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尼屡次指责中国以欺骗及操纵的手法，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偏低，害了美国。这些言论敌意明显。朋友说是因为竞选政治的需要，当起总统来不会是这样。我明白，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会有这种需要。我不同意罗姆尼的中国观，分点说说吧。”
没有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第一次辩论，但有看第二次，认为可观。内容没有什么新意，但有火花。在那么高的层面、那么关键的时刻，两位候选人有那么举重若轻的表现是难得的，也正好说明作为天下第一强国不是简单的事。我认为奥巴马是个讲话专材：措辞流畅清晰，句法有节奏，这里那里像个诗人，是天赋使然吧。
美国民调显示，第一次辩论罗姆尼大胜，第二次奥巴马小胜。执笔写此文之际，几个民调对总统的选择大约打个平手。我认为下个月的大选奥巴马胜出的机会较高，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要把现任的总统杀下马来很困难：美国历史只出现过三次。其二是虽然四年来美国的经济表现令人失望——有说百分之七以上的失业率现任的很难胜出——但大家都知道四年前出现的金融风暴不容易处理，而今天的美国人东望欧洲，后者的困境远比美国严重，是非常时期也。其三，美国九月分的失业率从八点一下降至七点八，而远为重要的是新房屋的申请建造急速上升。应该是第三次量化宽松(QE3)那孤注一掷的效果吧。
在实践上罗姆尼是个有成就的企业家。虽然他贬低这几年我认为是唯一的对美国经济有明显贡献的经济学者——联储主席贝南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用一个企业家处理经济可能不错。奇怪是罗姆尼屡次指责中国以欺骗及操纵(cheap and manipulate)的手法，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偏低，害了美国。这些言论敌意明显。朋友说是因为竞选政治的需要，当起总统来不会是这样。我明白，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会有这种需要。我，分点说说吧。
(一)我跟进了人民币的发展三十多年，看不到北京的央行有刻意欺骗的行为。自二○○五年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后，央行的汇率政策常有变动，而今天是近于浮动的。在政策上凡有变动皆可作为「操纵」看，但欺骗不可能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或一些行为规律。这些我看不到，看到的是有点发神经(一笑)。不要忘记，周小川先生曾经几次获西方的奖项，最近一次是去年某美国杂志选他为地球的最佳央行行长，要到华盛顿领奖。难道这些奖项是发给周先生的高明骗术吗?不可能吧。
(二)不久前美国联储推出的第三次量化宽松(QE3)，初步效果是好的，也比我事前想象的来得快。这是美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问题是，QE3要有大成，美元在国际上的购买力一定要保持强劲。这方面出师不利，国际币值对QE3的初步反应，是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要求美元对中国货的购买力下降——是不智的选择。是的，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从而增加美元的购买力——会帮QE3一个大忙，其中玄机贝南克应该知道。
(三)我们没有见过顾客要求商店把出售的物品加价，但美国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正好是要求中国这家商店把出售的物品加价。为什么呢?罗姆尼的观点是少买了中国货，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会增加。下文可见，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下，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就业的贡献会是零或近于零。
另一方面，就算人民币升值真的对美国工人的就业有贡献，但此得也，不能补偿美国消费者买贵货的损失。假设失业换来的休闲一文不值，就业增加所获之利要高于进口中国货升价之害，需要的弹性系数不容易存在，而如果算进休闲有所值，就业增加之得是无法补偿中国货升价之失的。同学们可以证出来吗?美国的经济大师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些年美国的政治人物屡次施压要人民币升值呢?答案是他们有利益团体需要维护，而这些团体一般不是失业的人——他们要的是自己的产品可以加价。不同的政治体制需要维护的利益团体不同，这方面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
(四)整个中国不会有一个消费者不喜欢见到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升到一兑一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了。问题是人民币升值，到了某一点大家会变得无费可消!
我不反对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但为恐外人搞事，反对人民币无锚地浮动，何况无锚的货币制度在西方搞了多年也灾难频频。至于人民币要先下一个怎么样的锚才浮动，我解释过多次，皆如石沉大海，不再说了。
这些年我反对人民币升值，源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跟进，知道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作了一次大调整，如果人民币在美国的压力下升值，跟中国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会把中国杀下马来。今天中国面对的形势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那么简单，而是举世参与竞争的廉价劳动人口比当年上升了不止数十倍。
也正如老人家几年前推断的，北朝鲜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了。昔日只几百万人的香港有几项工业产品雄视天下，今天北朝鲜的人口是昔日香港的五倍。论到工业操作，韩国人有令人见而生畏的干劲。他们的意识我们不容易理解，但做厂斗辛苦要斗得过他们不容易，何况朝鲜的工资比中国的低很多。我们没有理由不希望朝鲜能把经济搞起来。
