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而东亚安全问题是以海洋安全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影响东亚海洋安全的众多因素中，美日同盟是最重要的一组变量。当前，海洋经济方兴未艾，海洋科技蓬勃发展，海洋空间的价值显得愈发重要。同时，东亚地区海洋力量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且域内海洋争端问题长期存在。美日同盟为实现对地区海洋秩序的长期主导，调整了同盟的安全意向，其海权同盟属性愈发明显，并呈现出针对性、注重军事安全、多边化的特征。这一趋势必然会导致东亚的海洋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应持续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有力回应美日海权同盟的武力威慑;同时，持续表达和平发展信号，并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引导地区海洋秩序向和平、繁荣、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海洋安全；美日关系；海权同盟；海洋强国战略；海上丝绸之路

东亚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域内力量格局产生了剧烈变动。东亚国家数量众多，且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市场体系各不相同。经济发展道路以及政治体制的互异性所引发的国家间的竞争态势在东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历史因素以及地缘竞争压力的催化下，东亚成为矛盾与冲突集中爆发的区域，域内安全环境十分严峻。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安全问题主要有: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俄日南千岛群岛之争、朝鲜半岛危机、南中国海争端等。由此可见，海洋安全问题构成了东亚安全的主体。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也是二战至今对东亚安全塑造力最强的国家。日本是东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传统的海洋强国，二战结束后不久便与美国成为盟友。鉴于此，考察东亚安全，尤其是东亚海洋安全，必须以美日同盟为核心要素展开研究。

一、美日海权同盟的确立:强化同盟中的海权属性

海权同盟是沿海的海洋国家(地区)为了获得海洋权力与利益、制衡海洋威胁、维护海洋安全、增强海权与综合国力、塑造海洋秩序，以正式协定或条约来结成国家同盟，在海洋经济、 海洋安全、海洋法制、海洋文化、海洋环境、海洋科技、海上交通、海洋秩序等领域进行共同的使用、开发、研究、管控、治理等全方位合作的一种国家同盟形式。美国和日本都是亚太地区的传统海洋强国，当前，其战略同盟关系中的海权属性越发明显，已由传统的军事同盟演化为海权同盟，具体表现为:在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海上安全等多个维度开展广泛的合作，维护并扩大双方的海洋权力与利益、预防海上安全威胁、增强海洋控制力，实现以美日主导的东亚海洋秩序的长久化态势。

(一)地区海上力量多极化趋势增强

东亚与西欧、中东一起构成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的快速发展， 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呈现出东进态势，东亚在美国的全球布局中地位进一步上升。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依仗其超级大国的实力优势，在东亚建立起“轴毂模式”的同盟体系，成为塑造东亚 地区安全格局最重要的行为体。以此为背景，美国作为东亚域外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和东亚地区秩序的领导国，决定着东亚安全的发展方向。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也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东亚地区集中了一批数量众多且具备一定实力的地区性大国，当前各国在地区海洋经济和军事活动中的活跃倾向变得格外显著。近年来，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给予了高度关注，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并纳入东西并举、陆海联动的国家总体宏观战略当中。在海洋强国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海上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型驱逐舰以及国产航空母舰纷纷下水入列，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这对维护中国海洋权益、保护国家安全、守护地区和平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海洋经济蓬勃发展，一大批海洋新兴产业和项目工程建成投产，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性、高质量、可持续的新兴增长点。“2018年，我国 海洋生产总值为8.3万亿元，比201 年名义增长 83%。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保持稳定，2011~2018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9%以上，2018年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4%。”

