（1）美国欲结束历时10 年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2）为了应对中国军事实力增强等亚太安全环境的变化；（3）因为亚洲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4] 以上理由比较清晰地反映出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真实意图。
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不仅意味着美国自身在亚太地区力量的增强，更意味着美国与其地区盟国之间关系，尤其是美日同盟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早在奥巴马总统堪培拉演讲之前数月，美日两国强化同盟关系的努力就已经付诸实施。2011 年6 月21 日，由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国防部长盖茨与日本外相松本刚明、防卫相北泽俊美共同参加的美日安保磋商委员会（简称SCC 或2+2）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发表了题为《面向深化和扩展的美日同盟：立足于50 年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共同声明，就进一步加强美日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以及全面调整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达成一致。在军事安全合作方面，美日两国达成以下三个方面的谅解：（1）允许美国向第三国出售美日共同研发的海基型拦截导弹（SM-3 Block 2A），支持日本更多参与武器装备的国际共同研发（此项谅解为日本修改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提供了有利条件）；（2）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以及宇宙、公海和网络空间方面的威胁；（3）重新确认了两国已经达成的有关普天间机场的搬迁计划，并放弃了原定2014 年的搬迁时限，将新的实施时间改为“尽早”实现。在共同战略目标方面，声明对2005 年和2007 年提出的共同战略目标进行重新确认和修改之后，提出了多达24 项的新目标。其中涉及中国的战略目标强调，美日两国将敦促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上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全球性议题上遵守国际行为准则，并提高军事现代化与军事活动的开放度与透明度。在台湾问题上，声明对两岸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希望两岸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相关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美日两国外长在2+2 会议上毫不掩饰地指责中国造成东亚地区不稳。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向媒体解释共同声明的核心内容时称，实际上就“等于美日两国公开宣布中国是威胁”。[15] 美日共同声明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美日关系的修复进程。美国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会后发表评论称，在共同战略目标上达成一致表明美日关系已切实回归正常轨道。
如上所述，在中日撞船事件、东日本大震灾、美日战略调整等因素的推动下，美日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取得显著进展，为菅内阁在外交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回旋余地。然而，美日关系得到修复改善的外交成绩尚不足以为菅内阁维系其政权的稳定运营提供坚实帮助。东日本大震灾发生后，菅内阁因救灾不力等问题受到来自民主党内外的猛烈抨击。在愈演愈烈的民主党内讧以及内阁支持率跌至危险的警戒线等诸多内忧中，菅内阁终于无法继续支撑局面，于2011 年8 月底总辞职，民主党新党首野田佳彦被选为新首相，野田内阁成立。
与其前任相比，野田首相对日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明确。2011 年9 月，野田首相首次访美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自己的信念是日美同盟不仅在外交安全领域，而且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其他领域中也是“基轴”。在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野田首相表示，东日本大震灾后，日方更坚定了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核心这一信念。由此可见，野田首相对日美关系的认识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并无区别，民主党对美外交已经完全趋同于自民党。在“亲美”姿态明显的野田首相的直接推动，日本政府不仅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加速推动日美关系全面修复和深化发展，而且在经济领域也作出参与TPP 谈判的政治决断。
2012 年4 月，野田首相正式访美，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联合声明。此次日美首脑会谈是2009 年民主党执政后在白宫举行的首次会谈，而联合声明也为2006 年由小泉内阁和布什政府发表的题为《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之后首次发表。此次联合声明确认美日两国将加强防卫合作，具体落实2010 年日本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的构筑“动态防卫力”和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新国防战略。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民主党政权下一度深陷危机的美日关系得到了全面修复和进一步提升。美日关系的修复和提升不仅受到野田内阁的亲美姿态的推动，也与“中国因素”的增大密切相关。日本共同社评论认为，美日此次发表联合声明的意图在于牵制在军事领域不断崛起的中国，深化日美同盟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16]
由此可见，“中国因素”的不断增大已经成为推动民主党政权下美日关系修复和深化的重要外部因素。从战略角度看，在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如何与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中国维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已经成为美日两国在加强和深化其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野田首相在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提出了开展日美中三国战略对话的建议（在此之前，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曾向中美提出此建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已经启动了应对这一课题的外交行动。
五、总结与展望
美日同盟在民主党政权下经历了从空前信任危机到逐渐修复的过程。陷入危机的原因既有美日政府高层外交理念上的深层矛盾，也有诸如普天间机场搬迁等多年难以解决的具体悬案。尽管在中日撞船事件、东日本大震灾、美日战略调整等因素的推动下，美日关系目前已经得到修复、改善和进一步提升，但两国仍无法彻底清除信任危机留下的裂痕。
近来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迫使美日两国政府不得不担忧普天间悬案的解决前景。2012 年7 月，一直支持普天间搬迁计划的冲绳北部12 个地方自治体通过决议，改变以往立场，明确反对美日两国政府推进的搬迁计划。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正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在冲绳部署直升运输机“鱼鹰”的计划，也面临日本国内的有力反对和抵制。美日在基地问题上彻底消除分歧和对立的现实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在此形势下，未来美日两国巩固同盟关系的努力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部因素的刺激与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