(五)我反对在政治压力下人民币升值是跟美国及西欧等先进之邦的竞争没有关系的：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那些所谓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的投资者不会那样傻，在那里设厂产出玩具之类的物品，因为美国的进口商会改从印度、越南等多个工资比中国低的地区找货源。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位时就清楚明白这一点。实际上，先进之邦采取任何保护政策也不会带来他们今天放弃了的工业的复兴，因为保护既可来也可去，只有愚蠢的投资者会下注于可能是短暂性的保护。
我知道一些北京朋友认为，中国的工业要开始转型：腾笼换鸟是也。我同意中国的工业要朝着科技的向上攀爬，让劳动力密集的产品转给后起的国家造。这方面，中国要学香港当年：工业转型由市场处理。由政府出手强迫这转型肯定不对。君不见，几年前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因为人民币升值及新劳动法的引进，今天变得一片萧条。工业向科技转型不能没有下层的劳力血汗支持着，市场懂得怎样把这些血汗逐步淘汰，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或理论的解释，都不支持北京的朋友对工业转型的看法。
(六)罗姆尼说他会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昨天欧洲某国的发言人也说会这样考虑。如果美国提升中国货的进口税，我会反对中国报复、回敬。但北京的朋友不会像老人家那样想，多半会回敬。这样做是灾难：三十年代的举世经济大萧条就出现了这种「礼尚往来」，使举世的外贸下降了百分之六十，该萧条因而延长到二战。
作为经济学者，我想不出理由反对的，是中、美双方一起撤销所有进出口的关税。这对双方都有利，而纵观今天双方的关税结构，这撤销对美国之利会高于对中国之利。跟先进之邦相比，目前中国的国产汽车的质量太不成话。撤销汽车关税会给一些中国车厂带来大麻烦。汽车进口税昔日是否鼓励了中国的汽车工业，见仁见智，但今天看，此税也，显然是保护着劣质汽车的产出。让「大麻烦」迫使国产汽车大幅提升质量吧。我不相信炎黄子孙会是那样没出息，应付不了。
(七)罗姆尼提到中国的另一项骗术：盗用科技，应该包括盗用名牌吧。说中国多产冒牌货是对的，但对被盗者的祸害可不是那么大。我解释过，手袋与手表之类的冒牌货明显地对被盗者有利，因为前者给后者大卖广告。CD、DVD等盗用显然对被盗者不利，但要杜绝很困难，虽然近几年CD的盗版货大幅下降了。有关当局不是没有执行压制，而是压制不了。盗用苹果、三星等电子产品在内地市场之价约真货的五分之一，但不敢连招牌也盗，且质量差很多，问津者少。
这里最严重的问题，是工商业一般要用的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法律很难保护，在美国本土也难，主要是靠秘密的拥有者自己保护。有注册的发明专利呢?租用合约在中国不容易监管。然而，外资跑到中国来设厂产出，专利的保护——通常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大致上是解决了。不要忘记，发明专利的保护最长只有十七年，加上中国的劳动力相宜、地区政府对外资百般迁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外资跑到中国来。中国也应该万分感激，因为外资协助了中国的急速发展。
(八)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是年十二月在斯德哥尔摩我对弗里德曼说，地球将增加十至二十亿廉价劳动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此前的落后之邦一起开放改革使然也。我说在这个必会来临的局限大转变下，先进的国家还继续大搞福利经济、最低工资、工会约束等，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弗老当时同意我提出的颇为详尽的分析，但他认为经济学说的比较优势定理不可能错，在资源使用的调整后廉价劳力的供应大幅提升会对先进之邦有利。弗老可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这调整会是那样的困难。事实上，二十一年过去，我推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暴升没有错，但先进之邦需要的调整不仅顽固，而且抗拒这局限转变的不利约束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今天纵观天下大势，人口不多而地大物博的国家可以大搞福利经济。像澳洲、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只出售矿物给中国及其他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就足以为生计矣。中东的不幸，不仅因为石油很值钱，而且在地理上过于集中，也不容易找到替代物品，惹来的麻烦无数。
美国呢?虽然人杰地灵，但三亿人口不算少，而头痛的是知识及财富的分配跟着种族走。知识不均与财富不均是不少国家都有的现象，美国的困难是这些不均与种族的不同挂上了钩。种族歧视于是普及。这种歧视对市场运作的不良影响远比五十多年前贝克尔分析的来得严重。今天在上文提到的世界局限大转变下，种族歧视的存在大幅地增加了调整的困难。
美国有关当局善待被歧视的可敬，但歧视的问题驱之不去。我同情经济学大师卢卡斯说的：四年前他投奥巴马一票，是希望奥氏能一口气把种族歧视吹散了——可惜办不到。我认为罗姆尼提出的要人民币升值，要重抽中国货的进口税，解决不了卢卡斯关心的问题。
(九)大约七年前，在上海一间酒吧内我遇到一个美国黑人。倾谈中他说中国是他到过的唯一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这观点是对的，而没有种族歧视减少了很多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麻烦。经济学者历来低估了种族歧视带来的困扰。
中国没有种族歧视，也没有宗教歧视，有的是先敬罗衣后敬人——也属歧视。先敬罗衣举世皆然，但跟美国相比中国来得远为夸张。这样的不幸主要是源于教育出现了问题：学问修养不足，钱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是的，开放改革三十多年，北京的朋友对教育的处理——尤其是大学的处理——使我失望。这方面我曾经痛下批评，不好再说。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举世哗然，但老实说，从潜力的角度衡量，今天老外见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矣。这样说，因为从天生的脑子资源看，炎黄子孙由上苍赐予的脑子不仅属上乘，而且无数。外国的专家多次说中国孩子的智商了不起，而这些年我遍游神州，遇到的小孩子与青少年一律聪明，令人见而生畏。可惜他们没有良好教育的机会。
如果北京能大事改进教育制度，那么凭着上苍赐予的基因与传统的文化，假以时日，在国际的相对上，中国有机会回复到汉、唐期间的优势。这样才够精彩，才够过瘾，才对人类作出有意思有品味的贡献。天天算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或外资的引进，或外贸的数字，等等，不是很有点俗不可耐，很有点无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