东南亚占据着马六甲海峡、南海等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是把控东亚海上运 输通道的重要地区。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努力实现政治稳定和稳健的经济发展，虽然程度上有差距，但总体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与彼此间及区域外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日益加深。2015年12月31 日，作为进一步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东盟各国领导人宣布建立东盟共同体。另一方面，在该地区，仍然存在着南海主权争端、少数民族问题、分 离、独立运动等不稳定因素，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伊斯兰激进派问题和妨碍船舶安全航行的海盗行为。为了应对这样的问题，东南亚各国除了维持国防和国内的治安外，还努力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以应对恐怖袭击、打击海盗等新的安全保障事项。近年来，东盟在经济快速发展 的带动下，以海、空军力量为中心的军队现代化和海上执法能力正在强化。

由此可见，东亚地区的海洋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曾经由美国一家支配的海洋 安全秩序已经被美国、中国、东盟三方共同主导的多边协调框架所取代。随着中国、东盟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被逐步稀释，只能倚重军事力量 强化其在东亚海洋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为保住“海上霸主”的地位和区域主导能力，美国不断深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加紧前沿军事部署以提升武装力量投送能力。在 2019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声称:中国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削弱印太地区许多 国家的主权。整个地区的国家都呼吁美国在集体行动中持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主权的独立和现有地区秩序。

可见，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美国依然秉持着零和博弈思维，展现出强烈的地缘竞争倾向。随着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转移，美国的地缘政治重心也随之东移，开始不断加强其在东亚海域的军备力量，以提升在本地区的实际存在和控制力。

总之，当前东亚海洋安全环境呈现出新的特征，尤其是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新兴海洋国 家的快速崛起对传统的东亚海洋安全格局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在维护正当海洋权益的过程中必然会触碰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美国依靠自身力量已难以对冲中国快速 增长的实力增量，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美日同盟几经重新定义和调整，不断得到强化，持续对东亚海洋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二)域内海洋争端问题持续发酵

当前，东亚地区汇集了世界上数量最多、性质最复杂的海洋争端和海上安全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俄日南千岛群岛之争、南中国海争端等全都发生于东亚海域。鉴于当前的海上安全环境，一方面，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另一方 面，域外国家的不断介入导致地区海上力量失衡变化加速且愈发复杂化，既存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东亚各国都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地域秩序和扩大影响力为目标，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显著。另外，在印太地区，各国在政治体制和 经济发展阶段上有明显差异，民族、宗教等多样性丰富，安全保障观和威胁认知也不尽相同，安全保障方面的区域合作框架没有充分制度化，海上领土争端和国家统一等历史遗留问题也残留着。

日本列岛在欧亚大陆东部边缘构成一道由东北向西南岛弧链，长度达到 3000 公里，围绕在韩国、朝鲜和中国东部沿海的东北方向，海洋成为保护日本国土安全的天然屏障。“海洋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场所”。日俄之间的宗谷海峡、本州与北海岛之间的津轻海峡和日韩之 间的朝鲜海峡是连接日本海和太平洋的三个战略通道，是亚洲大陆国家通向太平洋的海上要冲，并被视为阻止陆权国家向东扩展海权的战略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价值。“大战略的执行必须在战略权力所能到达的范围之内”。濒海岛国和“资源小国”的自然属性、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使得日本十分重视对海洋的控制，以便谋求更大的战略利益。日本已经形成了高度依附海上贸易和海洋资源的海洋经济，在这一背景下，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持资源进口与商品出口的有效运转，是日本保证生存发展的根本。出于获取更多海洋资源利益的考量，争夺海洋控制权、维护海上权益、扩充海上军备成为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内容。尤其是近年来，日本急切希望通过经济实力促成自身的政治大国地位，积极参加东亚海洋地缘政治角逐，扩大海洋控制权成为日本海洋地缘政治思想的主要表现。

