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不揣浅陋，笔者对有关问题有些思考和观察，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
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
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参加WTO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WTO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采纳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规则。离开这个立足点，我们无法理解和坚定执行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
查阅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这个文化内涵就昭然若揭了。“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权利的确认，是为了“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如果不讳疾忌医，中国人应该敢于坦率承认，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各国中即使能找到有关思想的闪光，也仅是与大局无补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晶。
以中国来说，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专制体系，是与个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
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
1．明末清初，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而以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而告终。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 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
2．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1793、1816年）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
3．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
4．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蜕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
5．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怨沸腾，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据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为5百多万），接踵而至的是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6．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尽管莫名其妙的干扰仍连绵不断，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说的语汇。
这个过程留给人们的启示是：
1．以制度来说，各个国家的现代社会是大同小异的。
2．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东方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无可讳言，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这是事实判断，顾准等人早就指出：假设可以自行转型，是不值得讨论的假问题。
3．接受或抗拒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是17世纪以降世界性的课题。这是关系国家盛衰和国民福祉的生死选择。中国是在20、21世纪之交才大体作出无法逆转的选择。迟滞、曲折来自过时的本国传统文化的阻力。
总结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尽管把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实际还非常艰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
笔者断言19、20世纪之交，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标志着中西文化论争的终结，也是指制度文化而言。至于那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这里不存在终结与否的问题；而且有些文化遗产，需要严格保护，根本不存在更新问题。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
跟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如何看待多元文化？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都在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无论从起源和现状看，说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完全符合实际。在发达国家，保障多元文化体现着对不同民族公民平等权利的尊重。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问题往往与民族独立的诉求紧密相连。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明显的正当性。
不过，同任何问题一样，多元文化也有它的特定边界，不必要的超越，可能走向谬误。
第一．进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以后，多元文化的正当性，大体仅限于非制度文化领域。如果在制度特别是基本制度领域，不适当强调保留民族特性，往往成为抗拒改革的藉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目前许多东方国家仍在泥淖中打滚，说到底，就是冲不破传统的桎梏，不愿勇敢地接受普世性的制度文化。
第二．不应以多元文化为藉口，抗拒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的自由权利至上。普世性的制度文化（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正是围绕公民个人自由及其保障而获得正当性，并上升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都与是否接受这些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
如果上述两条边界可以接受的话，困扰文化讨论多时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会迎刃而解。
海内外学术界热衷于从民族传统中寻找自由、民主的传统。有些中国学者进一步冀图证明中国文化有特殊的救世良方，可以治疗西方现代社会的痼疾；加上有些西方学者推波助澜，对民族性的强调更成为一时风向。
愚意以为，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
1．东方各国国家独立后，无论经济起飞或者困顿，都会经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阶段，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文化青春期现象。只有民主、法治健全和经济彻底融入全球化以后，这种狭隘情绪才会逐步消解。
2．民族文化研究青春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夸大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19世纪以降中国屡见不鲜的西学中源说和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是其中两大流派。
3．不能低估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我国宪法把外来的马列主义规定为指导思想；我国政府毅然决定参加WTO，而朝野波澜不惊；都证明中国人有宽广的胸怀。那种认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不顺利应该归罪于不注意传统的论调，是文人学士不恰当援引洋人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假设后想当然的产物，经不起严格推敲。
4．中国正处在需要在从社会管理到企业经营，从军事、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个层面全面输入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就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警惕别把弘扬民族文化变成构筑民族文化自我封闭的堡垒。
中国文化的改造无法回避
总结19、20世纪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一个必须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是文化、学术积累不足的中国知识阶层，往往要在面对世界性的难题时作出自己的选择。走错一步，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在这个领域，特别需要的是冷静、理性、自由争辩。
从20世纪之初开始，既缺乏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经验，又没有系统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的孙中山就鼓吹“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其文化底蕴直接渊源于《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的描绘，加上一个美国三流经济学家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设想。
20世纪一个世界范围的论争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在频频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在苏联蓄意掩盖真实情况和大肆宣扬计划经济的成就的背景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几乎异口同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的道路。张君劢、张东荪、马寅初、翁文灏……无一例外！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坚定不移维护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哈耶克。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的传统。
中国也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
说到底是中国没有牢固树立公民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服从君上等臣民思想却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等人好不容易引进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国民革命中被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拦腰打断！
广义说来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萌发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屡扑屡起，但迄今没有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按照建设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衡量，中国文化的土壤是贫瘠的。输入先进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国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
2004年7月
原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作者授权燕南网络首发。
