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学说在儒家学说中历来占据重要位置，同时儒家道德有较强的对象性，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君子。

在《论语》出现君子的章句中，和“小人”并提的有近19处，如“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一三》），和“民”并提的有5处，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二》）。在这里，“民”和“小人”的内涵基本相同，都是指平民。

可见，儒家道德话语中是存在君子和平民的区分的，而且君子和平民多为对立的关系。这里的君子和平民的分别，主要是一种身份的区别，并不局限于道德评价上的褒贬对立。君子主要指士大夫阶层，既有政治内涵，也有道德内涵；平民指普通百姓。

在对君子平民做出区分的基础上，儒家道德学说主要对君子提出了道德要求。对于平民的道德要求就是成为一名君子，在儒家道德中，没有专门针对平民的道德要求，可以说，平民并没有独立的道德地位，平民在道德地位上依附于君子，在这层意思上讲，儒家道德根本上是君子道德。

儒家的君子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政治意涵，二是道德意涵。政治意涵是政治上的执政者，是有位之人，道德意涵是道德上的贤人，是有德之人。对此，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就曾指出：“君子，谓贤士大夫也。”(《论语集注·先进》)在君子的界定上，儒家思想存在政治与道德的混同。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平等化，人和人之间人格平等，同等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固定的等级、阶级逐渐消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变小。这一过程笔者称之为“同质化”。市场化改革以来，意识中的平等观念在经济生活中得到了再次说明，经济与物质利益的平等意识愈加深入人心。在此过程中，自我意识得到了极大发展，从自我意识出发，经济、政治、道德等领域的平等观念取得全面支配地位，人与人在意识层面的差别日益变小，道德地位上的差距也被抹平，不再有君子和平民的自我区分与定位。

儒家道德中君子平民之分的目标指向是君子，其道德要求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君子，强调的是道德主体性。现代社会君子和平民都变成了公民，而儒家道德学说中，缺少与公民政治生活的对接。儒家道德主体性未能延伸到政治主体性，对此，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同时，儒家道德对平民缺少约束力。同质化带来的结果是，在平等基础上，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君子，所有人都成了平民，平民道德缺失的问题就进一步暴露出来。每一种价值都在自己那里得到正当性的说明，道德失范行为都能得到辩护。这种价值相对主义导致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规范进一步萎缩，平民进一步滑向无道德约束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面向“小众”、面向君子的儒家道德更加丧失影响力。

现代社会中不再具有政治、道德功能上统一的君子角色，而是由不同群体来扮演不同角色。政治意义上的君子往往由职业意义上的公职人员担任，但其职业道德不具备传统意义上君子对社会成员的道德引领作用。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主要由知识分子来担任，但这种担当不够充分。因此，现代社会也已经不具备传统意义上政治与道德合二为一的君子。这一变化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儒家传统中，君子身居政治与道德两重属性，儒家道德自然要对官员提出道德要求。儒家提倡“有德者有其位”，而实然的历史事实却是“王者有德”。我们赋予有位者过多的道德期待，助长了有位者在道德上的傲慢，带来的结果是有位者经常把道德纳入他的治下，政治反而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这是长期以来儒家学说发端于君子角色的一个弊端。

其次，在儒家道德中，君子是平民的榜样，儒家道德的示范作用是依靠君子引领出来的。如今，君子的角色已经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平民的道德失去了目标参照。就此而论，君子的消亡恰恰给儒家道德带来了两方面的打击，一是主体道德难以建立，二是道德失去参照，这两方面都构成了儒家道德的时代困境。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