日本 99.9%的自然资源来自海洋，99.8%的国际贸易运输量和40%的国内交通运输依靠海上交通方式达成，海洋水产品是日本国民摄取蛋白质、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的主要食物。海洋经济构成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海洋渔业、沿海旅游业、港口及海运业、海洋油气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岸工程等，是日本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已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产业。目前，港口及海运业、沿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这四种产 业，已经占日本海洋经济总产值 70%左右。海上运输通道的单一性使得日本在资源供应方面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通向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路沿岸国家众多，且不乏海洋强国，如若海上运输线被其他国家所掌控必然会对日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综上所述，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国运与海洋密切相关。本土战略纵深的短板以及四面环海的地理属性使得日本的国家安全必须倚重海洋空间;资源与经济命脉则完全依靠海上运输线。如果失去海洋的屏障作用，日本国家安全将面临毁灭性灾难。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中，日本形成了强烈的危机心理。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在北、西、南三个方向与俄罗斯、韩国、中国都有海上领土争端，且东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演进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危机心理，从而对美日同盟的依附性更为显著。

(三)美日同盟安全意向发生变化

美日同盟建立于二战结束以后，其建立之初是为了防范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其防卫范围限定在本国国土范围之内，呈现出一种防御态势。然而，苏联的解体导致美日同盟最大的 外部威胁因素不复存在。同时，近年来东亚地区海洋格局呈现出多极化态势，且海洋争议问题持续不断，美日同盟在安全意向上有了明显的转变，由过去的防御国土安全变更为主动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美日两国力图以地区内的海洋争端为契机，强化外部介入要素，在各类海洋争端中发挥影响力，以此提升美日两国在地区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继续主导地区安全秩序。

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不断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持续深化与域内国家的同盟关系，倚重同盟体系维持现有霸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多为双边结构，此外还推动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同时注重军事双边性与经济多边性的复合关系。”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构建的众多双边同盟框架中，美日同盟是影响东亚海洋安全最重要的一组 同盟关系。日本作为东亚国家，曾长期依靠“雁阵模式”引领东亚地区发展，在东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同时，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传统海洋强国，海上实力尤为突出，能够承担起联合美国共同应对新兴海洋国家崛起的重任。因此，美国实现其东亚霸权必然要强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特殊的岛国地理属性使得日本经常将结盟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式。首先，日本由于其孤岛特征和多自然灾害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危机心理。在技术条件落后的背景下，海洋是岛国的天然屏障，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航海技术的革新，海洋对于岛屿国家的保 护效能逐步降低。16世纪下半叶，“海上马车夫”荷兰对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增加了日本的危机意识，并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改变了传统的锁国防御思维。其次是依附心理。严峻的地缘格局使日本的危机意识逐步深化，日本意识到很多关键节点上难以独自面对危机，因此产生了一种依附心理，即依靠世界强国的力量保障自身利益。“其所为并非所愿，而是在迫于压力做出的无奈选择”。在当下，日本所处的东亚海洋格局多极化趋势日渐显著，日本在地区海洋力量格局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并且，日本与东亚地区大国俄罗斯、韩国、中国都存在着海洋领土争端，其地缘环境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日本急切希望“在日中之间缺乏军事风险降低机制的情况下，美国在其中通过威慑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借重同盟框架来重塑海洋大国的形象。

以此为背景，2009年6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日本防卫大臣提交了根据美日海权对话会议制定的报告《为安定和繁荣海洋的美日海权同盟:基于美日海权同盟对话的建议》。这份文件确定了美日海权同盟概念的内涵，即“美国和日本这两大海洋国家，在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创造的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海权同盟’的新概念，并将其推向世界成为全球共识，从而促进海洋的和平与繁荣”。该倡议书结合两国意向和地区局势，提出了加强海洋防务和安全合作的要求，还表达了建立松散的海洋国家共同体的构想，并希望将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纳入其中；同时，两国将在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海洋技术与调查研究、保护海洋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最后，美日塑造国际海洋秩序，处理航行与飞越自由、区域资源开发等问题，约束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过分要求，加强美日北极事务合作等。

二 、美日海权同盟的特征:网络化的安全架构

美日海权同盟是在两国原有的同盟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新的同盟形式继承了原有的双边关系结构框架，同时针对当前地区格局变化做出了新的调整，尤其是强调同盟的海权属性，并呈现出针对性，注重军事安全，尤其是海上军事安全，同时表达了强烈的网络化倾向。

(一)开放性表象与针对性实质

美日计划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推进全球海上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美国提出建立“全球海洋伙伴关系倡议计划”，要求日本支持美国倡导的伙伴关系计划，并呼吁调动各国的海上力量进行灾害救助、预防海上恐怖主义、打击海盗、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日本在马六甲海峡维护航行安全的行动正在逐步拓展至印度洋，并且在与美国开展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合作，从而建立多国体系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美国正在加强其对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承诺，同时也在扩大和加深与新伙伴的关系，这些伙伴必须与美国一样尊重主权、公平和互惠贸易以及法治。”美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支持它们对沿海地区的开发与安全维护、环境保护，开展海岸警卫队教育、培训项目，分享海上安全信息。

为确保所谓的国际协调中的海洋安全，美日主张建立结构松散且认同同盟宗旨的海洋国家联盟，邀请西太平洋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参加，与印度保持合作关系，从而确保从印度洋到太平洋间海上通道的安全。虽然表示该组织不排除中、俄参加，但必须要遵守组织的原则。2011年6月21日，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其确认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就是

“鼓励中国为地区稳定和繁荣、全球问题的合作及其遵守国际行为规范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作用”。面对当前复杂且在不断变化的海洋政治格局，美国及其盟国希望与中国进行接触，并在接触中尽可能影响中国的行为，以期通过低调加强威慑，以及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与中国进行更积极主动的高层外交，塑造中国的政策。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明确表示“鼓励中 国领导人与邻国和多边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会谈应包括坦诚和广泛讨论提高透明度的重要 性，以及双方为深化合作、确保稳定可采取的措施，减轻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推动双边合作， 包括可能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安全架构的可行性。”

但是，在应对挑战的方式上，美日两国却在坚持强化威慑性军事力量的同时，还采取加强对话、情报信息共享、多边合作等方式来实现应对。美国在其《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报告中指出:“我们将能够在必要的地点实施海上控制，最好与朋友和盟友一起行动，但在必要时只 能靠我们自己的行动。”为了提升同盟的实际功效，美日强调需要大大增强拓展“海域意识” 和扩展“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与实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 来，美国的同盟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某些方面，朝着可能不利于中国安全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国防部最新一期出版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直接将中国作为防范的目标:“特别是，中国企图通过军事现代化、具有影响力军事行动和掠夺性经济手段来胁迫其他国家，使其在该地区重新获得优势。”美国着重渲染了中国实力增长，尤其是海洋装备现代化对美国 造成的威胁，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自由与压迫性世界秩序愿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而这种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美国着重渲染:“中 国继续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并在与其他声索国的海上争端中使用准军事力量，使南海军事化。”在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对于中国的海上合法维权行为也进行曲解误判:“中国仍在使用胁迫手段，包括动用 海军和准军事舰艇，以强化其领土主张并扩张利益。中国的行为突破了不挑起冲突的底线。在南海，中国继续推进军事化。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已经部署在南沙群岛的前 哨，中国战略轰炸机已经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进行了起飞和降落演习。”并且，报告中将 美国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南海而引发的中美军舰南海对峙事件作为中国威胁 地区海洋安全的标志事件。由此可见，美国主导下的美日海权同盟在海洋环境变化、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出了开放性特征，以期与中国开展合作来实现自身海上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地区海洋安全、域内秩序安排等方面，美日海权同盟却展现出了强烈的针对性。两国不愿接受中国海上力量增长所带来的域内安全结构变革，因而通过海权同盟的方式对冲中国实力上升引发的地区格局变化。

(二)海权性表述与安全性举措

根据海权同盟的定义，同盟各国应在海洋经济、安全、科技、生态、运输、文化等多领域展开合作，构成一个多属性、多领域的全面同盟复合体。但是美日海权同盟却将大部分举措落实在了海洋安全方面，从而忽略了海洋空间其他领域的合作，事实上是传统军事同盟在海洋方向上的进一步强化。

美国2015年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将美国海军的任务归结为以下几点:保卫国家安全，制止冲突，应对危机，战胜侵略，保护海上公域，加强伙伴关系以及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和灾难响应。由此可见，安全问题是美国海上力量所针对的首要问题，其开展的一切海上任务行动都将围绕这个主题，与日本结成海权同盟同样如此。两国一致认为，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美国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卫日本及其管理的领土。然而，随着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美日同盟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无论是打击朝鲜的“无赖行为”，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两国都必须追求具体目标，以保持联盟作为对称优势。在这一报告中，美国详细列举了中国海军实力增长、俄罗斯军事现代化、中东和非洲地区动荡、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所带来的海洋安全环境变化。并提出，美国海上力量应针对这些新出现的海上安全不稳定因素展开行动，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海上安全造成的威胁。

近年来，美日两国不断声明，正在寻求与所有国家合作，反对任何有霸权野心国家的崛起以破坏海洋权力平衡，从而导致安全环境的不稳定。2018年8月18 日，日本颁布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强化美日同盟的具体举措:于2015年4月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中明确写入“确保本 和 平与无缝安全防卫”“ 为地区及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合作”“太空和网络的相关合作”。两国根据《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继续推进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扩大联合收集情报、警戒监视和侦察(ISR)活动，扩大联合使用这些活动据点的两国设施和地区。

美日通过维持、展示强大的海军力量彰显同盟实力，并通过情报收集、侦察和监视来应对紧急事态。日本还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促进美日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美日同盟 和北约是世界上仅有的‘核同盟’——美国承诺在其防御中使用核武器的同盟。”由此可见，两国牢固的双边安全关系仍然是美日同盟的基础。因此，两国认为在跨域作战中的合作、增强联盟能力、提高作战准备和合作应是推进两国国防关系的核心目标。同时美日两国对全球 中程导弹的扩散高度关注，并承诺将共同应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军事装备的提升是强化美日同盟的主要措施，美国将向日本出口F-35、E-2D、V-22 等先进装备。美国欢迎日本增加 国防预算以购买9架E-2D预警机。美日两国对中国、俄罗斯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保持着高度关注，并力争能够左右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以便它们的行动符合美日利益或至少不要损害美日两国利益，确保地区大国力量之间保持有利于美日的军事平衡状态。在美国最新一期发 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重申了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通过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维护美国安全与利益，促使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卓越，保持世界军事强国地位;确保重点地区的权力制衡对美国有利;推进有利于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国际秩序。由此可见，美日海权同盟仍将传统安全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方向，其军事属性在这一框架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三)网络化布局与多变化态势

美日两国认为，来自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和企图破坏国际规则、规范的行为对联盟 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安全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由美日联盟为基础、日益网络化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结构，以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将其独特的盟友和伙伴网络视为“实现和平、威慑和提高作战能力的力量倍增器”。因此，美国正在加强和发展同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架构，以维护基于美国优先的海洋安全秩序。美国在2015 年版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提到:通过与盟国和伙伴的日常和建设性接触，海上合作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海军网络。该网络应当汇集世界上战略目标相同的国家和组织，以应对共同海洋安全挑战。美日两国的构想是，当形成网络化的海权同盟之后，盟国间可进行联合作战，己方海军力量便会更强。通过优化配置各盟国的海上力量优势，使其大于其部分力量简单相加的总和。在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中合作，同盟可以面对共同海上利益的威胁，分担海上安全风险，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球海军网络的强大能力。

在东南亚地区，美日声称支持东盟的中心性和统一，并承诺在东南亚开展多边合作，包括通过联合培训和演习、能力建设、国防设备和技术合作，以及支持包括东亚首脑会议、东盟地区论坛，还有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为支持湄公河区域国家的自治和可持续发展，美日两国承诺将密切合作，支持区域国家应对共同的跨界挑战，包括跨国犯罪和贩运、区域互联互通、能源安全和加强能源系统一体化。

同时，美日还主张包括三方战略对话在内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继续进行合作和高级别磋商，并且认为三方联合演习和能力建设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是亚太地区第一个正式的三边安全机制，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称之为‘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节点之一，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一直在该地区建设这一网络。”在南亚方向，2018年举行了第一次日本—美国—印度三方首脑会议，并举行了“2018马拉巴”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对抗印度2018”联合空战演习。在三国联合军演的基础上，将力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四方接触正规化， 同时寻求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甚至美日两国还欢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日益扩大的区域存在，并呼吁在包括航行自由、港口安保和打击非法船舶转让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美国在其最新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声称:美国在印太 地区面临的挑战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能够解决的范围。美国寻求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由此可见，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不断推进，美日海权同盟也被纳入其中，并且呈现出向多边蔓延的网络化趋势。

三 、应对美日海权同盟:中国的路径选择

美日海权同盟的目标是凭借两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提升与亚太地区海洋国家的关系，组建“海洋国家联盟”扩大海洋控制权并主导亚太地区的海上事务，从而维系由美日支配的亚太海上力量格局及海洋秩序。因此，美日海权同盟将对未来东亚海洋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首要防范目标就是中国，而海权同盟的调整也必然会挤压中国的海上发展空间。美日同盟始终将中国作为“破坏”传统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源，意欲在印太地区构筑封锁中国的海上包围圈，这必然会加剧美日同中国对抗的风险，继而危及中国的海洋权益。因此，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展开战略应对。

(一)坚持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

海权论鼻祖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的斗争、竞争，以及最后酿成战争的暴力行为的一种记述。尽管从广义上说，海权的历史涉及了一个民族依靠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事实上，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在构成海权的诸多要素中，军事因素发挥着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家海洋安全的基石。美日海权同盟的核心是安全问题，构建路径主要依赖海空军事合作，主要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军事装备交易等。这无疑会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海洋安全威胁。美国军事学者杰弗里·克莱恩甚至专门撰文论述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施海上军事威慑的方式，其中包括:通过优越的水下力量，抵消中国依靠巡航和弹道导弹所掌握的反介入力量的优势;动用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拒止中国的潜艇、军舰、后勤舰艇以及商船通过东海和南海的海上通道。由此可见，美日海权同盟会倚重军事力量重新塑造印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海洋安全格局，造成新一轮的地区紧张态势，中国的海洋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基于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属性，行为体往往只能依靠自身力量维护自身的安全。在这一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下，行为体的意向应当被定义为行为体在给定环境中将会采取的行动。如今，美日海权同盟在军事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已经成为中国海洋安全的给定环境，因此，推进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海军现代化已经刻不容缓。按照杰维斯的观点，如果侵略者认为维持现状国家既无实力亦无决心威慑其侵略，那就会产生巨大的危险。这种观点始于侵略国家对维持现状国家进行试探。如果维持现状国家就此退让，它们不仅会丧失与这些具体问题相关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长远观点来看，还会鼓励侵略国家得寸进尺。即使维持现状国家此后认识到自己的窘境，愿意付出较大的代价以求避免更大的退让，也会发现越来越难以使侵略国家认识到这种后来建立起来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状国家只有选择:要么继续退让并因此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要么刀兵相见。在美日出台的多部官方文件中，针对中国的意图依然十分明显。中国海军作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中坚 力量，肩负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海洋战场将出现以下新的特点:首先，海洋战场的作战空间更加广阔 ，将构成水下、水面、空中、太空和网络“五维”战场;其次，信 息化条件下的海洋战争是以空袭和精确制导武器“非接触、非线性、非对”，精 确、快速、远程、猛烈、短时、一体化、空中化——没有或极少单一作战行动为特征。这些特征要求需要在强大的 C4ISR9 系统即指挥、控制 、通信、情 报 、计算机、侦察、监视系统的一体化条件下，多军种的联合作战。在信息战环境下，水下由于其光学可视度低、海杂波干扰效果显著等特点，有利于隐蔽，是中国海军出奇制胜的重要空间;最后，海上战场通常是新式武器装备优先投入使用的场所，在这种作战环境下，战争构成要素不断增多，模块化任务愈发精细，战争的整体进程大大加快，战争决策者要 具备依据这种快速打击能力制订战争计划的能力，这对海战指挥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此，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海洋战争，信息化是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为此，中国国防部于 2015 年出台了新的《中国军事战略》，其中在第四部分“军事力量建设发展”中着重提到:“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 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由此可见，坚持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增强了自身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实力，有效回应美日海权同盟的威胁;另一方面，应通过发展海洋经济，为海军现代化建设提供长期性保障，此外，提供公共产品，带动区域经济互惠，满足美日等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降低美日海权同盟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二)持续表达和平发展信号

和平始终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涵。中国人强调“和为贵”，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强调“和而不同”，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即“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鉴于此，崇尚和平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之中，并造就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热爱和平的高贵品格。儒家强调“以和 为贵”的思想，使得和平成为治国安邦、敦亲睦邻友好之道。鉴于此，中国对自己战略文化的认识没有所谓侵略性的使命。并且，中国“和”文化主要体现在“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三个层面。

(三)积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和多极世界的逐步建立影响了中国在国际政治 中的地位。”中国的发展增加了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西亚、波斯湾是中国海外能源的主要 来源地。自1996年以来，大约60%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不难发现，中国近年来海上贸易指数虽偶有波折，但在总体上不断提高，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开展贸易最重要的物理空间。印度洋、南海、马六甲海峡都是极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中国的能源进口、海上 贸易运输等都极为依赖这些海域航道的安全。然而，美国利用中国对于海上交通线的高度依赖，在航道沿线建立军事基地并加强军力部署，力图实现对于国际重要航道的实际控制以及 我国南海、东南沿海区域的全天候监视，这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安全。

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改良印太地区海洋秩序的重要举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中国推动地区海洋秩序向和平、繁荣、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通过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与美日海权同盟所展现出的针对性与军事化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强调各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互联互通，确保蓝色经济繁荣发展。在商业贸易与文化 交流中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依存度，使各国能够在互利合作中充分理解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意图。而且，在合作中，中国与沿线各国能够加深彼此的沟通与交流，深化互信与理解，消除误解与分歧，抛弃偏见对立，最大限度减少在信号传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错误知觉， 减低某些西方媒体支配话语权后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对沿线国民造成的误导，从而在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形成新的认知相符现象。

四、小结

近年来，随着亚洲的快速崛起，东亚沿海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全球战略博弈和体系重构中的重要性也大幅提升。美日同盟作为影响东亚海洋安全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力量，也在随着东亚海洋安全格局的变化以及两国的自身因素在不断调整。当前，东亚地区新兴海洋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且域内海洋争端不断发酵，传统海上安全秩序亟待调整。美日同盟也因此调整了安全意向，对海洋方向投入了更多关注，期望通过海权同盟的方式重塑两国在地区安全中的地位，继续主导地区海洋安全秩序。在美日海权同盟框架中，对中国展现出强烈的针对意图;在手段上，继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强化同盟军事属性;同时，尽可能拉拢盟国和周边国家加入其中，构架网络化安全体系，以增加制衡资本。在美日海权同盟的桎梏下，未来东亚海洋安全格局的不稳定性将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其表现出的网络化倾向将会对整个亚太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如若多边框架构建完成，将会是冷战结束后对地区安全局势最大的冲击。中国应从未来国际格局变化、美日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及其互动性角度持续关注，及时发现新的动向与特征，以及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优化中国在应对美日海权同盟问题上的路径选择。（有删节，注释略）

作者：肖晞 樊丛维（作者分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2020年第4期《东北亚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